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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混合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演变而来，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混合经济体制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主要有三个来源。
一是国有企业领域之外的领域，大多从早期的个体户发展而来。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在当时都是个体户。乡镇企业尽管从所有制上说属于集体，但也是个体户这个群体的一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大多数乡镇企业在往后的日子里通过改制而演变成为民营企业。
二是民营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民营化把诸多国有企业转变成为民营企业。当时推行被称为“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政策。因为当时很多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下，不能有效推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把大量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民营化成为各级政府为自己“减负”的有效手段，即“放小”。同时，各级政府开始重组重要的国有企业为大型的企业集团，即“抓大”。直到今天，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基本格局就是在“抓大放小”政策下形成的。
三是外资。外资进入中国之后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简单地说，西方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就是通过外资实现的。因为受体制的制约，外资进入中国后与国有企业并没有多少合作，大都是和民营企业进行合作。经验地看，通过外资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具有坚强的生命力，因为这些企业往往是技术型的，并且对接国际市场。当然，很多企业已经和外资脱离，变成完全的本土企业。就与西方的关系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从来就没有与国际经济系统地接轨，这既是体制之故，也是因为西方对中国国有企业抱有意识形态的政治偏见。而通过外资成长起来的这部分民营企业从一开始就和世界经济相关，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是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和世界经济接轨的主力和抓手。这一点自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以来看得非常清楚。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政府一直千方百计地与中国经贸脱钩，但并没有成功。经验地看，中国的国有企业和西方经济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关联，要么被迫脱钩，要么主动脱钩；美国和中国脱钩不成主要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功劳。在国际经济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中已经展现出非常强的韧性。
全球化直接促成的这些经济面的变化也促成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制度变化或者现代化。正如今天所见，尽管中国的变革没有在制度和人的层面导向西方化，但就中国本身的历史而言，全球化促动的现代化无疑是全方位的。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