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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进程，我国产业集群遵循政府引导建立各类园区和市场主导建立专业化产业区（专业镇、专业县等）两种方式，实现了蓬勃发展，有力助推了我国工业化发展的进程。
从全国的主要城市（区域）看，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与我国重要生产力布局基本一致，整体呈现出东部沿海产业带和沿长江产业带的T字形分布。东部沿海地区的天津、青岛、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温州、泉州、广州、深圳、东莞等基于先发优势，已经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轻工消费品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中西部的长沙、株洲、郑州、合肥、西安、成都、德阳，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沈阳、大连等基于自身积累，在能源化工、高端装备、绿色食品、特色轻工、新材料等领域，也形成了一批特色化、专业化的产业集群。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原有的追求规模和速度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发展阶段的要求，产业集群发展长期积累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笔者在对地方的调查研究中发现，政府部门和产业界对产业集群认识和操作层面上的误区也更加突出。这种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上。
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地方和部门对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园区三者之间的关系认识得还不够清晰，多数仍在走重点打造开发区、专业化城镇等各类产业集聚区的老路，并存在将打造产业规模大、主导产业突出、创新水平高、要素资源集聚的产业集聚区等同于产业集群的错误思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混淆了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的概念。产业集聚主要侧重于描述某个产业的空间集聚状态，而产业集群则重点聚焦地理邻近的企业和各类机构之间形成高度网络化的互动与交流机制。由产业集聚形成的产业集聚区是指企业和各类机构在地理上集中形成的特定区域，核心是强调规模经济的区域性概念。产业集群则是企业和各类机构在地理上集中，通过相互合作与交流共生形成的产业组织网络，核心是强调集群内部“结网和互动”的网络化概念。
在“地区本位主义”影响下，地方在打造产业集群过程中很容易唯规模论，片面追求主导产业的规模，更有甚者直接将集群的地理范围进行人为扩大以追求主导产业的大规模，以引进高科技人才和企业为手段追求技术的领先。这种以规模和技术论英雄的观点是对做大做强产业集群的片面理解，忽视了集群组织变革在打造产业集群中的重要作用。综合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是集产业竞争力、技术水平、组织管理、开放合作和创新文化等多要素于一体的产业生态网络，产业规模和技术创新的“领先”只是其中重点反映的指标之一。与做大产业规模和推动技术创新相并行的则是推动产业集群的组织变革。产业集群成员间的良好互动和配套服务对产业集群发展具有关键作用。产业集群作为一个高度网络化的产业组织，核心应该是推动集群组织变革，搭建正式或非正式交流机制，推动集群形成技术共生、利益共享、组织共治的集群网络化发展格局。
当前，地方在打造产业集群过程中，基本遵循“龙头带动、链条延伸、要素集聚”的思路，通过优化要素集聚、做好服务配套、营造产业集群发展良好生态等手段推动“纵向”上下游企业衔接和“横向”配套企业协同，找出产业链缺失或薄弱环节，打造“大而全”的产业链。这将打造产业集群的模式看得过于单一且流于形式了，偏离应追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一方面，产业集群强调区域产业根植性的重要性，但这并不等于产业链的所有环节都需要集聚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核心环节根植于地方基础上的特定环节完全可以在产业集群外完成。另一方面，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践证明产业集群也有“生命周期”。企业的根植性和开放性不强，过于强调产业集群走全产业链很容易导致集群被锁定在既有的技术和产业路径，从而故步自封、走向衰落。正如波特认为的，集群产生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中，可能由于外部的威胁或者内部的僵化而失去竞争力。与国际知名产业集群相比，我国大多数产业集群仍处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中低端，研发设计和高端服务能力不足，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行业话语权有待提高。迫切需要产业集群主动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之中，不断增强集群的开放包容性。
总体看，上述三个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升和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加速推动制造业领域的产业集群向先进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这对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增强我国制造业创新力和竞争力，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