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亚伯拉罕·林肯就任美国总统

精彩看点

亚伯拉罕·林肯的内阁计划——来自南方的成员——问题和答案——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斯蒂芬斯的通信——国会的行动——和平大会——就职典礼的准备——亚伯拉罕·林肯的告别演讲——华盛顿之行——亚伯拉罕·林肯的午夜之旅——蒙哥马利叛乱——杰斐逊·汉密尔顿·戴维斯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斯蒂芬斯——“基石学说”——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就职典礼——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就职演讲——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内阁——萨姆特堡的问题——威廉·亨利·西沃德的备忘录——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回答

1860年漫长的总统竞选期间，在5月中旬的芝加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和11月初的总统大选之间，被免除了所有其他责任的亚伯拉罕·林肯密切关注着政治形势，不只是为了看到他自己的机会在不断增加，也是为了更加严肃认真地为未来做打算。但直到1860年11月6日晚上，在斯普林菲尔德的电报局里，当其他所有人都被拒绝入内，只剩下他和话务员的时候，他坐在那里，读着大多数共和党人从四面八方给他发来的雪片般的电报，使他确信他必然成功。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他才渐渐感觉到了自己即将承担的责任何其沉重、何其巨大。随后，在那关键的时刻，他毅然决然地应对自己面临的重大问题，实际上完成了他施政的第一个必不可少的行动，即选择他的内阁，也就是那些未来可以成为他的左膀右臂的人。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指导亚伯拉罕·林肯选择内阁的总原则。正如他在演讲中充分表明的那样，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相信舆论的力量，以及他对民意的尊重。运筹帷幄的领袖们能够准确把握公众情绪并加以运用。在目前情况下，再没有人比芝加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大力支持并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更能代表这种民意了。在这些人中，至少有三位或者四位会组成亚伯拉罕·林肯的内阁的一半人选。亚伯拉罕·林肯选择了威廉·亨利·西沃德、萨蒙·波特兰·蔡斯、爱德华·贝茨和西蒙·卡梅伦，也就满足了选择内阁成员的其他两条原则，即地域要求，以及党派要求——原来的党派成员现在加入了新组建的共和党。有了来自纽约州的威廉·亨利·西沃德、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西蒙·卡梅伦、来自俄亥俄州的萨蒙·波特兰·蔡斯以及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亚伯拉罕·林肯本人，四个主要的自由州在内阁就各有一个代表了。有了来自密苏里州的爱德华·贝茨，南方人就不能抱怨他们完全被排除在了内阁之外。副总统汉尼拔·汉姆林全权代表了新英格兰诸州。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就职典礼过后，他的内阁成员又补充了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凯莱布·布莱德·史密斯、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吉迪恩·韦尔斯和来自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布莱尔，这样一来，内阁成员在东、西、南、北四个地区的分布就比较均衡了。事实上，有人抱怨说，在这一安排中，有四名以前的民主党人，而只有三位昔日的辉格党人。对此，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笑着回答道，他以前是一个辉格党人，这样的话，双方的人数就持平了。

1860年11月，在总统大选的前夜，亚伯拉罕·林肯的脑海中不可能出现这个确切的名单，只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主要的名字而已。在这个名单确定下来之前出现了一些拖延和争执。1860年12月8日，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任命威廉·亨利·西沃德为国务卿。

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写道：“报纸上充斥着谣言，大意是，上面提到的职位只是为了恭维你，并期待着你会拒绝它。我恳求你相信，我没有为这些谣言说过任何辩护的话。相反，从芝加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我为总统的那一天起，我就打算征得你的同意，将政府的这个职位指派给你。”

威廉·亨利·西沃德请求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给他几天时间考虑，然后诚挚地接受了这一任命。1860年12月15日，爱德华·贝茨去斯普林菲尔德私下拜访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并得到了司法部部长的任命。与此同时，盖瑞特·史密斯也得到消息，说他也有可能成为内阁的人选。对萨蒙·波特兰·蔡斯和西蒙·卡梅伦的任命进展得并不那么顺利。1861年1月3日，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给西蒙·卡梅伦写了一张便条，说他打算任命西蒙·卡梅伦为财政部部长或战争部部长，但他还没有做出决定。同一天，他邀请萨蒙·波特兰·蔡斯去斯普林菲尔德与他会面，对萨蒙·波特兰·蔡斯说道：“我可能不会冒险对这个国家任何别的人做这样的事情，但我对你做了，也就是在我还没有考虑好的时候，派人去请你来，并问你是否愿意接受财政部部长的任命。”

他们深入讨论了当时的形势，但没有达成明确的结论。双方同意等待朋友们的建议。与此同时，西蒙·卡梅伦要进内阁的谣传激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对，以至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感到有必要通过一封机密书信收回他对西蒙·卡梅伦的口头承诺，并要求西蒙·卡梅伦写一封公开信谢绝这一职位。西蒙·卡梅伦没有这样做，而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因为他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名流显贵们的推荐信。他还证明在自己的州，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是他的支持者。

这场争夺还没有结束，内阁的另一个难题却得以解决。保守派极力主张，除了爱德华·贝茨，还应该从南方的某个州选出另一名内阁成员。1860年12月12日，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在他写给《斯普林菲尔德日报》的一篇小小的社论中已经清楚地预示了这么做的困难：“第一，大家是否知道哪里有如此品行和名望的绅士愿意接受内阁中的这样一个职位？第二，如果有的话，就我们之间的政治分歧，他会以什么样的条件向我屈服，或者我会以什么样的条件向他屈服？还是我们会针锋相对地进入这一届政府？”

时间很快便证明了这些分歧是不可弥合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通过正在华盛顿履行参议员职责的威廉·亨利·西沃德，先后试验性地任命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亚当斯·吉尔默、路易斯安那州的亨特和弗吉尼亚州的斯科特。然而，他们三个人当中，谁也没有勇气接受任命。

游说拉票活动接近尾声时，尤其是总统大选以来，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收到了许多加急书信，强烈要求他公开声明，安抚南方，尤其是消除叛乱情绪不断滋长的种棉诸州的疑虑。这些书信中的大多数并未得到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答复。但在一些严格保密的回信中，他解释了自己拒绝发表公开声明的理由。

1860年10月23日，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写道：“你建议我应该公开发表声明，否认自己会干涉南方的奴隶或奴隶制，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在我看来，这么做根本无济于事。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我不会干涉南方现有的奴隶制，白纸黑字，明明白白，任何有阅读能力的人都可以看到。那些不愿意阅读或查看我的公开声明的人们，即便我多次重复声明，他们也不会阅读或查看的。‘如果他们不相信摩西 和先知，即便一个人死而复生的神迹，也说服不了他们。’”

1860年10月29日，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给《路易斯维尔日报》的编辑写信道：“对于南方的好人们，就算让我重复声明七十七次，我也毫无异议。当然了，我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好人。但我得对付北方和南方的坏人，对付那些唯恐天下不乱，并借机歪曲事实的人们。对付那些企图吓唬我，或者无论如何也要给我贴上‘胆怯’和‘懦弱’的标签的人们。”

来自佐治亚州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斯蒂芬斯后来成为南方邦联的副总统。1860年11月14日，他在佐治亚州发表了强烈反对脱离联邦的讲话。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一份修订过的演讲稿。随后，在简短的通信中，1860年12月22日，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又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充分认识到了国家目前面临的危险以及我肩头的重任。南方人真的担心一个共和党的政府会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奴隶，或者因为奴隶而干涉他们吗？你曾经是我的朋友。我仍然希望，我们不是敌人。如果他们真有这样的顾虑，我想向你保证，这样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在这方面，南方现在以及将来和乔治·华盛顿时代一样，都不会存在任何危险。然而，我想这样的保证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你认为奴隶制是对的，应该推广。而我们认为它是错的，应该受到限制。我想，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它肯定是我们之间唯一的、实质性的分歧。”

在此之前，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曾经给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亚当斯·吉尔默写过一封很长的回信。如前所述，他曾经任命约翰·亚当斯·吉尔默为内阁成员。他在信中说：“正如你在这本印刷品中看到的我的立场一样，我在领土问题上绝不让步。在这个问题上，你和我们之间存在分歧，而这也是唯一的、实质性的分歧。你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应该推广。而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应该加以限制。为此，你我双方都没有合适的理由相互埋怨。至于你在第六个问题中提到的某些州的宪法，我真的知道得很少。我从来没有读过一部州宪法。如果它们中的任何一部与《逃亡奴隶法》或者《美国宪法》的任何条款相互抵触，我当然会很高兴能够废除它们。但作为伊利诺伊州的一名公民或美国总统，我几乎没有正当的理由提议废除佛蒙特州或者南卡罗来纳州的宪法。”

通过与威廉·亨利·西沃德及国会中的私人朋友之间的密切联系，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对于南方领导人的敌意多少了解一些。他还了解到，胆怯的保守派和北方的利益集团给国会带来的巨大压力导致了某种妥协。这种妥协将抑制分裂的进程。1860年12月13日，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就此向众议员伊莱休·本杰明·沃什伯恩发出了严重警告：“你的长信业已收讫。在奴隶制的扩张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妥协的主张，以便尽可能地防止我们的任何朋友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事业感到灰心丧气。除了我们现在被迫接受的妥协，以及我们所有需要重复的工作，我们不可能在奴隶制这个问题上做出任何别的妥协。无论是密苏里线还是依莱·赛耶的人民主权论，它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两者择其一来完成，立即阻挠并拖延奴隶制的再次扩张。在这一点上，要像钢铁链条一样坚定不移，同心同德。”

在通过普选选出总统的那一天和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正式就任总统的那一天之间，有长达四个月的过渡期。在这期间，他在政府事务中的直接权力并不比任何平民大多少。无论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多么焦虑地关注华盛顿和种棉诸州的公共事件的发展，无论他通过会谈或书信收到任何呼吁和请求，在他的权限之内，除了偶尔提出建议，他没能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国会中共和党的领导人的地位也好不到哪里去。直到国家真正开始分裂，国会代表们纷纷辞职，共和党的领导人在参议院中也才占少数。而所谓的南方的美国人党和反对莱康普顿宪法的民主党在众议院中保持了优势。会议基本上是在兴奋、无益的讨论中进行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都任命了妥协委员会，召开了会议，虽经过努力争取，却未能达成共识。一个和平大会在华盛顿召开，经过商讨，也是劳而无功。除了一百门礼炮浪费的火药，没有人对此有太多的关注。

在这段时间里，亚伯拉罕·林肯并非无所事事。除了排除万难，确定内阁人选，他还致力于撰写就职演讲稿。除了平常接见来宾，他每天会抽出几个小时去斯普林菲尔德公共广场南边姐夫的店里。在商店二楼一个安静的房间里，他可以不受打扰地思考和写作。经过反复打磨，他完成了就职演讲稿，并将它交给了《伊利诺伊州日报》的编辑威廉·H.贝尔哈奇先生。威廉·H.贝尔哈奇先生将自己和一个打字员反锁在报社的一间小打字室里。当着威廉·H.贝尔哈奇先生的面，打字员经过阅读、校样和排版，最后印刷了十二份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就职演讲稿。之后，打字员又将这些铅字重新排版。斯普林菲尔德机警的新闻记者们虽然每天都见到亚伯拉罕·林肯，却对此毫无察觉。

完成了这些安排后，1861年2月11日，在林肯夫人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两位私人秘书，以及大约十二个朋友的陪同下，亚伯拉罕·林肯踏上了一辆特殊的火车，开始了前往华盛顿的旅程。威廉·亨利·西沃德曾建议，鉴于公共事务的紧张局势，他应该在一周前到达华盛顿。但亚伯拉罕·林肯按照非党派原则，接受了沿途主要的大城市的议会和市长的邀请，只给自己留出了足以访问这些城市和首府的时间。正当列车员准备拉响出发的铃铛时，亚伯拉罕·林肯站在车厢前端的平台上，向斯普林菲尔德的朋友和邻居们，做了下面这样一场简洁明快又荡气回肠的告别演讲。这也许是在他生活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城市里，人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亚伯拉罕·林肯深情地说道：“朋友们！在这离别的时刻，没有人会对我的悲伤感同身受。我亏欠这个地方，亏欠这些善良的人们太多太多。我在这里居住了二十五年，满头青丝已经变成了白发。我的孩子们在这里出生。其中一个已经长眠在这里了。现在我走了，不知道何时或是否还有可能回来，因为我面临的这项任务要比乔治·华盛顿肩负的使命更加重大。如果没有了曾经帮助过他的神明的支持，我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了神明的帮助，我就不会失败。我相信他会伴我同行，也会与你们同在，时时处处永远同在。让我们满怀信心地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会祈求他看顾你们，正如我希望你们也会祈求他看顾我一样。我诚挚地向你们道一声珍重。”

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旅程。从斯普林菲尔德到华盛顿的整条路线上，几乎在每一站，哪怕是最小的车站，都会聚集一群人，希望能一睹当选总统的风采，或者至少可以看看飞驰的火车。在较大的火车站，聚集的人群多达数千人。而在大城市的火车站，聚集的人群几乎达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处处有人大声呼唤亚伯拉罕·林肯。只要他一露面，他们就会请求他做演讲。每当火车开始慢慢移动的时候，只要时间充裕，他都会走到车厢尾部的平台上，向人群鞠躬致谢，有时也会问候几句，或者说几句感谢的话。亚伯拉罕·林肯一行在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以及在辛辛那提、克利夫兰、布法罗、纽约和费城分别停留了一到两天，每到一处，亚伯拉罕·林肯都会进行正式访问，并在当地的议会大厅里、街头游行中、晚上的大型招待会上，以及其他类似的仪式上做简短的讲话。在所有这些场合中，都会有空前绝后的人群聚集而来，不失时机地见到联邦未来的行政首长，并听到他的声音。

人群中既有亚伯拉罕·林肯的政敌，也有他的朋友。悬而未决的公共事务处于如此紧张的状态，以至面对这场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不敢预测的危机时，每双眼睛和每双耳朵都渴望捕捉亚伯拉罕·林肯的思想动向，因为他即将成为国家的正式领导人，所以哪怕是蛛丝马迹也不愿意放过。亚伯拉罕·林肯在这次旅途中发表的二十或三十次简短的讲话都含蓄内敛、谨言慎行。然而，他精雕细琢的语句中暗含的意思足以证明他完全意识到了他的政府所面临的危险和考验，同时激发了民众对他的判断力所抱有的希望和信心。他反复强调，他认为公众所表露出来的感情并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民众赋予他的高位，如果他失败了，四年后，他们就可以选举一个更好的人来代替他。

亚伯拉罕·林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发表的第一场演讲中，是这样强调他们的相互职责的：“如果人民将失去联邦和自由，对于一个五十二岁的人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但对于联邦的三千万人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来说意义重大。你们要为自己，而不是为了我，站起来维护联邦，捍卫自由……我再次呼吁你们时刻牢记，‘联邦和自由是否应该永世长存’这个问题，不在于政客、不在于总统、不在于谋求升官发财者，而在于你们自己。”

我们还可以从亚伯拉罕·林肯的其他演讲稿中摘录出许多重要而有趣的话语。但只需要摘录寥寥几个句子就足以让读者推断出他可能会得出什么样的最终结论，采取什么样的终极行动。

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第二场演讲中，亚伯拉罕·林肯提出了如下问题：“一个面积和人口都不及全国面积和人口的五十分之一的州，有何种正当理由分裂国家，然后用最武断的方式强迫比自己更大的那一部分？”

在斯图本维尔，亚伯拉罕·林肯问道：“如果多数人不能统治一个国家，那么谁才能成为评判者？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评判者？我们都应该受到大多数美国人民的约束。若非如此，那么少数派就必然会统治国家。这样做合适吗？”

在特伦顿，亚伯拉罕·林肯说道：“我将尽我所能促进和平解决我们所有的困难。这世上没有人比我更热爱和平，没有人会比我付出更多努力来保护它，但必须坚决制止分裂。”

在哈里斯堡，亚伯拉罕·林肯说道：“当我看到你们的街道上整肃的军队的时候，当我听到你们承诺会在紧急情况下适当调用这些军队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欣慰，并为此表示感谢。但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误会，我想重申，我真诚地希望我们将不会调用这些军队，我真诚地希望他们绝不会有流血牺牲的义务，尤其是不能手足相残。我保证，只要我发挥聪明才智正确引导，如果最终还是会产生如此痛苦的结果，那就不是我的过错了。”

还没到费城时，亚伯拉罕·林肯就在路上见到了参议员威廉·亨利·西沃德的儿子弗雷德里克·威廉·西沃德。他给亚伯拉罕·林肯带来了一封来自他的父亲和华盛顿的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的重要书信。大约在1861年初，人们感到深深的忧虑，唯恐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分裂势力会发动突如其来的暴动，并可能会试图占领首都华盛顿。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经过调查后，并没有发现为此目的做出的积极的军事准备，但有相当多的迹象表明，巴尔的摩市的民众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和各种小阴谋。为了防止爆发这样的动乱，詹姆斯·布坎南总统准许他的战争部部长约瑟夫·霍尔特，将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调到华盛顿，不仅是在那一时刻，还要在1861年2月统计总统大选的票数时，以及在即将到来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就职典礼中，负责首都华盛顿的安全。为此，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在华盛顿，从正规军中抽调了几个连，此外，还在哥伦比亚特区组织并武装了大约九百名民兵。

有了这些预防措施，指挥这些部队的斯通上校，通过纽约警察署，持续关注着巴尔的摩市民众的不满情绪。弗雷德里克·威廉·西沃德带给亚伯拉罕·林肯的这封信中，除了他父亲威廉·亨利·西沃德和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的短笺，还有斯通上校的一份简短报告。报告指出，几天前出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如果那些极力想阻挠亚伯拉罕·林肯就任总统的人获悉他即将通过巴尔的摩的时间，他们可能会制造针对他的暴力或刺杀事件。

斯通上校建议：“只需要稍加改动亚伯拉罕·林肯的行程安排，用一列夜班火车将亚伯拉罕·林肯和一部分随行人员送过巴尔的摩市，而不要预先通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所有的风险。”

事实上，这一消息的严重性增加了一倍。因为在同一天，亚伯拉罕·林肯接见了芝加哥市一个著名的侦探。几个星期以来，这名侦探一直受雇于费城、威尔明顿和巴尔的摩铁路公司的总裁，调查巴尔的摩的分裂主义者们对该公司的财产和火车可能会带来的危险。这位私人侦探在调查期间，对于纽约警察署的侦探的调查行动并不知情，双方对分裂主义者们的情绪和潜在的危险的报告虽然并非完全相同，但几乎是一样的，都建议采取同样的预防措施。

亚伯拉罕·林肯非常认真地和来自芝加哥市的挚友诺曼·比尔·贾德讨论了这一严峻的形势。诺曼·比尔·贾德也许是亚伯拉罕·林肯的随行人员中最活跃，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他建议亚伯拉罕·林肯乘坐当天23时的火车前往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回答道：“今天晚上我不能走，我已经答应明天早上参加独立大厅的升旗仪式，并访问哈里斯堡议会。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别的安排。”

迄今为止，亚伯拉罕·林肯乘坐铁路的时间安排并未改变，包括1861年2月23日，星期六，从哈里斯堡穿过巴尔的摩直达华盛顿的旅程。1861年2月22日下午，当在哈里斯堡举行的典礼结束时，亚伯拉罕·林肯的随行人员中最主要的几名成员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第一次充分地讨论了亚伯拉罕·林肯面临的危险，以及斯通上校和芝加哥的那名私人侦探提出的改变行程的建议。有人强烈反对，也有人极力支持。但亚伯拉罕·林肯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他解释说，尽管他本人并不担心自己会遭到暗杀，然而，既然他已经从两个完全独立的来源知道了潜在的危险，而且他未来的国务卿和陆军部长也正式向他报告了这一情况，他再也不能对此表示漠视了。这已经不是他个人的生命问题了，而是面对威胁性的革命时，美国政府的权力定期而有序地传递的问题。因此，他坚决不能以身涉险。所以，他将执行改变行程的计划。这项计划的全部细节都已经由铁路官员安排妥当。

于是，1861年2月22日晚上，亚伯拉罕·林肯只带了W.H.拉蒙上校一人随行，从哈里斯堡乘汽车回费城。待到午夜时分，他们登上了从纽约直达华盛顿的列车。一路上，并没有人认出他们，也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亚伯拉罕·林肯就这样静静地穿过了巴尔的摩市，并于1861年2月23日黎明时分到达首都华盛顿，在那里迎接他的是威廉·亨利·西沃德和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伊莱休·本杰明·沃什伯恩，他们陪同他前往威拉德酒店。

当亚伯拉罕·林肯离开哈里斯堡的消息传出之后，一个胆大妄为的记者向纽约的报社发送了一份荒诞不经、随意捏造的电报稿，说亚伯拉罕·林肯乔装改扮，戴着一顶苏格兰便帽，穿着一件长长的军用斗篷，踏上了前往华盛顿的旅程。这一荒谬的陈述中没有一句真话。亚伯拉罕·林肯的家人和随行人员按照原定计划和安排乘火车到达华盛顿。他们目睹了巴尔的摩市的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却没有遇到任何骚乱或不文明的举动。当然了，既然那份电报已经明确宣布亚伯拉罕·林肯已经离开，他也已经身在华盛顿了，巴尔的摩市的阴谋家们也就没有任何机会制造骚乱了。

而正当亚伯拉罕·林肯开启他从斯普林菲尔德到华盛顿的难忘旅程时，报纸上日复一日地刊登着各地记者发来的电报，表明南方几个叛乱的州，虽然没有做出如此广泛或明确的军事准备，但它们的代表们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召开集会，组成了一个临时国会，通过了一部宪法，成立了一个名为美国南方邦联的政府，并选举密西西比州的杰斐逊·汉密尔顿·戴维斯为总统，选举佐治亚州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斯蒂芬斯为副总统。

我们需要永远铭记于心的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分裂运动的开端不是自发的革命，而是长期的阴谋。其中一位主要的参与者说了句实话：“南卡罗来纳州的分裂，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不是由亚伯拉罕·林肯的当选造成的，也不是因为《逃亡奴隶法》的执行不力造成的，它是一桩已经酝酿了三十年的大事件。”美国南方邦联的副总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斯蒂芬斯在就职典礼后又过了几周，在萨凡纳的一次演讲中坦率地承认了这场革命的主要动机和核心目标：“托马斯·杰斐逊和旧宪法形成时的主要的政治家们普遍认为，对非洲人的奴役违反了自然法则，认为它在原则上、社会上、道德上，以及政治上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新政府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理念上的。它的基础已经奠定，它是以这样的事实为根据的：黑人与白人不平等。从属于优等种族的奴隶制是我们的新政府的自然而正常的条件。我们的新政府是世界史上首次以这个伟大的和自然的、哲学的和道德的真理为基础的政府。”

在亚伯拉罕·林肯抵达华盛顿和举行就职典礼的那一周，他与詹姆斯·布坎南总统及其内阁、最高法院、国会两院和其他政要举行了惯常的互访。在威拉德酒店的房间里，亚伯拉罕·林肯还与主要的共和党人，就内阁的最终组成与迫切的公众政策问题进行了磋商，并为就职典礼做了周密的准备。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亲自坐镇，华盛顿市的军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镇压任何企图扰乱那一天的和平与宁静的个人或团体。

1861年3月4日，即将离任的詹姆斯·布坎南总统和即将就任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肩并肩地乘坐一辆四轮马车，在一支威风凛凛的军队和一支浩浩荡荡的市民游行队伍的护送下，从白宫行进到国会大厦，再由国会大厦回到白宫。成千上万的民众倾听了这位新的国家领导人站在国会大厦东门廊上的就职演讲。他坦率地承认了破坏联邦的企图是令人生畏的，并冷静地阐述了分裂主义的理论和非法性。他认为联邦是永存的，认为分裂的决议和法律条例在法律上是无效的。他还宣布，他将尽他所能在美国全境忠实地执行联邦的法律。他将运用手中的权力控制、支配并占有属于政府的所有财产及领土，并征收关税。但除了为达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必然手段之外，他不会使用武力反对或侵犯任何地方的人民。他诚恳地请求南方各州放弃分裂的蠢行，接受兄弟般的善意，并维护和平。他宣布共和党政府不会妨害他们的财产、和平和人身安全。

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说道：“我们的一部分国民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应该推广。而另一部分国民则认为它是错误的，不应该推广。这才是唯一的实质性争议。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不能彼此分离。我们不能将各自的地区迁移到别处去，也不能在双方的地区之间筑起一堵无法逾越的墙。丈夫和妻子可以离婚，走出彼此的视线和圈子。但我们国家的不同地区却不能这样做。它们必须继续面对面地交往，抑或是友好的，抑或是敌对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在分裂后使这种交往比以前更有利或更令人满意？外国人之间订立条约能比朋友之间制定法律更容易吗？外国人之间履行条约能比朋友之间执行法律更忠实吗？假设你们诉诸战争，你们不可能一直打下去。当双方损失惨重，难分胜负的时候，你们就会停止战斗。那么，你们就会再次面对关于交往条件的这个老问题……我心存不满的同胞们，内战的重大问题不在我的手中，而在你们的手中。政府是不会攻击你们的。只要你们自己不做挑衅者，就不会发生冲突。……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绝不是敌人。虽然激动的情绪可能会让气氛变得紧张，但它绝不会切断我们之间的感情纽带。记忆深处神秘的情感和弦的共鸣，传遍这片广阔的土地上的每一个战场和每一座爱国者的坟墓，传遍每一个家庭和每一颗活着的心灵，当我们天使般的善良本性再次触碰到这根和弦，一定会触碰到它的，情感的共鸣会再次充满全国民众的心灵。”

但这里所概述的和平政策已经比亚伯拉罕·林肯意识到的更难推行。就职典礼后的那个早晨，指挥查尔斯顿港萨姆特堡的罗伯特·安德森少校刚刚寄给战争部部长西蒙·卡梅伦的书信，立即引起了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高度关注。罗伯特·安德森少校在这些信中宣称，在几个星期内，驻军的物资储备就会告急，因此，除非向萨姆特堡补充物资供应或派遣增援部队，否则必须做出撤离或投降的准备。还随函附寄了一份驻防军官们的书面意见：要解除萨姆特堡的包围圈，需要一支两万人的训练有素的军队。

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任命的内阁成员如下：国务卿威廉·亨利·西沃德、财政部部长萨蒙·波特兰·蔡斯、战争部部长西蒙·卡梅伦、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内政部部长凯莱布·布莱德·史密斯、邮政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司法部部长爱德华·贝茨。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和他的官方顾问们立刻召集最高陆军和海军军官，咨询并讨论来自萨姆特堡的出人意料的消息所披露的新的紧急事件。专家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用一支两万人的训练有素的军队解除萨姆特堡的包围圈，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军队压根就不存在，也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训练一支这样的军队。一方面，海军军官们认为增援部队和物资供应可以通过快船迅速送进萨姆特堡。而另一方面，陆军军官们相信，叛乱分子竖立在港口、用来封锁萨姆特堡的威力极大的排炮，一定会将这样的船队炸成齑粉。全盘考虑之后，美国军队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建议萨姆特堡的驻军采取战略性的军事撤退。

于是，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就下面这一书面问题询问了几位内阁成员：“假如现在有可能向萨姆特堡运送物资、增派军队，在所有情况下，这样的尝试明智吗？”只有两位内阁成员给出了肯定回答，而其他五人则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国民会认识到萨姆特堡驻军的撤退不是本届政府政策上的指示，而是上一届政府的疏忽产生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建议下，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在得到进一步的消息之前保留了自己的决定。

与此同时，三名来自亚拉巴马州的专员，在蒙哥马利临时政府的指示下到达华盛顿，试图通过谈判，促使林肯政府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承认南方邦联政府的独立性。威廉·亨利·西沃德毫不犹豫地通知他们：他不能接待他们。他没有看到南方邦联发动了一场合法的、彻底的革命，也不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无权承认专员们是外交使节，也不能与他们保持通信联系。直接的请求失败之后，三名专员通过最高法院的约翰·阿奇博尔德·坎贝尔法官做出了进一步的努力。尽管约翰·阿奇博尔德·坎贝尔法官与杰斐逊·汉密尔顿·戴维斯的通信很快就揭露了他的叛国意图，但他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友好的调解人、一个忠诚的官员，来拜会威廉·亨利·西沃德。作为对约翰·阿奇博尔德·坎贝尔法官维持和平的“诚意”的回应，威廉·亨利·西沃德十分信任地告诉他，在对查尔斯顿的军事状况做出调整之前会通知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的。1861年3月29日，内阁召开会议，第二次讨论了萨姆特堡的问题。七名成员中有四位现在投票赞成尝试为萨姆特堡运送军需物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命令为此次远航准备特定的船，船队由G.V.福克斯上尉指挥。

迄今为止，亚伯拉罕·林肯作为美国总统的新职责，无论如何，还没有使他在他的合法的顾问们面前处于劣势。在奴隶制这个古老的问题上，他比威廉·亨利·西沃德或萨蒙·波特兰·蔡斯更加见多识广，有着更加明确的信念和目标。而在较新的分裂问题上，以及在与之相关的萨姆特堡的即时决策上，他和内阁成员一样，不得不依靠经验丰富的陆、海军军官们专业的建议。然而，由于这些陆军和海军军官们的意见截然不同，迫使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能够像州长和参议员们那样，运用自己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做出正确的决定。他至少在备忘录中做出了部分决定，他让G.V.福克斯上尉为向萨姆特堡运送物资的远征队准备船。

因此，当1861年4月1日，国务卿威廉·亨利·西沃德向亚伯拉罕·林肯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一些极不寻常的见解的时候，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一定吃惊不小。这份备忘录的要点如下：

一个月过去了，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制定出任何对内或对外的政策。政府必须立刻制定并实施一套新的、有效的、积极进取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我们必须立刻终止奴隶制的任何话题，并且要大声疾呼，引起人们对联邦的高度关注。我们必须向法国和西班牙宣战，联合并组织北方和南方的所有政府，参与圣战，实施门罗主义。一旦采纳了这一政策，就会成为某一个人不断追求的事业。

威廉·亨利·西沃德写道：“这不在我特有的职责范围之内。但我既不逃避，也不承担责任。”这句话是整个备忘录的关键，读者很容易将它理解为：经过一个月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是一个失败的总统。这个国家处境危急，必须采取非常手段。即必须通过对外战争来化解南卡罗来纳州的叛乱。必须有新人来执掌国家的命运，行使完整的总统权力。我本来应该在芝加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总统提名，并于1860年11月当选为美国总统，但我愿意取代你的位置，履行你的职责。

为什么有资格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威廉·亨利·西沃德，会写下这样的一封备忘录交给亚伯拉罕·林肯？从来没有人对此做出过解释，也无法解释。其建议如此虚幻，其推理如此荒谬，其假设如此无理，其结论如此不合时宜，以至它根本不值得批判性的审视。假如亚伯拉罕·林肯是一个嫉贤妒能的人或者睚眦必报的人，他一定会不失时机地将他的对手踩在脚下。

毫无疑问，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认为这次事件是十分惊人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公正的判断力或心理上的平衡。他的回答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激动或愤怒。他用几句简单的话语，平静地指出并解释道，政府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国务卿威廉·亨利·西沃德本人曾参与并帮助制定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只是威廉·亨利·西沃德进一步建议放弃萨姆特堡。就威廉·亨利·西沃德提出的必须有一个人来统领全局的核心建议，亚伯拉罕·林肯庄严地写道：“如果必须这样做的话，我一定会做的。我想，当总的方针政策制定出来之后，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任何人是不能随意改变它的，也不能继续将它作为不必要争论的主题。然而，对于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我希望并料想我有权得到所有内阁的建议。”

亚伯拉罕·林肯的大公无私和宽宏大量是整个事件中最令人称奇的地方。他的回答终止了争论。威廉·亨利·西沃德立刻明白了，亚伯拉罕·林肯已经完完全全摆正了自己的总统身份。显然，两人此后都没有再提到过这件事。除了威廉·亨利·西沃德的儿子和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私人秘书，再也没有其他人看到过这些书信，或了解到这件事情。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将这些文件放进一个信封里，直到二十五年后，当这件事的细节在亚伯拉罕·林肯的传记中公之于众，人们才知道了这件事。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内阁有了主心骨，因为仅仅几个星期之后，威廉·亨利·西沃德就公开写道：“内阁中只有一票，就是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投的那一票。”亚伯拉罕·林肯在整个执政期间，用尊严保住了自己的权威。在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当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派威廉·亨利·西沃德去汉普敦路会见叛军委员的时候，写下了一封简短的指示：“不要做出任何肯定的承诺。” 6M07SfIVFEs/jtHJRmGijPbQeFAbHxguoCXSFL/gQu8gZ/Ew01D2Dlxseh81sq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