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产业集群理论回顾

产业集群的本质是一种产业组织形态和经济发展模式。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产业集群的理论分支众多，从时间维度来看，其经历了从边缘到主流的过程。产业集群的内涵也非常丰富，既包括经济学研究的产业集群、产业群、区域产业集群，又包括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地方生产系统、新产业区、产业区、产业集聚、产业综合体、区域创新系统等。总体看，这些概念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产业集群的内在特征，即集中体现为基于产业分工和集聚发展所形成的规模经济、创新经济和聚变经济。

目前，文献普遍认同的影响产业集群理论和政策的研究脉络主要有两支：一支是100多年前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提出的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概念，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与推广，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学者贝卡蒂尼（Bacattini）在总结“第三意大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产业区概念；另一支是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从竞争力的全新视角来看待和分析某一特定产业的地理集聚所提出的集群（Cluster）理论。

一、产业区理论

产业集群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劳动分工。由于分工的存在，资源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配置，推动规模经济的形成。我国明清时期的苏州纺织、景德镇陶瓷等是早期产业集聚发展的产物。同时期，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英国，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所著的《国富论》中研究英国家庭作坊和手工场时，就谈到了产业专业化分工、市场范围的相关思想，并提出中小企业结成群体的概念。亚当·斯密虽然没有提出产业集群的概念，却首次提出了“群体”一词，指引后来学者研究分工创造效率及产业集聚经济现象。可以说，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了产业集聚现象，并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产业区”的概念。马歇尔将产业区定义为专业化产业在特定地方的集聚，这是一种在历史和自然共同限定的区域内，中小企业积极地相互作用，企业群与社会趋向融合的群体。可以说，马歇尔的产业区概念更偏向于中小企业集聚区，对产业地区性集聚现象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在马歇尔看来，地方性产业之所以能够在产业区内集聚，除了自然条件和相关资助，根本原因在于能够获得外部经济。具体来看，产业区具备如下特征：一是形成广义的产业，且单个企业高度专业化；二是形成开放的产业氛围，生产活动和社区交往能够促进劳动力和信息交流；三是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同时企业间又能相互协作；四是具备诚信的银行系统、便利的购物条件。后来，马歇尔在192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中，将产业的地区性集聚现象解释为专业劳动市场的存在、中间品投入和技术外溢（徐康宁，2003年）。但由于马歇尔的产业区思想缺少严格的数理表示方法，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对此并没有过多涉及。

20世纪80年代，贝卡蒂尼提出产业区是意大利战后发展的支柱之一，使用新产业区的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托斯卡纳及“第三意大利”的其他地区为什么会有如此高效率的工业增长。皮奥里和萨贝尔（Piore and Sabel，1984年）合著的《第二次产业分工》一书在对“第三意大利”和德国南部地区的产业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系统地对19世纪的产业区再现现象进行了重新解释。他们认为，“第三意大利”的产业区专业化程度高、企业间协同作用，是一个弹性专精或柔性专业化（Flexibility Plus Specialization）的中小企业所组成的地方生产系统。贝卡蒂尼（1989年）进一步研究认为，新产业区是一种社会地域的实体，其特点是居民社区和多个企业在一个自然和历史意义上有边界的区域内积极地相互渗透。此后，派克、贝卡蒂尼、森根伯格（Pyke、Becattini、Sengenberger，1990年）在一篇题为《意大利的产业区和企业间合作》（ 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Inter - firm Co - operation in Italy ）的研究报告中，讨论了产业区概念，并指出产业区涉及一个社会领域的活动，其特征是在一个自然和历史上有边界的区域内，活跃地存在一个群体和一批公司。

基于意大利创新传统产业区的经验，热贝罗蒂（Rabellotti，1995年）认为创新型的专业化产业区具备以下特征：一是企业的空间集聚和部门集中；二是行为主体间有社会文化联系和共同的行为准则；三是基于市场，物品、服务、信息和人员形成了纵向和横向的联系；四是有为众多企业服务的公共服务机构。

2009年，贝卡蒂尼、贝兰迪、普罗波利斯（Becattini、Bellandi、Propris）这三位研究产业区的学者作为主编，将53篇来自世界各国的论文汇集，出版了《产业区手册》（ A Handbook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一书。该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新产业区（又称意大利式产业区）已经成为集群理论的重要分支和区域发展、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

具体到国内的研究，王缉慈（2016年）认为，新产业区对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专业化集聚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她在《创新集群三十年探索之旅》一书收录的《北京新技术集聚体分析：它是正在形成新产业区吗？》论文中指出，西方新产业区的精髓是走自立型而不是依附型发展道路，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强区域内行为主体间的合作联系、构建区域创新网络和发展新产业区非常重要。20世纪末的北京中关村已具有新产业区的雏形，但由于区域内行为主体间联系薄弱和本地根植性差，还不能称之为成熟的新产业区。

就此可以引出，新产业区理论强调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嵌入性、创新性和制度厚度是识别新产业区的基本标准。其中，嵌入性是新产业区的标志之一，它指的是新产业区内各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要嵌入社会关系中，与本地企业形成“强关系”和“弱关系”。因此，也有观点将新产业区定义为“基于一定的地方劳动力市场，由社会劳动分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企业所组成的本地化网络”。创新性所体现的创新能力是新产业区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新产业区所形成的产业氛围，对企业、科研机构开展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促进知识学习、知识外溢和技术扩散具有重要作用。制度厚度是新产业区区别于马歇尔的产业区概念的重要因素。新产业区内的企业需要处理好竞争和协作的关系，在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的参与下，形成良性竞争、充分协作的制度安排。

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Krugman，1991年）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将空间概念引入规范的经济学研究，基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提出新的空间经济理论，并发表了集聚经济的观点。克鲁格曼把劳动市场共享、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外溢解释为产业区的三个关键因素，首次通过工业集聚模型分析证明工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同时，受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外在环境限制，工业集聚形成的产业区空间格局呈现多样化趋势，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新空间经济理论未能深入新产业区内部，也没有深刻剖析新产业区发展模式与区域创新、发展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总体看，新产业区理论仍有很多不足，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对跨国公司论述不够，认为垄断的企业注定是不合作、浪费资源和难以创新的企业，但在现实中，大企业与小企业不仅在当地范围内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有着深度合作；二是对国家干预的论述不足；三是尚未对大学及其他非营利机构的作用进行完整概括；四是不重视新产业区形成中熟练技术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五是对环境因素考虑不足（王缉慈，2019年）。相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加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发展，新产业区理论将不断演进。

二、波特的集群理论

我国很多产业集群研究者、政策实践者在开展产业集群研究时都是以学习、认识波特的集群理论为出发点的。集群的概念首次正式出现是在迈克尔·波特1990年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在对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意大利等10个工业强国的研究中发现，企业在地理上集聚对生产率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波特认为，一国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产业创新与升级的能力，各国只能在本国特有的产业中获得国家竞争优势，竞争优势需要通过高度本地化过程产生并持续发展，而评价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则是该国是否形成有效的竞争性环境和具有地理集中性，进而推动产业集群的出现。波特将集群发展提高到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高度，创新、升级、竞争力等词汇作为学术讨论的对象，借助《国家竞争优势》的出版，集群理论陆续走进政府部门、企业代表的视野中。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所有部门都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只有在本国特有的产业能获得国家竞争优势。有些国家能形成特色产业，并通过持续推动特色产业创新与升级获得国家竞争优势；而有些国家不能形成特色产业，即使有特色产业，特色产业也会在所谓的创新中不断走向衰败，更不用提形成国家竞争优势了。这是为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波特构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多数学者也称之为“菱形架构”，见图1-1）。

波特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取得关键在于四个基本要素和两个辅助要素的整合作用。

生产要素主要包括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气候等初级要素，以及劳动力、资本、基础设施、知识资源等高级要素。波特认为，初级要素可以为一个国家提供一些初始的优势，而高级要素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则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需求条件指的是某一特定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在国内的市场需求数量与市场成熟度。波特认为，市场需求数量的多少、市场成熟度的高低、消费者的需求多样性对塑造该国竞争优势具有显著作用。

相关及支撑产业主要是指国内是否存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供应商和关联辅助行业。某一特色产业叠加相关及支撑产业，会形成上下游纵向协作的产业链条，链条各环节产业会相互响应、自我促进。

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往往与国家的环境和历史有关。国内的本地竞争给企业带来创新、改进质量、降低成本、通过投资提升生产要素等级等一系列压力，这有助于刺激企业不断改造升级。

波特认为，以上四个基本要素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任何一个基本要素的发挥，都需要其他基本要素的作用。同时，机会和政府这两个辅助要素又是最大变量。竞争优势的形成，需要重大技术变革、重大热点事件等带来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往往是无法控制的。这需要政府政策的影响，政府部门往往会通过正向激励性政策和负向约束性政策，来增强或削弱国家竞争优势。

随着不断用竞争观点指导企业战略和创造商业环境，波特的集群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起来。1998年，波特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中阐述了在全球经济中集群区位对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作用，并明确提出，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这些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同处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并可以纵向向下延伸至销售渠道和客户，横向扩展到辅助性产品的制造商及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部门及其他机构（波特，1998年）。

2009年，波特和科特尔斯（Porter and Ketels）在《产业区手册》收录的《集群和产业区：共同的根源，不同的视角》（ Clusters and industrial districts ： Common roots ， Clusters and industrial districts ： Common rootsdifferent perspectives ）一文中指出，集群是专业化的知识、技能、基础设施和支柱性产业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自然表现，也是地理纬度、活动维度和商业环境维度的集中体现。集群是由供应商关系、共同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知识学习和外溢的组合所驱动形成的，具备推动持续创新、降低企业进入风险、促进衍生与发展等重要作用。波特的集群理论将网络理论与竞争联系起来，将经济集聚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整合到一起，进而指出，集群提供了一种新理论方法探讨网络、社会资本和民众参与影响竞争的机制（王缉慈，2019年）。集群是处于市场和等级组织之间新型的空间组织形式，相较于单个大型企业，更具备效率和灵活性优势；相较于分散、随机的市场交易，重复性交易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更好地协作。可以说，波特的集群理论更新了过去经济活动区位取决于一般生产要素禀赋的主流观点，为企业区位选择、地方发展特色产业提供了新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中国特色工业化发展实践，借鉴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成果，我国众多学者从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等学科角度对产业集群的内涵与构成、形成与发展开展研究，有效丰富、完善了经典产业集群理论体系。其中，比较权威且较早的产业集群内涵是由王缉慈提出的。王缉慈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态，由地理上邻近且相互联系的企业和关联机构组成，它们同处于一个特定领域，围绕共同目标，相互交流合作形成网络化的协作关系。企业作为集群主要行为主体，主要是集群上下游生产制造企业和金融、法律、咨询等服务企业。机构则分为合作机构和知识机构两类，知识机构指的是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技术创新中心等提供基础、共性技术创新的研究机构，合作机构指的是促进集群成员交流合作、提高集群集体效率和协同能力的机构（王缉慈，2010年）。地理邻近、产业联系和行为主体互动合作是形成产业集群的三要素，这为开展产业集群研究、识别一个地方是否形成产业集群等，提供了根本遵循（见图1-2）。

需要指出的是，与国内外产业集群发展实践如影随形的是，对产业区理论和波特的集群理论的讨论。波特用一般模式将不同起源、结构、组织动力和发展轨迹的各类集群整合起来，这使得集群理论显得简单化。波特提出的竞争力概念过于宽泛和复杂，并且将竞争力与生产率的概念交错使用，陷入区域竞争力强就是区域生产率高的误区。相关学者指出，波特的集群理论的根本局限是他从其他经济现象中抽象出集群，并且集群往往以孤立、自我封闭的实体形式出现（Breschi and Malerba，2001年）。同时，波特的集群理论是不完全理论，只强调了集群对竞争的重要性，但回避了技术发展的来源和性质、生产的社会嵌入性、权利的作用及网络关系的复杂性等问题（王缉慈，2019年）。在空间层面上，波特提出的集群并没有固定的边界，既可以大到一个国家，又可以小到一个园区，使得集群在不同空间范围内都能套用。 RG8euAmR8hA+MxG2pTA9N2wOOxnrrYCxaae45d1hxVthpfCEiVk3IfNnKY4+V4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