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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
——《孙子兵法·军争篇》
“以佚待劳”的指导思想是使自己的部队从容休整，养精蓄锐，来迎战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敌人，乘机出击取胜。
掩藏自己的实力，暗自聚集力量，在竞争对手疲惫不堪时再出动，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中国有句古话：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意思是让我们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不要一味使用莽劲去碰壁，而应该分析局势，做出某些以退为进的决策。
“缓称王”作为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大战略的最后一个环节，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也正是朱元璋智慧的表现。
元朝末年，主要的几路起义军和较大的诸侯割据势力中，大部分领袖皆已称王、称帝。最早的徐寿辉，在彭莹玉等人的拥立下，于公元 1351 年称帝，国号天完。张士诚于公元1353 年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刘福通因韩山童被害，韩林儿下落不明之故，起兵数年未立“天子”，到公元 1360 年徐寿辉被部下陈友谅所杀，陈友谅自立为帝，国号大汉。四川明玉珍闻讯，也自立为陇蜀王。一时间，九州大地，“王”、“帝”满天飞。
此时只有朱元璋依然十分冷静。他明白“谁笑在最后，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所以，他坚定地采纳“缓称王”的建议。直到公元 1364 年，朱元璋才称为吴王。至于称帝，那已是公元1368 年的事情了。此时，天下局势已基本确定，也就是说，朱元璋即便不称帝，也快成事实上的“皇帝”了。
与其他各路义军首领迫不及待地称王的做法相比较，朱元璋的“缓称王”之战略可谓是非常高明。“缓称王”的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己方独立反元的政治影响，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元朝对自己的重视程度，避免或大大减少过早与元军主力和强劲诸侯军队决战的可能。这样一来，朱元璋就能更好地保存实力，积蓄力量，从而求得稳步发展了。
在当时，天下大乱，起兵割据并不意味着与中央朝廷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但一旦冒出个什么王或帝，打出个什么国号，那就标志着这股势力与中央分庭抗礼了。因此，谁要是称什么王或帝，朝廷必定要派大军前去镇压谁。这就是所谓的“枪打出头鸟”了。徐寿辉称帝的第二年，元朝大军就对天完政权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同样的道理，张士诚、刘福通等人，莫不为元军所围攻。
相比之下，只有尚未称帝的朱元璋，一直到大举北伐南征前，都未受到元军主力进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朱元璋一直在“忍辱负重”，隶属于小明王的宋政权。当时天下称帝者有三四个，处于摇摇欲坠中的元政权根本顾不上朱元璋这一类附于某一政权的势力。而朱元璋正是抓住了这有利时机，加紧扩充地盘，壮大实力，最后终于成为收拾残局的主宰者。
“缓称王”还避免了过多地刺激个别强大的割据政权。元末虽乱，但到最后“冠军”只能有一个。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哪个割据政权都是皇权路上的竞争者。因此，割据政权除要与朝廷斗争外，相互之间还有“竞争”，这种“竞争”实际上就是血腥的相互残杀。正因为朱元璋“缓称王”，不但避免过早卷入这种残杀，而且借隶属于小明王的宋政权，一方面讨得宋政权的欢心，另一方面也得到了宋政权的庇护，可谓一箭双雕。
每个人都渴望成功，而且成功要连续不断，从一次次小小的成功，到更大的成功。仿佛人天生就是追求成功的，而不允许自己有所失败。当然，这种心思可以理解，毕竟人总是有追求的，人都想有所进步，都有一种追求优越感、超过别人的愿望，但事实上，人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超过别人，一味追求成功，一味闷在一条死胡同里，必然会导致无为的失败甚至牺牲浪费。
可见，朱元璋的“缓称王”之举简直是妙不可言，他懂得积蓄力量，再厚积而薄发，一举成功。其实做人处世也同样如此，只有懂得在自己的力量不足之时，不轻易言勇，不把自己不锋利的予头对准别人坚硬的盾牌，如此的话，受伤的就不会是自己。
现实生活本身并不全然是理性的，其中也充斥着很多无奈的逻辑。譬如，某些人的性格带有攻击性，这就意味着另一些人往往无端地遭到挑衅。如果我们对所有的“攻击”，都施之以“反击”的话，那我们生活的环境将充满火药味。
真的英雄，何必气短，善始善终，方为不败！忍能保身，忍能成事，忍是大智，大勇，更是大福！忍是厚，忍是黑，忍小人，忍豪强，忍天下难忍之事，不做性情中人，成常人难成之事。
当你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时，忍耐就是你生存的重要法宝。在这时候，成大事者，能审时度势，不把那些小耻小辱放在心上，且在暗地里积蓄力量，积极行动，以图后起。在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更要切忌，不可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