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政变

关于1851年12月2日的那场政变已有大量描述，记载了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王子如何成为法兰西最高首脑并且在一年后当上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然而，就导致这一重大事件的过程和原因而言，总是有着各种说法，若在此给出一个官方版，就显得有些滑稽了。有的时候，即我在场时，拿破仑三世会对我或周围其他人谈及那次政变，谈到自己“合理当选，使法兰西步入法制化轨道”。我在下文所写的内容都是基于我和拿破仑三世之间的谈话、拿破仑三世与其他政变参与者的谈话，以及我在阅读材料时做的笔记——虽然我有限的记忆不断地在这些卷宗中被唤醒，但我不是仅凭这些记忆写下了这些文字。我知道一个人的记忆往往具有欺骗性。说到这里，我想起拿破仑三世经常说的一句话：“我经常发现自己被记忆欺骗。当读到或听到一些话语时，我总觉得似乎读过或听过——事实上，我根本就未曾接触过它们，也不知道它们是否正确。然而，当讲起这些话语时，我竟会毫不犹豫地相信它们是正确的。所以，就像不要信任你的妻子一样，不要信任你的记忆。”说完后，拿破仑三世一脸古怪地看着欧仁妮皇后——拿破仑三世总是喜欢开这样的玩笑和说些幽默的讽刺故意逗欧仁妮皇后。由于在公众场合表情严肃而淡漠，导致那些不太了解拿破仑三世的人认为他反应迟钝，而在亲信眼中，拿破仑三世阳光灿烂，富有魅力，也没有人比他拥有更多的朋友和更少的敌人。

1851年1月24日，立法议会选出全部成员后，内阁成立。这个内阁维持了三个月后，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这位共和党的总统决定满足公众的舆论需求，从立法议会的成员中挑选人来组成新内阁，并且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更加紧密地团结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1851年4月4日，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让老牌法兰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奥迪隆·巴罗担任首相并且负责新内阁的组建事务。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只为自己的朋友们保留了司法和财政部门相关的职务，把其他职位留给了其他人。然而，奥迪隆·巴罗最终失败了。奥迪隆·巴罗的朋友希望新内阁中不存在总统的支持者——虽然世人不知，但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因此，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决定组建一个新内阁。新内阁保留了上个内阁的一些成员，吸纳了一些有能力的新成员。1851年4月5日，后来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参议员的查尔斯·圣-佩韦提议对总统投不信任票。然而，议会这些疯狂的行为只会给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增添力量——所有那些希望国家秩序井然的人都开始渐渐远离了议会中的骚乱分子，并且信任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在之后的岁月里，拿破仑三世经常与对自己忠心耿耿——特别是在那段时期帮助他实现抱负的朋友们交谈。有一次，拿破仑三世曾说道：“阅读那些关于我和我的政策的文章、宣传单、演讲及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后，人们可以获取很多信息，导致说出的话和写出来的文字往往有很大矛盾。”拿破仑三世常常引用阿道夫·梯也尔的话——虽然阿道夫·梯也尔从来就不是他的朋友，但他的评价很客观——阿道夫·梯也尔说：“原本与议会关系亲密的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现在孤身作战，不仅没有议会的支持，而且反对议会。然而，与议会脱离关系既没有削弱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实力，也没有让他感到羞愧，甚至没有使他生气。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有着超强的自制力、坚韧的毅力和独特的性格优势，而这使他获得了地位和朋友。没人会质疑这些话，因为这显而易见。”“阿道夫·梯也尔也不总是完全正确的。”回忆完这段时，拿破仑三世习惯性地露出微笑。

当时，人们普遍要求修改宪法，想要延长总统的任期。根据宪法，立宪议会可以在1851年5月28日受理延长总统任期这个问题。早在1850年，发表在《宪法报》的一系列文章就唤起了新闻界对这件事情的关注，而关于这个话题的民意也开始明确。“渐渐地，微弱的火光变成了大火苗。”拿破仑三世后来说道。赞成延长总统任期的请愿书开始遍布整个法兰西。事实上，运动如此激烈，导致内政大臣觉得亟须压制一下改革派的狂热。与此同时，虽然法兰西当局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负责收集请愿书，但很多请愿书都通过人民代表直接上交至立宪议会。极左派，或称“山岳派”，以违宪为由驳回了这些请愿书。然而，反对者们最后被迫在大势前让步。从1851年5月5日至1851年6月30日，上交至议会的请愿书不少于一万三千二百九十四份，共计一百一十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五个名字。在这些签名请愿者中，有七十四万一千零一十人祈祷宪法得到修订，而另外三十八万两千六百二十四人毫不犹豫地要求修改宪法以便延长总统的任期。到1851年7月底，请愿书的数量已达到三十万份之多，并且只有五百二十六份请愿书反对修订宪法。由于某些计划受到公众干预修宪这一事件的影响，有些政党指责这是政府在故意施加压力。然而，1851年9月后，在八十五个政府部门中，有八十个部门通过其理事会或部门立法机构呼吁立宪议会进行宪法修订。智者们认识到这个国家确实要进行改革的事实——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朱尔·阿曼德·斯坦尼斯拉斯·杜弗尔、奥迪隆·巴罗及那些并非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朋友的人都承认人民想要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继续执政。每个人都意识到，如果法兰西要重建秩序、权威和政府，那么政府就急需改革——无论是由议会议员来做，还是由行政机关来做，都必须通过有力的、坚定的手段使法兰西从复杂的形势中脱身。虽然对于改革的特点或实现手段的意见分歧很大，但各种计划实际上殊途同归，都违反了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三年执政期间遵守的宪法。呼吁公众的这个主意非常合适，并且得到了阿道夫·梯也尔、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查理·德·蒙塔朗贝尔、德·莫特马尔伯爵、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及路易·马修·莫莱伯爵等各方人士的支持。那些在几个月后批评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人应该牢记这些事实。

第一个确切的建议来自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1848年12月的民选几乎立即使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拒绝承认这是一场政变，宣称这只是为了增加宪法的声望，而不是摧毁宪法。此外，如果必要的话，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甚至准备在奥迪隆·巴罗的协助下解散立宪议会。在这些动荡的日子里，因为有骑兵第二团的支持，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走得比别人更远。作为大将军，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有必要谨慎行动。1849年1月，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自愿加入帝国的伟大军事力量的重建工作。1849年1月29日，巴黎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中——解散议会的提议在民兵和社会主义者中引起了躁动。1848年6月，遭到挫败的起义军想利用这次恐慌直接进行政变。然而，政府早有警觉，并且立即采取了措施——巴黎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个钢铁铸成的鸟巢。这个举措十分有威慑力。暴徒暂时不敢轻举妄动。作为此事的指挥者，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和某些人都想到——建立帝国会是建立稳固政府的最可靠的方式。如果建立了帝国，那么煽动者会得到遏制，而所有的法兰西人都会拥护新帝国。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虽然起初反对使用暴力手段，之后提及当时的事情时，他说道：“我反对任何对法律机构的攻击，希望避免采用极端的手段。极端手段对拯救社会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比起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温和，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感到遗憾和惊讶，并且不止一次表示：“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错过了一个拨乱反正的绝佳机会。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再也不可能遇到这么好的机会了。”如果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说服了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那么不仅法兰西第二帝国就能提前三年建立，而且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后来也不会对帝国另有看法。正如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后来所说：“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很了解怎么在问题得到解决后让我生气。”因此，1851年的1月10日，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自然而然地被免职并且被剥夺了作为巴黎卫戍司令的指挥权。

为了重建强大的政府，另一位重要人物阿道夫·梯也尔同样支持修改宪法。像往常一样，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微笑着说：“但他绝不是为了帝国主义政府。”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言外之意是阿道夫·梯也尔只是在为自己考虑。阿道夫·梯也尔第一个违宪的想法就是把总统的任期年限延长至十年。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说：“我们猜想，阿道夫·梯也尔先生将不断地推迟执行该计划，直到他当上领袖。就像其他很多人一样，阿道夫·梯也尔明白替换内阁可不是朝夕之事。”阿道夫·梯也尔的想法吓坏了议会团体，尤其是那些执政党人——他们一直以来都认为总统制会对共和国构成威胁。阿道夫·梯也尔常说，如果让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十年总统，那么他就不会对权力再有欲望了。议会领袖们误以为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知晓这些计划。实际上，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解决政治弊病的想法与此不同——早在1849年10月31日，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就已明示了。当时，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清楚地表明是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而不是议会——统治着这个国家。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这个政策否定了修宪的建议，而阿道夫·梯也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只好遵从。

路易·马修·莫莱伯爵也有过政变的念头。路易·马修·莫莱伯爵毫不犹豫地向那些愿意倾听的甚至那些不愿听取意见的人宣称：作为一个行政部门，议会根本无法建立一个稳固的政府。路易·马修·莫莱伯爵虽然在1851年曾强烈反对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政策，但1850年，尤其是在共和党于巴黎的那次决定性的选举之后，似乎也坚信重建帝国的必要性。1850年3月，温和的党派们陷入了恐慌中。路易·马修·莫莱伯爵说：“我们必须复辟帝国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混乱中挣脱出来。”在回忆时，拿破仑三世也曾提到这句话。

虽然为了使政府维护社会秩序，有人向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提出复辟帝国，并且起草了计划，但这种同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团结一致的精神并没有持续很久。温和党派的一些领导人绝不会完全放弃他们之前的信念——他们和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团结一致是因为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处在社会大变革的中心位置。在路易·马修·莫莱伯爵主持的一场会议上，所有的不安达到了极点。1851年9月，在路易·马修·莫莱伯爵的查普莱觉克思城堡举行了一场会议。在查普莱觉克思城堡，与会人员虽然讨论了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连任，设立两个立法机构，以及制订一些抵抗社会党的策略，但没有制订明确的执行方案。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虽然很欣赏这些先生们的良苦用心，但没有严肃对待——事实上，整个计划不久就支离破碎。

与此同时，行政部门和议会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起来。秩序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慎重，仔细地考虑不与宪法相悖的最佳解决办法。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支持政变的，只是关于政变应该采取何种形式想法不一。保皇党们希望通过以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指挥这场运动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而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考虑一些细节性问题。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仅知道自己可以指望议会的三百成员的帮助，而且心里明白一点——他不想被右翼分子欺骗。

报纸也加入了这场混战。民主派媒体反对任何形式的修宪，而保皇党杂志则表示，只要修宪对君主制有好处，保皇党就会接受。然而，保皇党中的奥尔良派反对修宪，认为修宪只可能对帝国主义者有益处。在所有的巴黎报纸中，《辩论》杂志坚决赞成修宪。难怪在这样的混乱中，拿破仑三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需要的是行动而非空谈。“我已经做了我所做的一切了。”——在那段时间里，拿破仑三世的谈话常以这句结束。

另一个修宪的大阻碍来自宪法的第三条规定，即任何修宪的行为必须有四分之三的议会成员投票赞成——在七百五十名议会成员中，如果有两百人反对，那么修宪就不能继续进行。“宪法修订方案将不会通过，”当时，共和党的一位重要编辑放话说，“因为我们党派在众议院的势力足够强大，完全可以阻止其发生。”事实证明，这位编辑是对的。

与此同时，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决定要在一系列公共演讲中和人民谈谈这个问题。这些演讲记录真实存在。下面的文字就是来自这些演讲记录，而不是当时的出版物——媒体的出版物不总是正确的。虽然这些记录揭示了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内心的真实想法，但即便有机会说，有一些想法似乎也总是对公众说不清道不明。

1851年6月1日，在法兰西的第戎，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演讲中有这么一段：“党派之间的钩心斗角、攻击和论战不符合当下的法兰西局势。法兰西人民既不希望回到旧政体——无论它以何种形式伪装自己，也不希望进行这样一个致命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尝试。因为我是这两种形式的天敌，所以国家信任我。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如何解释人们忽略所有恶意争论却对我如此善意呢？此外，我想说，当这些论战的矛头都指向我时，正是这种善意抚慰了我。如果我的政府没能完成我们希望的改革，那么就是因为一些党派让我们的议会和政府的努力都付之一炬。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一直都很赞成消除混乱。过去，当着手改变人们的命运时，我遇到的只有阻力。而现在，我们已经开启了政治时代的新阶段。法兰西上上下下都在签署要求修改宪法的请愿书，而我满怀信心地等待着国民的呼声和议会的行动——我确信这是出于对大众福祉的愿望。如果法兰西认为，不先问过其子民的投票，没有人有权力决定法兰西的命运，那么我想我做到了。事实已经证明，自从掌权以来，我总是把社会福祉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而最不公正并且暴力的攻击没有使我抓狂。无论国家赋予我什么样的责任，我都会忠实地执行——你们可以放心，法兰西不会在我手中灭亡。”

这番话，让不少被社会主义煽动分子进行的秘密活动搞得不胜其烦的省份心安了不少，也安抚了所有的守法公民，驱散了人们的噩梦。议会中那些意图掌权的人，绝对不会把权力交到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手中——他们都是在说谎。这些人做出了很多回应，而其中之一是1851年1月刚被撤去巴黎卫戍司令一职的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1851年6月，也就是政变的前几个月，在某次公开演讲时，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说：“军队和大家一样，不希望看到法兰西沦为暴政政府暴虐和耻辱的牺牲品或被暴政政府的执政官们主宰。没有人能让我们的士兵向议会发起进攻。无论是一排，一连，还是一营，都不可能受到诱导并且犯那样致命的错误，而那些试图影响他们并且让他们这样做的人会发现自己大错特错——我们的士兵只习惯于服从军人的责任与荣誉。法兰西代表们，继续你们的和平讨论！”

修宪的准备工作还在议会中进行着，而负责此事的是委员会主席亚利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先生。1851年6月25日，亚利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发表了一篇报告，并且于1851年7月中旬就此开展了一场辩论。在此期间，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仅继续四处演讲，而且所到之处都很成功。这是1851年7月1日他的一篇演说的记录：“因为对这个国家的救赎符合并且自由地表达了人民的意愿，遵从了我们的宗教信仰，所以我敢毫不畏惧地展望这个国家的未来。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殷切希望国家强大的声音压倒所有的反对声音，让大家团结一致。这场会动摇国家根基的革命如果既不能根除旧思想、旧麻烦和陋习，又会给国家留下一堆废墟，那么将让人非常难过。”

1851年7月6日，在博韦给女英雄珍妮·阿谢特的雕像揭幕时，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表了一场演说。根据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笔记记载，他曾说：“在国家的危急关头，天意往往会让一个人成为所有人得到救赎的工具。就像圣女贞德一样，珍妮·阿谢特只是给法兰西人展示了一条通往荣誉和责任的道路，并且让法兰西人踩在她的肩膀上前行。1806年，拿破仑一世恢复了早已被遗弃多年的庆祝博韦突出包围的旧俗，而这么做是因为在他看来，法兰西不是一个虚构的国度，不是诞生于昨日，不是仅维持一个时代，不是束缚于单一政党的国家。经历了十年的革命后，在这个国家持续了八百年的君主制依然强大，正在努力融合新旧制度，而其国民都为荣誉而不懈奋斗，无一例外。”

从此以后，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仅决心继续，而且更乐意采用连任的方式做国家元首——这就必须修订禁止连任的宪法。议会的辩论进行数日之后，修改宪法的提议被否决了，而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也看到了自己不能以这种方式继续掌权。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也看到，宪法虽然没有被修改，但受到了致命一击。漫长的讨论清楚地表明，如果各个政党根据自己的意愿提出修订方案，那么宪法修订案将难以被表决通过。总而言之，虽然大部分的议员和国民希望修订宪法，但按要求，必须有四分之三的议员投票赞成才能通过修宪。这使问题得不到解决。“胜利者是那些反对延长任期的人，”有一天，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这样说道，“然而，我的敌人不满足于就此停手，依然紧咬着我不放。”事实上，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了政府批评请愿书的政事活动。“然而，”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接着说，“国家迅速对这个令人尴尬的谴责做出了冷静而庄重的回应——这让我印象深刻，久久不能忘怀。这对法兰西和其他国外公众的舆论也有很大影响。”1851年8月，此次投票表决后，总理事会——或称部门立法机关，举行了一个夏季会议。散会之前，总理事会中的大部分人通过了许多涉及当时的热点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八十五个理事会成员中，八十人站在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立场，并且支持修订宪法，三个人对此不予考虑，而另外两个人持反对意见。在这八十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宣称修订宪法是为了共和党的利益。“如果这不是对建立一个帝国的鼓励，那还能是什么呢？”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做了这样的评价。这场受人欢迎的投票是总理事会成员此次行动的压轴部分——他们比议会更早接到通知。

议会中的斗争正在升温——演讲越来越频繁。似乎是因为夏天不仅提前到了，而且很热，所以议会停开任何会议，并且休会直到1851年11月初。然而，法兰西公众和总统的头脑没有做片刻休息。那时候，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开始为即将发动的政变做最后的准备。有一天，路易斯·朱托尔特·德·拉莫西埃对一位朋友说：“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找到自己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后，政变就要发生了。这个人无所畏惧，就在阿尔及利亚——如果你在陆军部看到圣阿诺德，那么政变即将到来。”这个预言很快就成为现实。

与此同时，骚动在不同的政党间蔓延。那些政党领袖们似乎没有察觉到议会在国民眼中的可信度下降和国民希望建立一个更集中、更强大的政府的事实，而且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越来越有威望，成了国民的希望。这些政党领袖们似乎也没有听到社会主义煽动分子四处散布的蛊惑人心的谣言——1852年将是属于掠夺和谋杀的年份。这些政党领袖们闭上眼睛、塞住耳朵，一心寻找总统候选人！虽然其中一些提名机构是认真的，但另一些则是幼稚的，甚至提出让一个瓦匠的副手马丁·纳多德来当总统候选人。最荒谬的是，法兰西著名的《公报》的主编投票选举出亨利·德·拉·伊尔扎克林为总统候选人，而亨利·德·拉·伊尔扎克林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旺代叛乱中的一个反共和派的将军的儿子。共和党推选出了卡诺——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战事大臣。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似乎怕被世人遗忘，提名自己为总统候选人，并且同时巴结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却最终两头落空。

一天，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说道：“奥尔良派选择了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德·奥尔良为候选人。正统派也没碰到一个好候选人，只能选择我。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意识到，自从和我分道扬镳后，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和我在一起时，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做我的得力助手，并且在国家处于动荡无序状态的时候负责捍卫政府权威，而从不再追随我那一刻起，他就不再被别人需要了。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成了一个反叛者、无事可做的将军，只能等着事情出现转机。”谈到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德·奥尔良时，拿破仑三世这样说道：“首先，因为他曾被流放，所以这是违反宪法的。此外，这会引起波旁家族的又一次分裂，并且使奥尔良家族产生新的分支。他如果成功当选，那么就必须进行一场改革，而这场改革将会谴责他父亲曾经的政策和王位。如今，一家重要的媒体竟然报道了他的提名——这可真棒。难道没有必要矫正这一团糟的事情吗？”

议会又开始正常运作了。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和自己的追随者提出的第一项措施是废除选举法——这是一种受限的选举权——代之以普遍的男性选举权。经过一场漫长而激烈的讨论之后，最后的投票结果显示，七百五十人中的大多数反对这项措施。从此，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成为普选权的捍卫者，而共和党是其反对者！然而，这“大多数人”的错误并没有在这里终止。愚弄公众之后，“大多数人”也如法炮制地对待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议会还提出一项决议：给予议会议长对军警的指挥权以便保护议会的安全——这将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这项决议没有被执行，导致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为此发动政变的打算也延期了——如果这项决议通过，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将立即发动政变。“这也许是最好的方法。”得知议案无效之后，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这么说道。

爱丽舍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警觉。所有旁观者都清楚，这场权力之争即将达到高潮。议会的各个政党都想成为独裁者，而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已万事俱备，只等着决定哪一天采取行动。当然，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十分需要军队的支持——对此，他不仅已期盼许久，而且确信能得到军队的援助。因此，政变前的那个夏天，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进行阅兵时，骑兵团实际上并不服从将军的命令——他们想要高呼“总统万岁”。自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担任总统以来，士兵们列队走过时形成了一个传统，那就是会高呼“拿破仑万岁”。因为议会指派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命令士兵们终止这种行为，所以在后来的阅兵中，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亲自上阵监督，而步兵团只好执行军令，默默地列队走过。刺刀兵团列队走过时挥舞手中的刀剑，向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示意。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故意装作不高兴，而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被调去了另一个军事部门——这次事件自然引起了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和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之间的摩擦。“此刻，我需要的不是将军，”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说，“我只想要得到普通士兵的支持，所以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的倒戈无法对我构成严重打击。”

那段时期，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仅经常花很多时间在圣卢克宫附近骑马，而且频繁在乡间骑行。有一天，骑马回来后，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面带微笑，向官员叙述了一件趣事：“一些领主如果今天和我在一起，那么将会对他们政党的未来感到无比忧虑——骑马走在葡萄园间的一条陡峭的小路上时，我遇见了一个工人。那个工人显然是一个椅子修理工。我打马靠边，并且让那个工人先过。那个工人放下担子，跟我打招呼道，‘请稍等，先生，我要告诉您一些事。我听说，议会那边的议员们不欢迎您，但我们欢迎。我们知道您爱护工人。那些议员们必须记住，我们选了你。应该有人去告诉他们，第一眼看见您的时候，我们的怀抱和胸襟都为您打开了。’为了强调这些话，那个工人用力地把拳头放在我的膝盖上。当我经过时，那个工人大喊：‘您可以信赖我们！’事实上，我一路上遇见的所有普通人都停下来向我脱帽致敬。那些领主们如果觉得他们能赢过我就大错特错了。可惜的是，当那些领主意识到的时候，一切都为时已晚。”

很早之前，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就深受法兰西下层民众欢迎。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常常喜欢讲发生在1848年7月26日，即休战期间的一个小插曲——那时，在尤金·卡瓦尼亚克的默许下，发生了一场暴乱：“当一个想阻止这场暴乱的女人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正和朋友穿过圣安东尼奥城郊的路障。‘看您衣着华丽，戴着浅色手套，拄着手杖，与其在这里漫无目的地闲逛，还不如帮我们把这面白旗立起来。’她说。‘你说得很对，女士。我来看看自己是否能帮上忙，让一切重新井然有序。如果我能帮上忙，那么我将会很高兴。’于是，我脱下手套，把手杖交给朋友，将倒下的旗子捡起来重新插入洞中，并且用四捧沙土把它夯实。然后，我戴上手套，拿回手杖，在那位女士的欢呼和赞美声中继续前行。”

确保政变成功的不是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广受普通人民群众的爱戴，也不是军队里普通士兵的支持——虽然这些确实功不可没，但给这位谨慎的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勇气，让他将政变付诸行动并且获得胜利的，是他一众能力超群、英勇忠诚的朋友。而在这些朋友中，圣阿诺德应放在首位。圣阿诺德在此次政变中的卓越表现，很好地解释了当初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为何全力以赴地争取他的帮助。

弗勒里是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手下一名忠心耿耿的陆军少校。弗勒里在阿尔及利亚服了十四年兵役，清楚地知道每一名对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有用的官员。弗勒里曾在圣阿诺德手下任职，而当时圣阿诺德并不看好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于是，弗勒里被派往非洲，并且肩负着改变身在非洲军队的圣阿诺德的立场，确保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时圣阿诺德能提供强有力支持的特殊使命。弗勒里建议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派遣圣阿诺德对一些反抗的部落发起远征——一来可以给圣阿诺德一次脱颖而出的机会，二来好向圣阿诺德说明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心思。弗勒里还被派去会见军政大臣雅克·路易·兰登。雅克·路易·兰登很乐意退位让贤，并且对弗勒里说道：“请转告王子，圣阿诺德取代我的位置后，我不想再回来搅这趟浑水，只想回到阿尔及利亚担任总督。”这正合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意——他本来也没打算让雅克·路易·兰登参与接下来的政变。之后，弗勒里匆匆赶往非洲，而不久之后，卡拜尔远征就开始了。圣阿诺德担任指挥官，而弗勒里被命令随军前行并且受到了圣阿诺德的热情迎接。一开始，弗勒里虽然没有提及自己的真正目的，但会时不时地提一下议会和行政机构的矛盾，而一旦时机成熟，他定会向圣阿诺德说明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遭到保守派反对的总统候选人，此外，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唯一能胜出的机会就是得到军队的支持。吃饭的时候，弗勒里也不忘提及这个话题以便观察圣阿诺德的夫人的反应。一开始，弗勒里感到焦急——这位婚前姓德特拉塞格涅斯、与比利时最显赫家族关系不浅的夫人不仅似乎倾向于保皇党，而且对圣阿诺德的政治主张影响不大。后来，弗勒里发现自己的认识是错误的——这位对自己的丈夫无比忠贞的夫人希望将来也能分享丈夫的军功章。圣阿诺德的夫人对弗勒里说她愿意帮忙说服自己的丈夫。“需要我帮助的时候，你尽管开口。”有一天，圣阿诺德的夫人如此说道，并且安排了弗勒里与圣阿诺德见面。圣阿诺德欣然说道：“让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任命我做将军，而其他的都交给我就行。我们还得挑个闲暇时间好好商议商议。”

在圣阿诺德的交际圈子里，弗勒里遇见了许多英勇的军官，包括德·普雷斯、德·塞勒科特、艾梅·加斯帕德·德·克莱蒙特·唐纳雷、布瓦耶和德·查瓦瑞尔等。这些军官都由衷地想加入效忠于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队伍。在康斯坦丁，弗勒里再次遇见了旧相识博斯凯。在回忆那段人生时，弗勒里写道：“我刚认识博斯凯时，他才刚从理工学校毕业。博斯凯虽然有着坚定的共和观念，但因为野心勃勃，所以他的政治主张总是被忽视。我迅速觉察到他的尴尬处境，并且做了这样的打算——我如果劝说圣阿诺德失败，就向博斯凯伸出橄榄枝。事后，我也了解到，博斯凯十分乐意跟我们合作。事实上，博斯凯对没有加入我们深感遗憾。谈到时局时，博斯凯不仅曾毫不犹豫地放言‘混乱的时局唯有靠利剑来扫平’，而且十分乐意由自己来当这把利剑。”

远征军迅速出击，不到两个月就降服了抵抗部落。在此期间，弗勒里不离圣阿诺德左右，并且总是不断地提及自己的使命，而圣阿诺德也对他做出了承诺。弗勒里圆满完成任务，并且回到法兰西向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汇报。之后，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迅速褒奖了圣阿诺德在远征中的英勇表现，提拔他为总督，并且公告不久后将在巴黎表彰其功绩，而首都每日的新闻也不断提及圣阿诺德和他在非洲立下的功勋。抵达巴黎时，圣阿诺德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爱丽舍宫为他举办的庆功宴上，圣阿诺德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当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带他去剧院时，圣阿诺德比剧院的演出更加引人注目。不久，圣阿诺德便被任命为军政大臣。为了进一步提高圣阿诺德的威信，非洲军队中的许多优秀将领都被召回，包括弗朗索瓦·马塞兰·德·康罗贝尔、德·阿布若威尔、德·洛梅尔、查尔斯-玛利-埃斯普里特-埃斯皮纳斯、雅各布·弗朗索瓦·门如拉兹、雷诺和其他英勇的将领，都成为拿破仑三世身边忠诚的人。在回忆人生的这个阶段时，拿破仑三世说：“后来，我发现，在关键时刻，军事首脑可以被委以重任。”

现在把目光转向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身边的人。首先是德·佩尔西尼伯爵让-吉尔伯特·维克托·菲林——他是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伦敦流亡和布洛涅惨案等人生低谷时期最信任的朋友。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简洁地概括了德·佩尔西尼伯爵让-吉尔伯特·维克托·菲林的性格：“德·佩尔西尼伯爵让-吉尔伯特·维克托·菲林很热情——可能还有些狂热和不稳重，然而，毋庸置疑，他一生都忠于我和我的事业。如果所提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德·佩尔西尼伯爵让-吉尔伯特·维克托·菲林会坦率直言或直接向我抱怨。”

弗勒里和德·佩尔西尼伯爵让-吉尔伯特·维克托·菲林引起了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对查理·德·莫尼伯爵的注意。查理·德·莫尼伯爵是荷兰王后奥尔唐斯·德·博阿尔内和查尔斯·约瑟夫的私生子——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查理·德·莫尼伯爵非常聪明，有进取心并且精力充沛，曾经踏足外交界，也经过商。就政治上而言，查理·德·莫尼伯爵虽然有波拿巴主义倾向，但当时与奥尔良的王子们及其精神领袖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谷佐特先生相处和睦。1848年的革命使查理·德·莫尼伯爵倾家荡产，而正当他犹豫何去何从时，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势力开始兴起。1849年，查理·德·莫尼伯爵决定进入素不相识的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交际圈。对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而言，查理·德·莫尼伯爵在政治上与上流社会的地位非常有用——他们二人都察觉到了这一点。在第一次和查理·德·莫尼伯爵见面时，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和蔼热情，却也仅限于握握手而已。虽然查理·德·莫尼伯爵希望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能更放开些，但不仅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还不确定是否应该与他深交，而且查理·德·莫尼伯爵犯了一个错误——对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出身刨根问底。我们应该记住，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从来没有承认查理·德·莫尼伯爵是他同母异父的兄弟。尽管如此，两兄弟还是很快了解了彼此，建立了稳固的“政治亲密关系”，结为同盟并且保持着对彼此的忠诚直到他们二人去世。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和查理·德·莫尼伯爵开始细心地互相了解。

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矜持性格总是让他不能敞开心扉。听取建议时，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从不做任何承诺——他喜欢平衡，并且很少完全受一个人的影响。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会从几个或者善意的或者有用的或者巧妙的主意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并且根据自己的风格加以改变。查理·德·莫尼伯爵发现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仅很欢迎自己，而且有问题经常咨询自己，便梦想着把自己的意愿施加给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喜欢屈服于任何形式的压力。查理·德·莫尼伯爵是一流的政客，知道如何等待机会——如果等待是必要的。查理·德·莫尼伯爵充分意识到做事太急切或者建议太激进就是在拿自己的影响力冒险。查理·德·莫尼伯爵从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周围的人，如德·佩尔西尼伯爵让-吉尔伯特·维克托·菲林，弗勒里，埃德加·内伊伯爵等人那儿得到暗示——这些人都对这位未来的大臣很友好，并且因此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现实中的处境，明白采用什么有技巧的、聪明的手段可以赢得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信任。这个计划非常有用——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逐渐向查理·德·莫尼伯爵敞开了心扉，之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查理·德·莫尼伯爵也感受到了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魅力。查理·德·莫尼伯爵成了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密的朋友和忠实的追随者，而不再只是一个狡猾、八面玲珑的政客。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仅手里又有了一张王牌，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定自己会在即将开始的重要游戏中更胜一筹。

议员们也亮出了自己的王牌——由于预感到政变即将发生，议员们策划了许多反对“危险的王子”的计划。通过秘密渠道，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得知以阿道夫·梯也尔为首，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为军事指挥的一帮人正在酝酿一场阴谋。当时，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对马姆斯伯里勋爵说：“他们想要抓住我，把我关进文森斯地牢里。”后来，他还曾对欧仁妮皇后说：“在这场危机中，我更喜欢主动出击，而不是无力地被议会推着走。关于1851年政变的大部分讨论纯粹只是宣泄一些无聊的情绪。当安抚措施失效后，政府总是采取这些极端措施。没有人会忘记公约带来的暴行，盟国与路易十八的严厉措施 ，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以及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议会把军事权移交给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提议。即使是在新生的不发达国家，这些也不是政变的全部。丧失国土时，人们会因失去自由而大声疾呼。然而，这正是人们都想要做的。1851年的事情是一个障碍赛，我第一个进入，而其他人根本就没有进入！这就是他们和我的区别。1793年，联邦制在各省取得胜利，而公约就是一个罪犯，是个人自由的敌人，它将允许通过采取非法手段获得权利。查理十世如果当时没有流亡，就会迫使这个国家去接受这些公约。然后，查理十世会被指控煽动叛乱，而他的大臣们会被关进哈姆堡垒里。相反，他们不会将错误归咎于那些引起暴乱的人——雄心勃勃的《国家日报》副主编，以及假装不在乎名誉却打算伺机从他堂弟那里谋得王位的第二十代奥尔良公爵菲利普。1870年9月4日，如果左派代表遇到了来自捍卫皇权者的阻力，或者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喀提林事件 给我们带来的耻辱，我们难道不会认为这些成功者就是叛乱分子、坏公民和叛徒吗？然而，这些人的努力却成功了——帝国政府本应该被捍卫的人支持，却被宣布为有罪的。按照这个规则，1852年12月2日的行动只是当时情况的自然结果。”

虽然一些历史学家告诉读者政变轻而易举就获得了成功，但事实并非如此。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表现出来的耐心、毅力和勇气说明他的品格不总是得到尊重。当人们认为所有的行动都准备好了，只需要等待时机——而且是最关键的时机时，圣阿诺德似乎会让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和他的支持者失望。这是政变事件的最初情况，也与大家知晓的不同。事实上，历史学家根本就没有对公众提及某些细节——整个计划仿佛故意被小心谨慎地推迟，并且推迟了很长时间。

整个计划本定在1852年9月17日完成。正式同意承担和执行任务后，圣阿诺德请求休假几天以便拜访居住在波尔多附近的母亲。由于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要在1852年9月4日于爱丽舍宫召见他，圣阿诺德答应在这天之前回来。圣阿诺德虽然如约、准时回来了，但没有去爱丽舍宫，而是给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寄了一封信。在信中，圣阿诺德要求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放弃他们两人之间的承诺，并且恳请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要再指望他。爱丽舍宫自然怒不可遏。德·佩尔西尼伯爵让-吉尔伯特·维克托·菲林和查理·德·莫尼伯爵清楚地表明他们被激怒了，而弗勒里也心烦意乱。虽然受这次打击影响最大的是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但他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失望。“我很确定最终会发生什么，”后来，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多次说，“我觉得这只不过是推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事后证明我没有错。”

后来，一位当时的参与者在私人文件中说：“我们担心一切都要重来。如果有轻率的举止，那么一切都可能失败。虽然议会仍在休会，但常设委员会代表了这个委员会。这个常设委员会由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把控，而他可能知晓一切情况。巴黎警察局局长卡莱尔来到爱丽舍宫，说话时非常谨慎——显然，他已经放弃了这个计划。在巴黎指挥部队的本纳德·皮埃尔·马格南摇摆不定，声称如果没有圣阿诺德的帮助，他就不会采取行动。为了打消公众的疑虑，当天晚上，在德·佩尔西尼伯爵让-吉尔伯特·维克托·菲林和弗勒里的陪同下，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去了法兰西剧院。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虽然内向，但非常冷静，并且通过发表有力的讲话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虽然对圣阿诺德的态度非常严厉，但并不像对自己的随从那么严厉。”

“这是叛国罪！”德·佩尔西尼伯爵让-吉尔伯特·维克托·菲林大声说。

“虽然他们放弃了我，”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回答说，“但没有他们，我也会独自骑马去见部队。”

“不，这是不可以的。”包厢里的一个人说，“您虽然很有个人威望，但千万不可以这么做。”

“有两件事要做，”另一个人说道，“把军政大臣的办公室交给巴拉盖·海耶尔负责，然后派博尼法斯·德·卡斯特拉指挥巴黎部队——这两位军官对你都很友善。如果他们拒绝提议，那么你就去圣克卢宫，并且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时机。”

巴拉盖·海耶尔和博尼法斯·德·卡斯特拉的确拒绝了提议，并且给出了充足的理由。失望的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决定在1852年9月15日隐退到圣克卢宫。然而，在隐退之前，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请弗勒里去见圣阿诺德，并且与他坦率地交谈。

“我认为离开圣阿诺德是一个错误，”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很理智地分析道，“就好像我们已经和他决裂了。莱夫洛、尤金·卡瓦尼亚克及玛利-阿方斯·贝多等对我有敌意的人可能会把圣阿诺德拉到他们身边——当然，他们只能做到这一点。”

与圣阿诺德几分钟的交谈打消了所有这些恐惧。

“我与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解除承诺的意思是这样的，”圣阿诺德说，“在我看来，行动的时间尚未到来——议会正在休会，而这个国家很安静。如果现在行动，我很担心法兰西的各个部门都会反抗。”

“常设委员会正在监视全国。政变正在酝酿之中。”弗勒里回答说，“议会休会结束后，采取行动也不会那么容易。”

“我不这样认为。”圣阿诺德立即说道。圣阿诺德承认在访问波尔多时，他的母亲给他指出了很多危险。谈话快结束时，圣阿诺德这样说道：“告诉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仅在政变的必要性方面，我的想法没有任何的改变，而且我对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感情也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只不过是在行动的时间方面有一些分歧而已。当你要求某个人从屋顶跳下时，你必须让他选择如何跳下及何时跳下。”

回到爱丽舍宫后，弗勒里立即向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重复了这次对话。几个小时之后，圣阿诺德和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开始进行深度交谈。谈话的结果是，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承诺把圣阿诺德放在战局的首要位置，而圣阿诺德承诺在政变发生时绝不失败。然后，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隐退去了圣克卢宫，并且在那里接待了许多政界朋友，改善了城堡和附近园子的状况。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平静的脸上没有丝毫忧虑，极好地体现了他的自控能力。与政变的准备工作相比，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这种性格更加重要。

我们一直认为政变的五个主要行动者是：查理·德·莫尼伯爵、德·佩尔西尼伯爵让-吉尔伯特·维克托·菲林、毛帕斯、弗勒里和圣阿诺德。众所周知，1852年12月1日夜晚，爱丽舍宫举行了一个招待会，然而，大家都不知道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比客人们想象的还要紧张——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必须尽力隐藏自己的顾虑。当然，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友好、热情地接待了许多来访者，而他这次的外向表现经常被人们提及。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说：“安静有时比好动更让我厌烦。”在他的人生中，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客人离开后，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和自己的朋友们举行了最后的会议，然后才下达了“继续前进”的命令。在这次会议上，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个人生活节奏不快，但事件的进度很快，而他早就觉得政变即将来临。“我要做的就是坐下来，耐心等待，”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说，“或者至少，我不应该加速——不应该加速让关键时刻来临。”因此，在这个最后的会议上，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这个圈子里最沉默的人。从朋友们的话中，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觉察到，他们相信时机已至并且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后来的拿破仑三世，即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曾就此事说：“那时，我相信可以下令发动政变。”

1852年12月2日上午，得知事态进展时，在位于阿尔杰街的家中，拿破仑·热罗姆对自己的邻居加维尼先生讲了一些泼凉水的话。“我对我的堂弟——热罗姆·波拿巴之子拿破仑·热罗姆做的事感到愤怒。”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用十分粗鲁的言辞向所遇之人表达了这个观点。波拿巴家族的这位成员虽然有才干，但不善于控制自己。拿破仑·热罗姆好奇心强，天赋极佳，本可能对未来的皇帝有很大的帮助。有人曾对我说：“他与伟大的拿破仑一世长相相似。”“是的，”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补充说，“但我的堂弟常喜欢‘做鬼脸’，而这让他们看起来不那么相像。”

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叔叔，即年老的前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波拿巴的行为则截然不同。听到发生的事后，住在荣军院的热罗姆·波拿巴穿上制服，骑马去了爱丽舍宫。在爱丽舍宫，热罗姆·波拿巴受到了自己的侄子的热烈迎接。1852年12月2日10时，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驱车从爱丽舍宫出发。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左侧是热罗姆·波拿巴，而后面跟了很多随行人员。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一行到达部队，并且受到了热烈欢迎。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曾说：“我特别感谢我尊敬的叔叔热罗姆·波拿巴——特别是在无法预见事情结果的情况下，他总是给予我及时的支持。热罗姆·波拿巴会毫不犹豫地为了我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是真正的拿破仑。总之，热罗姆·波拿巴竭尽全力帮助我恢复帝国。1860年，热罗姆·波拿巴去世了——这是我遭受的最艰难的打击之一。我感到自己和热罗姆·波拿巴之间的所有联系都不复存在了。从那一刻起，我似乎开始有了一些道德方面的缺陷，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行为。必须记住的是，我总是从热罗姆·波拿巴的思想和行为中得到一些感悟——他当时已经病了好几个月了，即将去世。后来，热罗姆·波拿巴的去世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随着第二帝国的到来，我向热罗姆·波拿巴展示了我所有的荣誉。我经常去热罗姆·波拿巴在巴黎皇家宫殿举行的招待会，那里有个优雅精致的小院子。欧仁妮皇后喜欢热罗姆·波拿巴的陪伴——他的生活经历丰富，谈吐非常有趣。”

拿破仑三世曾说欧仁妮皇后很享受热罗姆·波拿巴的陪伴，而这样的话让热罗姆·波拿巴感到高兴。欧仁妮皇后不仅相信这个长辈，而且也信任他的儿子拿破仑·热罗姆。然而，我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也谈到了这一点：拿破仑·热罗姆的脾气非常坏，不仅在政治和宗教事务上比较鲁莽，而且野心勃勃，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对欧仁妮皇后的敌意——拿破仑·热罗姆对自己不再是王位继承人而感到非常恼火。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欧仁妮皇后与热罗姆·波拿巴的关系，许多陈述都不属实。一些编年史专家说，因为对参议院主席、荣军院院长和一大笔养老金不满意、没有得到政府的要职，以及当拿破仑三世临时离开法兰西时没有让他摄政，热罗姆·波拿巴对拿破仑三世心生怨意。还有人表示，令热罗姆·波拿巴特别失望的是，拿破仑三世在意大利指挥战役时，摄政权被委托给了欧仁妮皇后——热罗姆·波拿巴对此公开表示了不满。也有人说，当意识到自己“提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时，热罗姆·波拿巴发现“他的侄子劝自己的妻子和大臣不要理会他的建议”，导致这种不满更多了。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错误的。1859年5月16日，热罗姆·波拿巴给自己的侄子拿破仑三世写了一封信，击碎了这些闲言碎语，而这在很久以前就是公开的秘密了。可以说，不仅欧仁妮皇后一直和热罗姆·波拿巴有着最愉快的关系，而且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热罗姆·波拿巴抱怨过拿破仑三世、欧仁妮皇后或者政府——他们都很尊敬热罗姆·波拿巴。这是因为热罗姆·波拿巴不仅有自己的优点，而且是伟大的拿破仑三世的叔叔，也是两届帝国之间唯一的直接联系。

关于此次政变，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留下了亲笔写的备忘录：

“我的敌人宣布，在我消灭他们的那一刻，他们就会消灭我——他们以为老百姓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在去监狱的路上，敌人的领导人希望通过向‘街上的平民’发表演讲来激起他们的同情。然而，他们发现这些平民百姓完全毫无反应——我确信情况就是如此。虽然他们认为自己比我更了解实情，但事实表明，我比他们更了解法兰西的真实情况。由于得到了这些明理公民的赞同，法兰西推翻了这个可恶的政权。

“1852年12月2日，正在准备商店开业时，圣安东尼郊区的工人们看到一些政治犯经过。工人们虽然表现出了一些好奇心，但仅此而已，没有企图进行营救，而一些乐观的囚犯认为平民们会这样做。事实上，议会已经非常不受大众欢迎。右派代表和共和党想联手来对付我，却欺骗不了任何人。他们虽然想推翻我，公开策划反对我的计划，但不敢付诸行动。我主动采取了行动，并且先发制人。他们认为没有人敢大胆地向议会下令，而如果有这样的命令，那么士兵们也不会服从——他们又一次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事实表明，在军中，没有人不服从我的命令。敌人断言全体法兰西人民将团结一致维护宪法。不幸的是，他们仍然判断错误。

“巴黎人民确实没有以同样的精神阅读我的宣言——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大多数劳动人民不仅认为我的宣言是重建普选权，而且很少关注后来被各方领导人抨击的‘违反合法性’一词。这些劳动人民被议会的绝大多数人视为敌人，而其中大部分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发现右派反对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并且相信右派正在策划君主复辟，然而，由于认为我已经折断了右派的羽翼，他们对此并不担心。此外，巴黎人民对中产阶级十分怨恨。巴黎人民认为这些中产阶级对他们毫无怜悯之心，并且没有必要担心我和‘那些无情的中产阶级之间’的争吵。巴黎人民的总体意见在拉格朗日代表的话语中得到了很好的总结。1852年12月2日早晨，被下层人民视为敌人的阿道夫·梯也尔、尼古拉·安·德奥杜尔·尚加尼耶等人被捕，而拉格朗日民众大声高呼：‘真是太棒了！’

“所谓的‘共和派资产阶级’用暴力抗议了我的行为纯属无稽之谈。恰恰相反，保守派的资产阶级不仅在政变中兑现了保证政府安全的承诺，而且没有对发生的事情感到不满。然而，那个假装把共和国视为政治自由保证的‘自由党’却担心专政落入其他党派而不是自己手中。总而言之，整个情况是非常混乱的。我做这些事是因为我有责任这么做，并且有必要为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而做。虽然有一些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责怪我的理由，但如果我把主动权交给其他党派，那么有何证据能够证明他们为国家做的会有我这么多、这么好吗？没有！” H92DCiDgPPdlMb3gFst4S7ZTmctzZaWLddTxO4OGFl+Im7jpMSEd5vwgjZ6bv2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