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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时，人们对学习记忆术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经院学者（中世纪的学者）利用古典记忆技巧来讲授宗教和伦理。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以训练记忆为由，向中国人传教。他们宣称，记忆能直击心灵，牢记过去是为了能在当下和未来谨言慎行。此外，意象在唤醒恶和善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传教士在布道时生动描述细节的原因。听众很容易记住这些画面，从而激发内心对天堂的渴望和对地狱的恐惧，并且牢记教会的教诲。
16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朱利奥·卡米洛（Giulio Camillo）因“记忆剧院”而声名大噪，据说它能唤醒人们对遗失的神性的记忆。卡米洛没有简单地描述一个想象中的剧场，而是构思、设计并建造了一些真实的木制剧场，在意大利和法国各地展出，激发了当地人极大的兴趣。剧院的中央舞台大约可以容纳两人站立；观众席上安置了华丽的圆柱和神像，代表着“心灵所能想象的一切和隐藏在灵魂里的一切”。卡米洛声称，要想记住一篇堪比西塞罗的演讲，只需“在脑海中”把关键内容贴在剧院里的神像和柱子上。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重拾对古典传统的兴趣，并在人文主义探究精神的驱动下，对记忆、艺术和科学的兴趣日益高涨。记忆术不再专属于宗教——事实上，钟摆摆了回来——有些人甚至认为它们是魔鬼的杰作。朱利奥·卡米洛（Guilio Camillo）、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等记忆理论家，承袭了柏拉图的理论，认为人类通过记忆能超越生与死，靠近神灵。他们认为，人们通过记忆能理解上帝的心灵，解释自然的秩序。卡米洛发明了一系列精美的“记忆剧场”，而布鲁诺则认为达到神性的关键在于心灵的构成方式和它所铭记的内容。布鲁诺发明了许多记忆系统，最终完成了一系列记忆轮（memory wheels）。这些轮子被视为宇宙的缩影，展示了恒星和行星的运行轨道。
布鲁诺把艺术、语言和科学的符号放在记忆轮上，利用感官联想把与这些符号相关的图像和事实记忆在脑中。当他观察天空时，就回忆起与之相关联的图像，他就这样在大脑中不断地建立所见世界的秩序。布鲁诺被贴上异教徒的标签，在1600年被执行火刑处死。随后的几个世纪里，科学的发展让记忆术不再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兴趣，然而记忆术的使用却从未消失。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人们试图了解世界的运作方式，而发现自然和人类思维背后的和谐系统便是重中之重。于是，记忆成了生物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人们致力于探索大脑记忆的奥秘。这种对生物科学全身心的投入，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追求创造力的记忆术，优秀记忆力标志着高智商的观点也就此开始动摇。
19世纪，记忆与其说被视作一种神秘的精神现象，不如说被看作是一种能通过机械学习和重复事实填满的“空容器”。维多利亚时代私立学校的教师普遍认为，通过重复和背诵就能把知识灌输到学生的头脑里。死记硬背成为当时教育的基本学习方法（某种程度上，这种学习方法对今天的学校教育依然很重要）。这反映了一种不走捷径、努力学习的美德，同时也反映了想象力在科学和工业显著进步的时代遭受的巨大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