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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关于暴力罪犯的思维方式的——这是我二十五年来作为联邦调查局特工、行为画像师和刑事犯罪调查分析师的基石，也是我从联邦调查局退休后所做的事情。
但是，它实际上是一本有关我所进行的谈话的书。毕竟，谈话，对我来说，是一切之源；在谈话中，我学会了如何利用一个捕食者的想法来帮助当地执法官员抓住他并将他绳之以法。对我来说，那是行为画像的开始。
之所以去访谈被监禁的暴力罪犯，我认为既是出于个人的需要，也是出于机构的需要。但是，更多地是出于一种去理解罪犯背后潜在动机的渴望。和大多数联邦调查局的新人一样，我曾被指派去做街头特工。我的第一个岗位是在底特律。从一开始，我就对人们为什么犯罪很感兴趣——也就是说，我感兴趣的全然不是他们犯了罪这件事，而是他们为什么犯了他们所犯的特定罪行。
底特律是一个充满犯罪与暴力的城市，当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每天发生的银行抢劫案高达五起之多。抢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所支持的银行是一种联邦犯罪，因此联邦调查局有司法管辖权，而许多新手特工除了履行他们的其他一些职责外，会被派去调查此类案件。在我们逮捕了一名犯罪嫌疑人，并向他宣读了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之后（通常是在一辆公务车或巡逻车的后座上进行的），我马上就会向他甩出一大串问题。为什么不去抢劫有大量现金流的商店，而去抢劫一家安保措施严密、任何事都会被监控录下来的银行？为什么抢劫这个银行的分行？为什么选择这一天这个时刻作案？有预谋的还是临时起意的？你有没有事先探查过这家银行并且／或者在这家银行里转转？我开始在心里对这些回答进行分类，并为银行抢劫犯的类型创建非正式的“画像”（虽然当时我们还没有使用这样的术语）。通过这种方式我开始发现有预谋的犯罪和无预谋的犯罪，以及有组织的犯罪和无组织的犯罪之间存在的区别。
我们已经到了可以开始预测哪些银行网点最有可能受到袭击以及袭击会在何时发生的水平。例如，在有大量建筑施工的区域，我们了解到，星期五上午快到中午这段时间是银行最有可能遭劫的时段，因为银行手头有大量现金用于支付建筑工人的工资。如果我们认为有合理的机会能抓个现行，那么，我们就会利用这种分析来加强特定银行的保护工作，并在其他一些银行埋伏好。
我在密尔沃基市
担任联邦调查局里的第二个工作职务期间，被派往位于弗吉尼亚州匡迪科市的联邦调查局学院（FBI Academy）
去参加为期两周的人质谈判在职课程。这个学院是新设立的，颇为现代化。课程由联邦调查局特工霍华德·泰顿（Howard Teten）和帕特里克·穆拉尼（Patrick Mullany）联合讲授。在联邦调查局里，他们俩是行为科学最早的拥护者。他们讲授的主要课程叫应用犯罪学。这是一种将变态心理学引入犯罪分析和新手特工培训的尝试。穆拉尼将人质谈判视为应用心理学课程的第一种实际应用。这是与新犯罪时代作斗争的一种新趋势，这一时期的犯罪包括劫持飞机以及劫持人质来抢劫银行。1972年的布鲁克林银行抢劫案即是其中一例，阿尔·帕西诺（Al Pacino）主演电影《热天午后》（
Dog Day Afternoon
）的灵感就是来自这个案件。不难理解的是，如果能够知道劫持人质的罪犯脑袋里在想些什么，会对谈判带来巨大的裨益，并能够最终挽救生命。我是课堂上约五十名特工中的一个，是第一次学习这样的课程，这也是FBI训练中的一次大胆实验。大名鼎鼎的局长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在三年前去世了，但他在联邦调查局里的余威仍在。
即使在他已然式微的岁月里，胡佛仍然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实质上是他创建的机构。他对犯罪调查所持的那种执拗强横的态度，与老掉牙的电视剧《法网》（
Dragnet
）
里的台词如出一辙：
只说事实，夫人
。一切东西都必须是可测量和可量化的——逮捕了多少人、定罪了多少人以及结案了多少人。他绝不会像行为科学那样接受任何印象、归纳和“感性”的东西。事实上，他会认为“行为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在联邦调查局学院参加人质谈判课程时，我的大名已经在行为科学组传开了。在我离开那里返回密尔沃基市之前，教育组以及行为科学组都希望我能留在他们那里工作。尽管我们组被叫做行为科学组，但组里九个特工的首要职责是教学。开设的课程包括应用犯罪心理学、人质谈判、警察实务问题、警察压力管理以及性犯罪。性犯罪这门课后来被我的优秀同僚罗伊·海兹伍德（Roy Hazelwood）改名为人际暴力。
虽然学院的“三角凳”模式——教学、研究和咨询——已初步成形，但是如泰顿这样的明星特工们所提供的个案咨询都完全是非正式的，不是任何有组织的课程的一个部分。这四十个小时的课堂教学的重点要放在刑事调查员们最关心的问题上： 动机 。罪犯为什么要做他们做的那些事，以什么方式做，以及了解这些如何有助于抓住他们。这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是，大部分内容仍然来自学术领域，当来国家学院（National Academy）上这些课程的高级执法人员比讲师有更多的第一手案例经验时，这一点就变得尤为明显。
在这个领域里，作为最年轻的讲师，没有人比我更心虚了。我站在一间教室里，满屋子都坐着老到的警探和警官，大多数人的年纪都比我大不少。而我，却要去教他们罪犯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说这是一种真正有助于他们办好案子的东西。我大部分的第一手经验不过来自在底特律和密尔沃基市与经验丰富的警察和凶杀案警探们的合作，所以我在这些人面前班门弄斧显得有点太自不量力了。
我们中的许多人开始意识到，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学界的东西，对执法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
不过，我还是像泰顿那样收到了许多请求。在课堂上或者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或者甚至在晚上，警官和警探会提起并要求给他们正在办的案子提些意见或建议。如果我正在教一个与他们正在办的案子有某些类似之处的案例，他们会认为我能帮他们破案。他们视我为联邦调查局的权威人物。但我是吗？必须有一个更实用的方法来收集有用的数据和案例研究，这样才能给我信心，让我觉得我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作为年龄上与我最相仿的人，罗伯特·雷斯勒（Robert Ressler）被派来帮助我融入学院的文化以及适应教学工作。鲍勃
大约比我大八岁，是一位新讲师。他在泰顿和穆拉尼工作的基础上，致力于使行为分析这一学科成为对警察局和刑事调查人员更有价值的东西。给一个新讲师一些密集经验的最有效方法，是让他开展所谓的巡回讲学（road schools）。来自匡迪科市的讲师们会花一周的时间向提出讲课请求的警察局或执法机构教授一门精选课程，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国家学院课程的浓缩版，然后在第二个星期继续讲下一个课程，之后带着对酒店房间的记忆和装满脏衣服的手提箱回家。鲍勃和我就是这样一起踏上讲课之路的。
1978年的一个清晨，我和鲍勃正开车离开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市，那是我们最近刚刚巡回讲学的地方。我说，我们所教案例中的大多数罪犯仍然在附近，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他们在哪儿，而且他们也不会去什么别的地方。为什么不看看我们能不能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见面并聊一聊，通过 他们的 眼睛来看看犯罪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让他们回忆起来并告诉我们 为什么 做了那些事，以及当他们那么做的时候心里在想 什么 。我当时觉得这么尝试一下也没什么坏处，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厌倦了监狱的日常生活，所以会很乐意能有个机会来谈谈自己。
关于如何访谈囚犯以及定罪、缓刑、假释和改造相关的研究非常之少。然而，记录似乎表明，暴力和自恋的囚犯，总体而言，是不可救药的——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被控制、被改造或重新做人。通过与他们的交谈，我们希望了解情况是否确实如此。
鲍勃起初对此心存疑虑，但他愿意尝试一下这个疯狂的想法。他曾在军队服役，有了军队和联邦调查局的经历，他对和官僚机构打交道有足够的经验。他的准则是“请求宽恕总是比请求许可要好”。我们会不请自来。在那个年代，联邦调查局的证件可以让我们在未经事先许可的情况下进入监狱。如果事先说要去的话，我们要来的消息可能就会泄露到监狱的放风场里。如果一个囚犯被其他囚犯知道他将和几个联邦调查局的人谈话，那么，其他囚犯可能会认为他是个告密者。
当我们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对在访谈中会遇到些什么样的情况，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这包括：
·所有人都会声称自己是无辜的。
·他们会把被定罪归咎于代理律师的表现太差。
·他们不会愿意与执法人员交谈。
·性犯罪者会给人造成一种沉迷于性的印象。
·如果在谋杀所发生的州有死刑，他们就不会杀死受害者了。
·他们会把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
·他们都来自功能失调的家庭。
·他们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并且清楚其行为后果的性质。
·他们没有精神疾病，也并未精神失常。
·连环杀手和强奸犯往往非常聪明。
·所有恋童癖都是猥亵儿童者。
·所有猥亵儿童者都是恋童癖。
·连环杀手是后天形成的，而非天生的。
就如我们在后文中能看到的那样，这些假设中的一些被证明是对的，而另一些却可以说是不得要领。
让人吃惊的是，我们找出来的那些犯人绝大多数都同意接受访谈，其原因可谓五花八门。一些人认为与联邦调查局合作会让他们的记录显得好看一些，对此我们也将错就错，并不特意澄清。其他一些人可能只是单纯地被吓到了。很多在押犯人，特别是暴力程度高一些的，并没有多少访客，所以可以和外面来的人聊一聊，同时在他们的牢房外待上几个小时，这不失为一种解闷的方法。有些人则深信自己能蒙骗所有的人，因而把这次访谈看作一场潜在的游戏。
最后，发端于驱车离开萨克拉门托市时冒出来的一个简单想法——与杀手的对话——变成了一个这样的项目：它改变了鲍勃、我以及最终加入这个团队的特工们的职业和生活，并让联邦调查局在打击犯罪的手段上获得了一个新的维度。在完成第一轮访谈计划之前，我们已经对一些犯人展开了研究和访谈，他们包括：俄勒冈州的恋鞋者和勒人犯杰罗姆·布鲁多斯（Jerome Brudos），他喜欢在自己的女装大衣橱里给死去的受害者穿上高跟鞋；蒙特·瑞塞尔（Monte Rissell），他还是青少年时，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强奸并杀害了五位女性；大卫·伯克维茨（David Berkowitz），.44口径杀手（the .44 Caliber Killer）和山姆之子（Son of Sam），他在1976年和1977年曾使整个纽约市人心惶惶。
这些年来，我在匡迪科市的画像师和我还访谈了许多其他的暴力罪犯及连环罪犯，包括泰德·邦迪（Ted Bundy），他杀害了多名年轻女性；以及加里·海德尼克（Gary Heidnik），他在费城家中的地下室深坑里囚禁、折磨并杀害女性。小说家托马斯·哈里斯（Thomas Harris）所著的《沉默的羔羊》（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中人物的一些个性特征，就来自这两个人以及威斯康星州的隐居者埃德·盖恩（Ed Gein）。我曾在位于麦迪逊市的门多塔精神健康研究所（the Mendota Mental Health Institute in Madison）对盖恩做过访谈，他杀害女性是为了使用她们的皮肤。盖恩另一广为人所知之处是，他是罗伯特·布洛赫（Robert Bloch）小说《精神病患者》（ Psycho ）中人物诺曼·贝茨（Norman Bates）的原型，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一部经典电影就改编自这部小说 [1] 。让人遗憾的是，盖恩的年老和精神疾病导致其思维模式杂乱无章、极其混乱，以至于我的访谈并没有什么收获。然而，即便如此，他仍然醉心于皮革工艺，喜欢制作钱包和皮带。
我们最终形成了一套缜密的访谈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开始将罪行与罪犯在犯罪当下的真实想法联系起来。我们第一次有了一种方法可以了解罪犯的想法，同时可以把罪犯的想法和他在犯罪现场留下的证据以及他会对受害者说些什么（如果受害者还活着的话），或者他对受害人的身体所做的事（包括死前和死后）联系起来。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它开始帮助我们回答这样一个古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在完成第一轮访谈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有三个词似乎能描述出我们接触到的每个罪犯的动机，即 操纵、支配和控制 。
交谈是后来所有一切事情的起点。我们获得的所有知识、我们得出的所有结论、从我们的研究中产生的《性谋杀》这本书，以及我们创建的《犯罪分类手册》、我们帮助抓获并起诉的杀手——所有这些都是从坐在杀手对面并询问他们的生活开始的，而询问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是什么驱使他们剥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命；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剥夺了许多人的生命。这一切都变得可能了，是因为我们注意到了这个此前从未被挖掘过的“讲师团体”：罪犯本身。
我们将运用在大规模调研中发展出来的技术来深入研究我离开联邦调查局后所访谈的四个杀手。这四个杀手本身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作案手法、动机以及心理构造。他们的受害者有的只有一人，而有的则多达近百人，我从他们身上获益良多。他们之间的反差耐人寻味且引人注目。他们身上的相似之处亦是如此。他们都是捕食者，在性格形成的关键期，在未能与其他人建立起信任纽带的情况下长大。天性与养育，也即杀手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是行为科学领域的几大核心争论之一，而他们都是验证这一争论的具有代表性的证据。
在我所任职的联邦调查局部门里，我们是依据“为什么？+怎么做？=谁”这一等式来工作的。当对已被定罪的罪犯进行访谈时，我们可以逆向设计这个过程。我们知道是谁，我们也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我们通过把两者结合起来，解密至关重要的“怎么做？”以及“为什么？”这两个问题。
[1] 即同名电影 Psycho （《惊魂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