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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效应综合影响及内外部动力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正如波特所认为的，地理上邻近、文化和制度上允许特别的访问、特别的关系、较好的信息、强有力的激励是产业集群发展的优势。笔者通过对国内外知名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和发展模式分析发现，一个成熟且实力较强的产业集群，大多是所在区域在具备一定产业发展基础的前提下，通过重大事件触发、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竞争、知识学习和技术扩散，并辅以政策引导和制度文化滋养，实现衍生互动与自我革新的（侯彦全、张兆泽，2022年）。
虽然新产业区理论和波特的集群理论都已经表明，资源禀赋的地理区位在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中的地位已经逐步弱化，但不可否认，为了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自然资源或劳动力、技术、资本等非自然资源优势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其仍是一个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起点。同时，一些研究学者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也受到了“偶然因素”的影响。笔者将其概括为重要历史事件、突出人物或典型企业、科研院所的推动。正是资源禀赋效应叠加重大事件触发，才促使集群自身的先发优势不断自我累积和强化，最终成为产业集群的“原爆点”。这也是产业集群不仅产生在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还产生在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原因。一些新兴的发展潜力巨大的产业集群先在某个地方偶然落地生根，该行业内最新的技术最有可能在该地区出现和传播，人才和服务也将陆续向该地区集中，不断有企业进入该地区，裂变出新的企业，产业集群不断成长。
例如，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浦沅机械厂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建筑机械研究所相继迁至长沙这一历史因素，后凭借湖南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建筑机械研究所借助城镇化建设的东风，不断裂变出三一、中联重科等领军企业，进而带动集群不断发展壮大。无锡市物联网集群则离不开2009年国务院批准同意无锡建设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这一事件的“触发”，借力无锡民营经济发展优势和新技术、新要素带来的发展机遇，使得无锡在物联网产业领域率先“生根发芽”，最终凭借先发优势形成全国领先的物联网“生态群落”。
产业集群是一种分工明确、具有自组织功能的专业化生产体系（万幼清，2013年）。从生产制造方式和营销服务模式看，产业集群具有专业化的特征。在产业集群内，数量众多、相互联系的大中小企业为追求规模经济汇聚到一定地理空间内，每个企业都专注于某一道工序来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各类机构聚焦某一个环节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企业、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培训机构、贸易协会、创新中心、政府部门、商业服务组织等，通过纵向专业化分工和横向经济协作最终形成分工与合作关系网，依托各类专业化市场和区域性物流的支撑，有效降低了运输成本、互动成本和信任成本，进而实现“弹性专精”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大大提高了总体生产效率。可以说，产业集群的形成，是集群企业分工协作的结果。
例如，深圳市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赛格电子器材配套市场、华强北的支撑，是5万余家专注于各类电子元器件、智能终端的设计、开发、制造、服务、应用等环节的企业专业化分工和合作的结果。又如，南京新型电力装备产业集群是6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7家单项冠军企业和1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集合体，这些企业分布在电力装备产业链“发、输、变、配、用、调度、通信、综合能源服务、电力网络安全”9大环节上，为国电南瑞、国电南自、南高齿等一批龙头企业提供了80%以上的本地配套。
一个成熟的产业集群大多形成了区域知识网络和创新生态系统，企业间相互学习、模仿和借鉴，加速了知识外溢和技术扩散，进而激励企业下更大力度、花更多精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更有助于企业与科研院所间通过高效合作降低创新风险与成本，加速技术创新能力的螺旋式累积。
例如，杭州数字安防产业集群聚焦名校、名院、名所建设，依托200余家创新载体和平台，搭建海康威视视频感知、阿里云城市大脑两个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推动了海康威视、新华三、大华股份和宇视科技等龙头企业，以及大立科技、中威电子、博雅鸿图等“单项冠军”企业在关键控制芯片设计和研发、终端设备制造等关键环节的“链式创新”。又如，温州乐清电气产业集群依靠正泰、德力西等龙头企业的相互促进，聚焦智能电气产品，通过优化整合供应链、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带动金卡智能、宏丰电工等800多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从演化特征看，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呈现出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动态化和可塑性。纵观国内外知名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大多经历了从依靠产业生态优势吸引更多企业集聚到推动众多企业裂变成长，再到企业间激烈竞争倒逼集群升级的生命周期历程，伴随的则是在原有产业链环节发展壮大的同时，不断沿产业链拓展上下游环节，衍生出新的产业“接续”或“替代”原有产业，最终实现持续的规模扩张和整体升级。
例如，东莞市智能移动终端集群依靠引进诺基亚，建立了完善的手机硬件供应体系，在诺基亚没落之后迅速依靠步步高旗下的OPPO和vivo两大子品牌和引进华为研发制造基地，抢占了智能手机的“赛道”，并不断向智能可穿戴设备、虚拟与增强现实设备、智能服务机器人等多领域延伸，最终形成了以整机生产制造为主，涵盖从方案设计、元器件和模组、电池、整机制造到应用服务等全部环节的融合型集群。又如，深圳市、广州市高端医疗器械集群的发展离不开生命科学与电子信息技术的交叉融合，机电一体化的高度发展带来临床诊断的新型数字成像技术、植入电子治疗装置、数字化手术设备等高端医疗器械产品在集群内的产生与快速发展，推动了迈瑞、开立、理邦等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最终形成了以医学影像诊断类、医用电子仪器类等为特色的融合型产业集群。
对于产业集群的发展，政府的主动作为贯穿了全过程。积极有效的区域产业政策助推产业集群选择相对最优的发展路径，建立符合自身发展的区域资源配置体系、基础设施供给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例如，江苏省早在2003年就出台了《关于培育产业集群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意见》，又在2018年率先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指导意见》，遴选出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物联网等13个基础较好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重点培育对象，并分类制定培育政策措施，这为推动集群竞相发展和水平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又如，合肥市智能语音集群以2012年、2018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分别签署的部省共同推进智能语音产业发展合作协议为引领，聚焦“精准滴灌”和“生态打造”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累计安排扶持资金近20亿元，相继组建总规模50亿元的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举全市之力打造出了“中国声谷”品牌。
根植性（也称嵌入性）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与区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等的关系，是形成产业竞争优势的力量源泉。产业集群基于特定区域环境（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网络等）的根植性，强化了产业集群行为主体对区域品牌和地理标识的高度认同。产业集群的发展与本地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文化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有效提升了整个产业集群产业链条的完整性和区域供应配套的黏性，使得某个企业或产业链条脱离这个环境的阻力非常大，即使脱离了这个环境，也很容易变成“无本之木”，难以可持续发展。同时，产业集群依靠区域性的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科研机构等集群集体行动的组织者、群规群范的倡导者，在一群敢闯敢干的企业家的带领下，形成了开拓进取、鼓励创新、追求卓越、开放包容的集群文化。可以说，产业集群成员间的关系不仅可以用契约来维持，还可以依赖承诺与信任。
例如，以民营化与原生态、重商文化等为特质的佛山家电产业集群发轫于改革开放中的乡镇经济，厚植了集聚经济和创新经济发展的土壤，依靠民间自发形成的行业协会、商会和政府引导下的集群发展促进中心，在集群间有效构建了“竞争者合作”和“抱团发展”的理念，形成了集群成员共同遵守的准则，推动企业共同应对各类风险、共享市场机会。
综上分析，只有在地理区位、基础设施、产业政策和制度文化等方面具备一定的条件，一个区域才有可能培育和发展出成功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也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引导和政策的支持，需要切实处理好培育与发展的关系。这也启示我们，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培育产业集群要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和考虑地方承载力，以及考虑文化、区位、政策、产业等因素，综合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