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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随着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突破地理空间限制、专业化分工及整体协作的虚拟产业集群逐渐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形式。传统产业集群追求交易成本降低和规模经济扩大所依赖的“地理邻近”正在被开放化、动态化的虚拟产业集群的“组织邻近”替代，产业集群的空间形态逐步由“脑体合一”走向“脑体分离”（李春发等，2020年）。
所谓虚拟产业集群（Virtual Industrial Cluster，VIC），是指依靠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活动范围不局限于地理区域的产业集群，通过各种公共服务、中介机构等组织搭建的平台共享资源，使产业链和价值链具有内在联系的企业和机构在虚拟空间上集中，实现充分竞争、共同发展的虚拟化集合体。阿里巴巴1688平台、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等都是虚拟产业集群的代表，以及建立了合作创新平台且由跨区域企业组成的美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在一定标准上都可以归类为虚拟产业集群。
总体看，虚拟产业集群与传统产业集群最大的区别在于，以产业“组织行为接近”取代“地理位置接近”的空间集聚（Romano、Passiante和Elia，1999年）的驱动机制由自然资源禀赋转向平台企业。虚拟产业集群的边界是动态的和模糊的，传统的地理空间束缚将变得十分脆弱，取而代之的是利用分布不均的资源禀赋和知识溢流的灵活性，在更大的虚拟空间范围内加速信息资源的流动和市场机遇的分享（李运强、吴秋明，2006年）。虚拟产业集群内成员之间保持较高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可以基于信任和契约相互联结，合作伙伴选择相对自由，进出也比较容易。由于集群内的成员是动态变化的，旧的企业离开、新的企业进来，这使得虚拟产业集群时刻保持活力。同时，虚拟产业集群借助互联网和大规模数据处理技术，建立能够实现跨区域协作的虚拟创新环境，极大地提高了信息共享与创新合作效率，同时也有效促进了多学科交叉融合。虚拟产业集群更多地形成智力资本等无形资源的协同，而非有形资源的集聚，从而具备人力资本协同效应、结构资本协同效应和社会资本协同效应（肖建华等，2016年）。虚拟产业集群与传统产业集群比较见表1-1。
表1-1 虚拟产业集群与传统产业集群比较
从虚拟产业集群的内涵与特征可以看出，虚拟产业集群更适合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等产业的发展。而生产制造领域的产业集群（即生产型集群）重在制造业的集聚发展，地理空间在其发展中仍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但企业对资源的跨区域整合配置需求、技术知识创新的快速获取及信息技术的应用将生产型集群的虚拟化转型提到了新的高度。
生产型集群的依托载体从实际的地理空间向地理空间和虚拟化平台空间相结合转变。 生产型集群拉近了成员间的“空间距离和组织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运输成本、互动成本和信任成本。受制于地理空间的约束，集群外企业为获得集群效益而迁入集群的成本往往很高。区域内特定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与政策环境往往使得集群成员的关系相对封闭，存在开放性不足进而陷入路径依赖的风险。而基于互联网构筑的虚拟空间是超越地理空间边界的，具有先天的开放属性。生产型集群通过企业虚拟化转型、网络虚拟载体和平台搭建，将有效推动集群成员基于一定的契约和规则实现虚拟空间的集聚，最终形成一个线下“实体”与线上“虚拟”的有机结合体。这不仅可以突破集群成员数量与规模的限制，让企业随时随地进出虚拟空间，还可以加速信息的交流共享，减少信息的不对称。一方面，减少不必要的交通物流运输信息，从而间接降低地理空间实体中的交通运输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网络组织的形成，增强信息的透明性与开放性，缩短集群的组织距离。
生产型集群的演进路径加速向“地理集聚和平台主导-产业社区化运作-全球化发展”转型。 传统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基本经历初期（企业在特定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成长期（通过质量与效率的提升，形成密切相关、具有价值关联的产业体系）、成熟期（技术创新、品牌创新为主导）三个阶段。但虚拟产业集群本身特征决定的地理空间、组织空间的无边界将使得产业生态体系更加复杂，地理空间的集聚正在弱化，质量与效率的提升作为集群发展的应有之义也不再扮演重要的角色，增强集群成员间的互动与协作、推动集群社区化发展成为关键。生产型集群的虚拟空间将通过采取模块化的组织方式，以用户为资源吸引企业、政府和其他社会机构进入平台空间进行高效、便捷、快速的互动与协作，最终形成一个虚拟化的产业社区。产业社区的形成为缩短成员间协作的组织距离提供制度保障，传统区域分工体系也将嵌入虚拟空间所带来的全球化分工体系之中，带来集群的开放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反思并重新审视“脱实向虚”的发展模式，相继出台“再工业化”战略，力图凭借在新兴领域的先发技术优势，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和升级，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掌控高价值环节，扭转产业空心化势头。发展中国家凭借更加丰富的资源要素和更加低廉的资源要素成本，积极承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新兴产业转移，着力提升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同时，一些新兴经济体利用技术外溢效应，学习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产品技术、工艺技术和组织管理经验，再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和消化吸收后的创新，技术水平快速提升，逐步走出初级产品出口加工的阶段，从低端向中高端攀升，成为改变甚至主导全球价值链的新力量。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但是，逆全球化如同幽灵般始终与全球化相伴随。特别是近年来，受欧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影响，逆全球化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新冠疫情和中美经贸摩擦使各大经济体普遍认识到，产业链任何环节的断裂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任由制造业外向化发展很容易造成本土空心化，追求产业安全可控成为一项战略选择，各国政府和企业更加注重从安全出发对产业链、供应链进行调整。
在市场、技术、政治等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当前全球产业分工模式和格局的深层次变化，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本土化、分散化趋势更加凸显。跨国公司将选择性地缩短产业链垂直分工的环节，把原来外包给各国、各企业的产业链环节转移至自身内部，实现纵向一体化。原来基于比较优势和市场考量的分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生产的各个工序和环节将回流至一个国家内部或若干国家的边境地区，各产业环节也将避免“放在一个篮子里”而采取多元化布局的方式来追求集聚化发展。对于战略性制造业、先进制造业等，政府也会进行干预，编制备份计划。
一个国家为追求经济发展和产业安全、一个企业为追求经济利益和满足政治诉求，都在寻求其中的平衡点。而从产业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来看，产业集群理应是解决方式之一。在产业集群这个可控的区域空间内，龙头企业将不断强化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分工协作，而数量众多的同类型企业也将基于水平分工不断扩大规模经济，这既保证了产业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经济利益，又确保了产业安全。同时，产业集群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强化区域内循环的国际化联系，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之中，成为产业国际合作的“锚点”，在未来面临突发事件时能做到“进可攻、退可守”。
新冠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与安全造成了较大冲击，订单停摆、生产停滞、企业停工、物流停运，人流物流严重受阻，产业链、供应链上任何一个“断点”“堵点”都极易造成经济运转“停摆”甚至“瘫痪”。企业更加注重产业链的配套安全，从而开始收缩自身产业链、供应链。一些区域也开始注重围绕产业链上下游，集聚相关配套企业到可控的区域内，实现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可以说，新冠疫情倒逼产业链从水平分工向纵向一体化的垂直整合转变，培育发展完整产业链或某一重要环节的产业链集群成为一个重要趋势。
“温州模式”下强调水平分工的产业集群面临较大的发展压力。 温州模式是一种强调水平专业化分工，带动大量同类型中小企业集聚进而实现规模经济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和内陆地区多个地方学习借鉴“温州模式”，围绕轻工消费品等领域形成了一批以专业镇、专业县为代表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温州模式”在自主创新、品牌打造、价值升级等方面已经稍显吃力。由于“温州模式”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创新研发投入意愿不强，多数企业靠模仿创新、拼市场价格。而且，这种模式在地方优惠政策的吸引下，很容易快速复制，这也是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成批企业转移的原因。新冠疫情对“温州模式”下的产业集群发展带来较大冲击。由于主要强调水平分工，区域内产业链上下游并不齐全，受物流运输阻断影响，上游原料和部件在区域内存在真空，区域供应配套体系基本停摆。
产业链集群成为解决“温州模式”困境的重要方式。 产业链集群是指围绕某一行业产业链或某一大产业链内小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各类机构在一定区域内集聚、协作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它能够凭借产业水平分工和产业链垂直整合的双重优势，带动企业专业化分工和各类要素高度集聚，形成了完整、集中、高效的产业链和快速应对市场变化的供应链体系。产业链集群将为龙头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断点”，向具有控制力的“链主”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天然的“土壤”。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可依靠集群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和高度集聚的要素资源，积极围绕“链主”企业紧密配套、协作发展。同时，产业链集群能够凭借多技术交叉融合和多场景应用优势，构建围绕产业链的“政产学研用”创新网络，加快产业链集群技术的外溢和扩散。由此可以看出，产业链集群能够有效整合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等各环节资源，推动大中小企业共同行动，强化上下游和产供销各环节协同发展，为解决“温州模式”困境提供了一条路径。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产业链集群“稳仓石”作用更加凸显。一是产业链集群凭借耦合紧密的产业链条，推动企业“共同行动”，协同推进复工复产。产业链集群能够及时有效组织企业共同行动，快速应对新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条断裂风险，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协同复工复产，确保产业链的正常运转。二是产业链集群通过枢纽带动，形成区域“风险共担”机制，抱团化解新冠疫情冲击。以社会组织、产业联盟等为代表的行业组织充分发挥业务专长和行业影响力，发动行业资源，积极建言献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成为协助政府应对新冠疫情影响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三是产业链集群借助活跃的创新体系，促进产业“推陈出新”，助力企业转危为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集群企业及时发现新冠疫情带来的机遇，发挥创新资源优势，开发防疫产品和服务，创新防疫物资供给，不仅实现了区域产供销一体化，而且有效增强了产业的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