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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气势汹汹，未必就是言之有理。
——萨迪
很多时候，我们要达到说话的目的，直说不行，还需要旁敲侧击，抓住对方的一些“要害”，要隔重纸，不一语点破，但要一语中的，点到为止，对方的心理防线无形之中就被攻破。
在《三国演义》中的第四十三回，写曹操夺占荆州，诸葛亮临危受命，来说服孙权，要联手抗曹。东吴的群臣和诸葛亮展开了舌战，其中，有个叫严峻的，称诸葛亮强词夺理，并质问诸葛亮“治何经典？”诸葛亮回答得非常漂亮：
“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
诸葛亮并举伊尹、姜子牙、张良、陈平、邓禹、耿弇等开国谋臣为例，说他们“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生平治何经典。岂亦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一席话说得严峻无话答复。
又有一个人名叫程德枢，讽刺诸葛亮好说大话，未必有真才实学，会被儒者看笑话。诸葛亮反驳他说，儒有“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两种。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道，弃邪恶，不像小人之儒，只懂词章雕虫小技，吟诗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
尴尬事常有，不便直说时要用弹性语言，随机应变，适当委婉和模糊，而不能把话说得太实太直。
在日常交际中，总会有一些人们不便、不忍或者语境不允许直说的话题，需要把“词锋”隐遁，或把“棱角”磨圆一些，使语意软化，便于听者接受。说话人故意说些与本意相关或相似的事物，来烘托本来要直说的意思。
委婉法是办事说话时的一种“缓冲”方法。委婉语能使本来也许是困难的交往，变得顺利起来，让听者在比较舒坦的氛围中接受信息。因此，有人称“委婉”是办事语言中的“软化”艺术。例如巧用语气助词，把“你这样做不好！”改成“你这样做不好吧”。也可灵活使用否定词，把“我认为你不对！”改成“我不认为你是对的”。还可以用和缓的推托，把“我不同意！”改成“目前，恐怕很难办到”。这些，都能起到“软化”效果。
可以用委婉的词语表示不便直说或使人感到难堪的情形或事物。
有时，即使动机好，如果语言不加修饰，也容易招人反感。比如：售票员说：“请哪位同志给这位‘大肚皮’让个座位。”尽管有人让出了座位，但孕妇却没有坐，“大肚皮”这一称呼，使她难堪。如果这句话换成：“为了祖国的下一代，请哪位热心人，给这位‘有喜’的大姐让个座位。”当有人让出座位时，这位孕妇就会表示对售票员感谢，并愉快地坐下。
也可以借用一事物或他事物的特征来代替对事物实质问题的直接回答。
在纽约国际笔会第四十八届年会上，有人问中国代表陆文夫：“陆先生，您对性文学怎么看？”陆文夫说：“西方朋友接受一盒礼品时，往往当着别人的面就打开来看。而中国人恰恰相反，一般都要等客人离开以后才打开盒子。”
陆文夫用一个生动的借喻，对一个敏感棘手的难题，婉转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中西不同的文化差异也体现在文学作品的民族性上。以上例子，实际上是对问者的一种委婉的拒绝，其效果使问话者不至于尴尬难堪，使交往继续进行。
另外，在公关语言中运用适当的含糊，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艺术。办事需要词语的模糊性，这听起来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假如我们通过约定的方法完全消除了词语的模糊性，那就会使我们的语言变得十分贫乏，使它的交际和表达的作用受到限制。
例如：某经理在给员工作报告时说：“我们企业内绝大多数的青年是好学、要求上进的。”这里的“绝大多数”是一个尽量接近被反映对象的模糊判断，是主观对客观的一种认识，而这种认识往往带来很大的模糊性。因此，用含糊语言“绝大多数”比用精确的数字形式的适应性强。即使在严肃的对外关系中，也需要含糊语言，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受欢迎的人”，等等。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受欢迎，其具体内容，不受欢迎的程度，均是模糊的。
平时，你要求别人到办公室找一个他所不认识的人，你只需要用模糊语言说明那个人矮个儿、瘦瘦的、高鼻梁、大耳朵，便不难找到了。倘若你具体地说出他的身高、腰围精确尺寸，倒反而很难找到这个人。因此，我们必须至少在办事说话时放弃这样一种观念：“较准确”总是较好的。
最会说话的人，知道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委婉含蓄无疑是他们的一大“招数”。他们用委婉含蓄的话语，既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又不会令人听着太过难堪，其积极效果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