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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之前，由于长时期的革命式和“继续革命式”的动员，中国转型成为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指导一切，衡量一切。这里指的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动员型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再次接受了市场。此前，市场被视为仅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容许市场存在的。但邓小平一代领导人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邓小平看来，市场本身没有意识形态成分，它只是人类创造财富的一种工具。因此，资本主义可以利用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市场意识无疑符合历史和现实情况。历史地看，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时期，中国的市场存在并且相当发达，只有在很短的几段时期里，政府采取敌视市场的经济国家主义政策。
从现实看，除了苏联与东欧一些国家，市场也存在于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之下。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并把它写入宪法，执政党因此完成了意识形态的转型。从全球化角度看，这一转型既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前提条件。很难想象，在计划经济意识形态下，中国如何能够实现和世界接轨并走出去呢？直到今天，还有少数拒绝市场经济的经济体依然流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
应当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转型指的是官方层面的意识形态。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中国社会越来越表现为多元化，对市场的看法和态度也千差万别。有相信市场经济的，也有不相信市场经济的；有市场经济获益者，也有市场经济的受害者；有鼓吹完全市场化者，也有鼓吹消灭市场经济者。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力量不时地通过不同途径表现出来，并且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尽管执政党及其政府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力量的影响，内部对市场的看法也不见得总是一致，但市场已经获得了意识形态上和法律上的合法性。
无论是社会层面多元化的市场意识形态，还是政府内部对市场化的不同看法，分化本身是现代化的重要象征。无论东西方，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一致性”，而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多元性”。用“多元一体”的概念来形容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现状是比较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