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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7月4日独立日假期刚过，我乘美国铁路客运公司的火车北上拜访了一位新的潜在“讲师”。他叫约瑟夫·麦高文（Joseph McGowan），曾是一名拥有硕士学位的高中化学老师。但现在，在他的长期居所新泽西州特伦顿监狱，他被正式称为第55722号囚犯，而不再拥有他之前的那些正式学术头衔。
他入狱的原因是：在二十五年前，性侵、勒住并用钝器谋杀了一名来他家派送两盒女童子军饼干的七岁女孩。
在火车隆隆向北行驶时，我正做着准备。虽然与杀手交谈前的准备工作总是很重要的，但这一次不同以往——毕竟，此次谈话将有着远远超出信息层面或学术层面的重要性。新泽西州假释委员会请我来帮忙决定麦高文是否可以被释放，而此前他的两次假释申请均被拒绝了。
当时，新泽西州假释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位名叫安德鲁·康索沃（Andrew Consovoy）的律师。他是1989年加入假释委员会的，当麦高文第三次提出假释申请时，康索沃刚刚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有一天晚上，康索沃从收音机里知道了我，读了我们的《心理神探》一书，并把它推荐给了假释委员会的执行主任罗伯特·埃格斯（Robert Egles）。
“在读了这本书以及你写的其他书后，我意识到的其中一件事情是，你必须把所有的信息都考虑进来。”几年后，康索沃说道，“你得弄明白这些人到底是怎样的人。他们并不是从入狱那天才开始变成那样的。”
基于这个观点，他成立了一个在假释委员会下运作的特别调查小组。它由两名前警官和一名研究员组成，职能是深入调查假释案件，并向委员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关于申请人的信息，让委员会能依此作出决定。他们请我就麦高文假释一案提供意见。
康索沃和埃格斯来火车站接我，并把我带到了将要入住的酒店。酒店位于兰伯特维尔（Lambertville），那是特拉华河边上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在那里，埃格斯向我移交了案宗里所有文件的副本。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一起出去吃饭，大概谈了谈我以前所做的工作，但对麦高文案件的细节却只字未提。他们仅仅告诉我，这名犯人杀害了一名七岁小女孩，他们想知道他是否仍然具有危险性。
晚饭后，他们开车送我回酒店。在房间里，我打开了案宗，一读就是好几个小时。我的任务是，了解麦高文当时和现在的精神状态，然后做出判断。他知道他所犯罪行的性质和后果吗？他知道基本的是非吗？他在乎他做了些什么吗？他是否曾感到悔恨？
在访谈中他的举止会怎样？他能回忆起犯罪的具体细节吗？如果能出狱，他打算住在哪里？打算做些什么？他将如何谋生呢？
我在监狱进行访谈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绝不要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与犯人交锋。我也习惯于不带笔记进去，因为当真正进入并搜索他灵魂最深处的时刻到来时，笔记会在我和被访谈的犯人之间制造一种人为的疏离感或者说障碍。
我不知道这次访谈能有什么收获，但我猜想它将会是发人深省的。因为正如我在一开始所说的那样，每次和“专家”交谈，我都能学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需要被确定的诸事之一就是，约瑟夫·麦高文到底是哪种类型的“专家”。
我仔细研究了案卷，检查了相关证据，并为第二天的访谈整理了思路。
一个残酷的故事就这样在我眼前展开了。
1973年4月19日下午2点45分左右，琼·安吉拉·德·亚历山德罗（Joan Angela D’Alessandro）注意到一辆车开了过来，停在与她所居住的佛罗伦萨街交叉的圣尼古拉斯大道右侧第一条车道上，她的母亲罗斯玛丽永远都记得那天是一个圣周四
。
琼和她的姐姐玛丽计划把女童子军的饼干卖给几乎每个住在新泽西州希尔斯代尔一处由四个街区组成的宁静社区里的人。在当时，那个年龄的孩子自己出去卖饼干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自从德·亚历山德罗姐妹上了天主教学校后，在宗教节日那天就有了假期，她们会用其中的一部分时间来给人们派送预定的饼干。住在街角那栋房子里的人是她们最后一批要送货的顾客，这样所有的饼干订单就都派送完成了。琼想和往常一样来做收尾的工作。
她七岁了，四英尺三英寸高，充满活力和魅力，是一个漂亮、自豪、热情的小女童子军。事实上，她对一切都热情满满：学校、芭蕾舞、绘画、狗、洋娃娃、朋友和鲜花。她的二年级老师称她为“社交女王”，她对周边的人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她最喜欢的音乐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里的《欢乐颂》。她是三个相继出世的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哥哥弗兰克，也叫做弗兰基，九岁；姐姐玛丽八岁。弗兰基和玛丽更持重些，罗斯玛丽回忆说，而琼则更为乐天。
“琼从小就很有同情心。她总是关心别人的感受和疾苦。她有一种天生的勇气。”
在这个年龄，她的几乎每一张照片都是笑着的：穿着她的棕色女童子军制服，系着橙色领带，头戴无檐小便帽，双手交握在身前，长长的赤褐色头发从两侧垂到肩上；穿着黑色紧身衣和白色连裤袜，扎着马尾辫，双臂向一侧伸展，摆出一个芭蕾舞姿；穿着海军蓝格子学生裙、白色上衣，打着红色的蝴蝶结，仿佛刚转向镜头，刘海拂过她的额头，头发从她可爱的脸旁垂下；身穿浅蓝色的派对礼服，跪坐着，头发用发卡扎起来，正极其认真地调整着她的美国小姐芭比娃娃手中的花束。所有这些都代表了琼的不同人格面貌，其中的两个共同特点是她那天使般的笑容，以及蓝色眼睛里充满的那种天真无邪的魔力。
弗兰基的一个朋友说：“她是如此天真纯朴。我本来想娶她为妻的！”
她那位说意大利语的祖父十分宠爱她，常说“E cosìlibera！”，意思是，她是如此自由！她的笑声舒畅爽朗，罗斯玛丽能想象得出她长大后出演戏剧时会有的种种表现。在她过完八岁生日后，就要开始上钢琴课了。
这天下午，她独自在外面玩。弗兰基去邻居家找朋友玩了，而玛丽则在参加垒球比赛。
突然间，她跑回屋里，对罗斯玛丽说：“我看到了那辆新车。我要送饼干去那里。”她抓起放在门厅里的女童子军手提箱，里面装着两盒饼干。
“再见，妈妈。我马上就回来，”她从前门蹦出去时喊道。她跑出去后，门甚至都还没关上。罗斯玛丽还记得，当琼沿着前门的台阶跳到私家车道上再走到街上时，她那两条用橡皮筋扎起来、末端垂着两个浅蓝色塑料球的马尾辫甩过来又甩过去。一切都模模糊糊地过去了。
在大约十分钟后，隔壁邻居（她后来告诉罗斯玛丽说）听到了她的狗布泽尔在不停地吠叫。琼喜欢和布泽尔一起散步和玩耍，布泽尔很喜欢她。
琼没有马上回来，罗斯玛丽并没有多想。她可能去了朋友塔玛拉家，就位于圣尼古拉斯大道和文森特街拐角处。她们所在的社区就是这样的，你可以随意进出你所认识的人家中。社交女王总是能找到人一起出去玩或找点事做。大约4点45分，当音乐老师上门来给玛丽上钢琴课时，罗斯玛丽开始担心起来。她不想把她的担心传染给孩子们，于是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毕竟，这是一个安全的社区，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以及一位牧师就住在附近。
她开始给人打电话。琼不在她所打过电话的任何一个人家里，也没人见过她。
她的丈夫弗兰克·德·亚历山德罗在大约5点50分时回到了家，罗斯玛丽告诉他琼失踪了。弗兰克是一名计算机系统分析员，做事有条不紊，生性沉默寡言。在说完后，罗斯玛丽能立刻看出他是多么地担心和紧张。但和往常一样，他把一切都憋在心里。罗斯玛丽说：“我们得报警。”弗兰克同意了，并打了电话。然后他带着弗兰基和玛丽开车出去在附近找琼。他们找遍了整个区域。
他们回来时既没有发现她，也没有找到任何见过她的人，于是，罗斯玛丽决定自己出去找。弗兰克不想和她一起去。罗斯玛丽记得当琼跑出去的时候，说了一些关于收集她最后一个饼干订单的事，说她在圣尼古拉斯大道上看到了一辆“新车”。这辆车是麦高文家的。约瑟夫·麦高文在塔潘泽高中教化学，这所学校就在毗邻的纽约州奥兰治堡。这所房子是他母亲吉娜维芙·麦高文的，他和母亲以及母亲的母亲——他的外婆一起住在这里。公立学校那天有课，所以那时应该正是他上完课回家的时候。
罗斯玛丽不想一个人出去，于是有些闷闷不乐地带着弗兰基一起来到了佛罗伦萨街，然后拐到了圣尼古拉斯大道。那时是6点50分。麦高文家的房子就在角落那里，是圣尼古拉斯大道右手边的第一栋房子，由红砖砌成、贴着米色墙板、两层楼，左前方有私家车道及能停下两辆车的车库。
罗斯玛丽和弗兰基一起登上门前的五级台阶，然后她按了门铃。她叫弗兰基待在楼梯口上。
麦高文先生来应门。他看起来好像刚洗完澡。他手里拿着一支细细的雪茄烟，但罗斯玛丽一开始并没注意到这一点。他是个二十七岁的单身汉。罗斯玛丽不认识他，但“我的孩子们说他人很好”。
罗斯玛丽走进门厅，她想站在她真真切切地知道琼最后所站过的地方。她已经开始有一种可怕的感觉了。她介绍了自己。“你看见过我的女儿琼吗？”她问，“她来这儿送饼干。”
“不，我从来没见过她。”他回答道。
他说话的方式是随意的，丝毫不带感情。就在那一刻，罗斯玛丽·德·亚历山德罗感到一切都失去了希望。
“在门厅里站了几分钟之后，我注意到有一辆长长的消防车停在他房子的前面，”她说，“我们已经报警了。当我看到警察来了之后，一下子全明白了，而且我知道我的生活将永远不同了。”
麦高文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毫无反应，几乎立刻让她明白过来了。“当我和他站在门厅里的时候，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他看着我，就好像对此毫无感觉似的。在那个时刻，当他看到我的眼泪时，他所做的不过是走上通往楼上的台阶，然后就站在那儿，看着我，手里拿着他那支细细的雪茄，等着我离开。”
“在步行回家的路上，我肯定，他知道在琼身上发生了什么。”
在警察赶到并与罗斯玛丽和弗兰克交谈后，大家组织了一次在社区里寻找琼的行动。男童子军们志愿加入了。约瑟夫·麦高文也加入了。上百人走出家门，自发组成小分队，检查希尔斯代尔及其周围城镇里的每一栋房子、后院、垃圾桶、树林和公园。警察带来了大猎犬协助搜查。有几个人上了罗斯玛丽看到的那辆消防车，其中一个是琼七岁的“男友”里奇。他们乘着消防车去了伍德克里夫湖附近的水库。
大约9点20分，圣约翰浸礼会的一位牧师带着一名州警和一条德国牧羊犬来了。罗斯玛丽带着这个“K-9小组”来到放脏衣服的洗衣篮边，这样狗可以嗅一下琼的短裤，然后他们就出门到周边的社区去了。罗斯玛丽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条狗知道发生了什么，并且它对她和琼有一种“深深的”同情。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使命感，它查看了这片区域后直奔麦高文的房子周围，并来到了麦高文房子的前门和车库的门前。
但是在那里没有找到什么蛛丝马迹。
有关女孩失踪了、大家都在到处找这个女孩的消息迅速传开了。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蜂拥而至。正如罗斯玛丽注意到的，在希尔斯代尔，以前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她频繁接受媒体访谈，希望某个可能看到过什么的人能够站出来提供信息。对于与媒体进行的这些会谈，她所留下的主要记忆是那些脏兮兮的脚印，那些脚印把台阶上浅棕色的地毯变成了炭灰色。
当晚，弥漫在德·亚历山德罗家里的焦虑几乎让人无法忍受。弗兰克受挫时常常表现出愤怒。前一天晚上，他因为找不到盒子装复活节礼物而大发脾气。“他可以长时间保持冷静和耐心，然后在一瞬间就变了，”罗斯玛丽回忆说，“他有一份好工作，但他不善于交际，也从来不是我真正的灵魂伴侣。”
当得知琼失踪的消息时，希尔斯代尔的警察局局长菲利普·瓦里斯科正在佛罗里达度假。对于希尔斯代尔这样的社区和像瓦里斯科这样的领导者，在发生如此惨痛之事时局长不在，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他匆匆赶回了家。瓦里斯科是一位训练有素、十分专业的警察，他后来于2012年去世，享年八十九岁。他参加过联邦调查局在匡迪科的国家学院项目，为的正是让自己及其下属在工作时能够尽可能地高效。
警察局长在回到家的第二天就去了德·亚历山德罗家。当他走上这家门前的人行道时，罗斯玛丽正坐在前门的台阶上。他告诉她会亲自负责调查这个案子。虽然他没有承诺会有好的结果，他知道这不太可能，但他平静地向她保证，他们一定会尽力而为。他向她要了一张可以给报社的照片。罗斯玛丽走到挂在走廊里的一张琼穿着校服的照片前，把它从墙上取下来，拿掉镜框，然后递给了瓦里斯科。
弗兰克告诉报社记者，如果带走琼的人能把她安全送回来，他会请求当局放弃起诉。在一次电视访谈中，罗斯玛丽向记者维克·迈尔斯描述了琼：她是多么特别，她是多么惹人喜爱，恳求罪犯把她送回来。几年后，琼的一个同学告诉罗斯玛丽，她记得那个电视访谈，那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就在两个月前，罗斯玛丽的脑海中突然冒出过一个可怕的想法，那就是如果她的一个孩子死了会怎样，会多么难以想象、多么让人撕心裂肺。
警方盘问了几名可能的嫌疑人，其中一名男子在琼失踪前一个小时曾开车在这个街区的附近转悠，另一名男子则曾经在这片区域溜达。第一个人后来被证实是在查看他即将要搬进来住的社区，第二个人纯粹就是迷路了。在大案要案中，几乎总是有一些解释不清、转移人注意力的地方。但是调查人员很快就把重点放在了约瑟夫·麦高文的身上。虽然他没有犯罪记录，但琼说她要去的正是他家，罗斯玛丽也把她和他之间的那场令人毛骨悚然的交锋说了出来。在琼失踪的第二天，罗斯玛丽的父亲看见麦高文把垃圾从家里拿出来，他指着街角的那个房子对罗斯玛丽说：“那边不太对劲。”
警察和警探们在星期五和星期六都与麦高文谈过，要求他交代自己在琼去他家后的几分钟以及之后几小时内的情况。他态度平静、和蔼可亲，但否认在星期四见过琼。相反，他声称，在罗斯玛丽说她的女儿去了他家的那个时候，他正在附近的超市买杂货。那琼看见的那辆开进并停在车道上的车呢？有人看到它离开车库吗？不，他是走路去超市的。他在哪个现金柜台结账的？他不记得了。他能给他们看一下买杂货的收据吗？他说他应该是把收据扔掉了。有可能还在垃圾桶里吗？他说垃圾可能已经被收走了。收垃圾的人是周几来收垃圾的呢？他不清楚。他买了些什么？牛排和苹果等。牛排还在冰箱里吗？不，他和他妈妈已经把牛排吃掉了。苹果呢？他不太清楚。
经验老到的警探都培养出了一种天然的直觉，知道一个嫌疑人讲的故事和他的自辩清白是否属实。一天在吃午饭时，马克·奥尔沙克问已经退休的洛杉矶警察局警探汤姆·兰格，他是什么时候得出自己的如下这个结论的，即O. J.辛普森是1994年其前妻妮可和她那位做餐厅服务员的朋友罗纳德·戈德曼谋杀一案的首要嫌疑人。兰格回答说，虽然辛普森在警方讯问时表现出了亲切友好和合作的态度，但他并没有就妮可的死亡细节、她是否或遭受了多大的痛苦、警方是否知道是谁做了这一切——任何一个与死者关系紧密的生还者本能地想知道的一切——提出任何问题。
琼的朋友里奇回忆说，当麦高文在警局里接受讯问时，位于中央大街的警局门口围了一大群人。在他一个小小孩儿的眼里，似乎整个镇子的人都聚集在那儿了。
随着麦高文陈述中的表面漏洞和矛盾越来越明显，警探们要求他在警察局里接受一次测谎。他同意了。
麦高文没有通过测谎，当警探们告知他这一结果时，他们拿出他所有无法自圆其说的陈述来与他当面对质。最后，他精疲力竭，再也回答不出什么了。他请求让他见见牧师。麦高文和牧师私下面谈，他对牧师招供了。然后，他向警探们坦白了，并告诉他们，在杀死琼后，他开车将她的尸体运过了纽约州界线，并将尸体弃置在大约二十英里外的、位于洛克兰县的哈里曼州立公园。
瓦里斯科局长主动请缨，承担起把这一消息告诉罗斯玛丽和弗兰克的任务。那是下午4点刚过的时候。瓦里斯科是一个很能体恤别人的人，他带了一位天主教牧师一起来。他俩和罗斯玛丽一起坐在厨房的桌子旁。罗斯玛丽记得，她从白色的桌子上取下桌布来拖延时间，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因为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当局长告诉她麦高文所说的话时，她喊道：“我要杀了他！”她说，当她这么说的时候她是清醒的、能控制自己的，知道在当时她并不是真的要这么做，不过是需要一种方式来为她的悲痛欲绝找一个出口。
牧师劝诫她不要那样说话。
“那你期望她怎样呢，神父？”瓦里斯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