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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是由科技变革引发并带来全球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工业化是工业产出效率提高和占国民经济比重上升的结果。工业化是人类发展的重大事件抉择，不管是工业革命还是工业化均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世界不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有明显差异，这使得它们的发展结果有了巨大差距，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人类历史大概有300万年，但人类经济大幅增长的历史不到300年，世界人均GDP水平在数千年的农业社会时期基本变化不大，经济增长缓慢，对比工业革命前后可以发现，这完全是两个世界。就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国际计量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认为，工业化是三千余年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
工业化的实质是经济结构的转化过程，是农业份额下降和非农业份额上升的过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变革是第一位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前的漫长酝酿期，各种政治与文化变革为现代社会的到来准备了各种要素，但只有当生产力真正得到解放以后，生产方式的变革才开始冲击其他社会要素，并对整个社会加以改造。
无论是社会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认可首先爆发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工业革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解放了人类的生产力，而生产力作为基础性、决定性的力量，又推动了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变革，其连锁反应最终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工业革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工业的本质就是“革命”，平和一点说是“创新”。工业革命前，世界各地的制造业，技术进步的速度都不快，很多传统工艺能保持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不变。工业革命的革命性在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大大加快，在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下，旧的技艺乃至旧的工业部门不断消亡，新技术和新产业不断创生。马克思与恩格斯曾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
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基本符合“马尔萨斯循环”，即人口与实际收入成反方向的变动：人口的增长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从而导致实际收入降低，生产力下降，于是饥荒、瘟疫、战争出现，使得人口数量急剧减少，随后，人均占有耕地的大幅度回升，使得收入再度回升，然后生产力的发展又使人口数量快速提升，继而收入又开始下降，饥荒和内乱再次出现……这就形成了循环。此时，人类生产力发展更多的是依靠经验技术，因此，经济发展是一个缓慢提升的过程。
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发展打破了这个循环，因为工业化使人类可以迂回生产，于是，科学技术能够大规模地推广应用，生产率可以不断提高，财富就能持续积累。此时，生产力的提升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历次工业革命爆发的前期均有重大的科技突破和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
哈特维尔评价工业革命时说，“工业革命明显的和本质的特征是：总产值和人均产值增长率的持续上升，这种增长和以前的增长相比是革命性的”
。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社会发展，主要不是表现在GDP统计数据上，而是表现在新科技、新产品、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上，表现在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不断改善上。
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工业革命之后，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促进了人类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效率的不断提高。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机械化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化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化革命。借助先进工业技术，人类文明由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向更高层次的文明迈进。在此过程中，人类社会衍生的语言文字、生产消费、商业贸易、政治制度、法律政策、文学艺术等，也随之发生了演变。特别是工业革命带来现代工业文明：从机械化到电气化、信息化甚至是智能化，从汽车、轮船、飞机到宇宙飞船、空间站，从留声机、录放机、电视机到智能终端、量子计算，从木质家具到智能家居，从“福特制”到精益生产，从质量标准到品牌服务……现代工业在创造巨大物质文明成就的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精神文明成就。
在社会进步方面，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总体处于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部分人甚至还处于原始社会，只有依靠高强度的、重复性的体力劳动才能勉强糊口。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形态及文化内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引发了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文化的重塑。这种变革加速了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全球化，带来了社会的大规模城市化。近300年，真正生活在完全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比例并不高。新中国作为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在70年的时间中，建立了一个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以举世震惊的速度实现了国家工业化，这是社会主义中国所取得的伟大经济成就！
在思想意识方面，工业革命爆发以前，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有限，也很少有时间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对所处生存环境的探索更多地停留在猜想层面，缺乏科学的论证能力。因此，人类畏惧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将之视为“神”，同时也塑造“神”以满足自身的精神需求和对物质的渴望，甚至为此做出过野蛮、有悖人伦的行为。由工业革命带来的高度发达的制造业，为人类探索自然、解释自然现象创造了丰富的工具，提供了更多的实践论证素材，人类据此可以对自然现象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特别是科学理性的逐步传播使人的思想逐渐解放，人类得以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通过提升制造业水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时，制造业的飞速发展使更多的人可以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创造性工作，从而促进了人的思维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人类最早的石器源自非洲，在旧石器时代，直立人用石头相互敲打，制造出比较粗糙的石器。陶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青铜器和铁器的使用将人类带入农业文明。青铜铸造技术的发明成了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铁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给社会进步和变革带来了巨大动力。手工业是工业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人类得以进入工业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原始手工业的诞生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专业的人员；二是相对固定的生产场所；三是产出物有一定数量，除了自用，还能用于交换。
科技突破具有先导性，代表了人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入与提高，但科技突破之后的产业化更为重要，因为它将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知识转化为改造自然的动力、造福人类的工具，形成全世界人民可获得的、可享受的成果，并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最终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从本质上看，人类社会形态每次更迭的背后，都是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而每次生产力的飞跃，又都源于一场深刻的生产技术变革。特别是工业社会，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建立在其发生之前人类文明创造的科技创新成果基础之上的，都是对前一次工业革命的升华。
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要靠工业。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依靠的是率先发展起来的造船、采矿、蒸汽机、纺织、钢铁等工业，为英国殖民地扩张奠定了基础。美国和德国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赶超英国，依靠的是后来居上的工业。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德的钢材产量、铁路里程等均超过英国，在新产品研发和应用方面也远超英国，不仅为美、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积累了巨额资本，也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创造了条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力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的产业结构得到更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
。韩国、瑞士等国家的兴起，靠的依然也是在全世界具有特色优势的工业，如韩国的消费品和电子产品、瑞士的钟表等制造业一度风靡全球；当今巴西、印度、越南等新兴市场国家无一不把发展工业作为实现经济和社会腾飞的关键举措。
自20世纪后半叶开始，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了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繁荣，也促使整个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步降低，服务业的比重缓慢上升，西方发达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部分西方发达国家过度依赖金融业、互联网业等虚拟经济，导致制造业日趋空心化，国家硬实力深受影响。为重振实体经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陆续重新重视制造业，大张旗鼓地实施“制造业回归”或“再工业化”的战略，力图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产业制高点。历史证明，在现阶段人类发展进程中，工业化依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重大抉择。
当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和量子技术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极可能引燃第四次工业革命，确切地说，就是以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这场革命的主要特征是各项技术的广泛融合，并将逐步打破物理世界、数字世界和生物世界之间的界限，甚至增添一个全新的空间——量子世界。
在新工业革命的冲击下，现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模式都将发生重大改变。对工业的新认识，核心之处并不是新技术本身，而是在于对工业体系、工业生态的全面重构。这种重构涉及工业企业的所有元素，包括用户、产品、生产、工厂、管理、竞争力构造等各个方面。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正在让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界线变得模糊，也让原材料商、生产制造商、服务提供商之间的“跨界”变得频繁。
总之，工业化和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根本性的，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它不仅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且引发世界强国位次的更迭，更推动了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从机械化革命、电气化革命、信息化革命到未来的智能化革命，工业的演变就像万花筒，每次转动都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驱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度规则的转变和思想文化的更新。
回顾史前工业、古代工业、近代工业、现代工业的演进史，就会发现人类的命运无法摆脱工业——这就是现实，躲开了工业，就是躲开了这个社会，躲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壤。300万年以来的人类实践反复证明，工业是人类创造文化、铸就文明的根本性力量。
工业强、国家就强，但是要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不是简单地在某个方面特别出众就可以的，它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核心要素包括科技实力、工业实力和文化实力。
人类工业化的几百年间，世界工业总体趋势是不断发展壮大的，但是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各国对世界工业发展的贡献度大小不一。具体地说，如果比较每个国家的能力和贡献，必有科技创新水平高低之分、工业产业规模大小之分、文化影响力强弱之分，这里所提的文化主要是工业活动中产生的文化，即工业文化。世界工业重心是指世界工业发展的核心区域，它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地区。世界工业重心表明该区域在工业领域的科技水平、制造能力和文化影响力三个方面全部或部分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并引领世界工业发展。
世界工业重心包括世界工业科技中心、生产制造中心和工业文化中心。工业科技中心表明它拥有更多的科学上的理论突破和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生产制造中心表明它拥有强大的产品制造能力、产业链的整合能力与庞大的产业规模；工业文化中心表明它拥有最先进的管理理念、生产方式、标准规范、工业形象，以及规则制定、秩序维护的能力。这里强调工业科技的主要原因是有一些科学上的理论突破和发明创造不一定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生产力并普惠于世界，如天文、地理等。
世界工业重心是一个历史范畴，重心与中心的变迁主要是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造成的结果。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工业重心出现了三次重大的变化，即由英国扩散至欧洲，欧洲转移到北美，北美再转向东亚。表面上这是地理位置的更替，实质上是科技创新与发展能力强弱转换的结果，其中无不包含着深厚的文化根基。
综观近现代工业发展史，世界上只有英国、德国、美国三个国家可称得上世界的工业重心。
（1）世界工业重心的确立。第一个能称得上世界工业重心的国家是英国，它的形成得益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作为世界工业科技中心、生产制造中心和工业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保持到19世纪后期。
（2）世界工业重心的第一次迁移。大约从1851年开始，德国用了四十多年时间，在重大科技创新和发明创造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突破。1895年，德国实现了工业化，在各个产业领域全面超过英国，从而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工业重心。
（3）世界工业重心的第二次迁移。德国成为世界工业重心不久，美国依靠庞大的体量快速崛起，取代了以往的老牌制造强国——英国和德国，成为工业发展的领头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其成为全球的经济霸主，在科技、制造和文化上全面领先，成就了全球工业重心的地位。
（4）世界工业重心的第三次迁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提出了“技术立国”的口号，着眼于引进，立足于改进，加强企业管理，利用各国技术之长，不断创新，实现了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和经济起飞，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从严格意义上说，日本制造业只是在部分重点行业和技术领域领先于美国，仅仅成为世界生产制造中心之一
。
此后，在中国及其周边新兴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吸引力下，欧洲发达国家及美国、日本纷纷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向中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转移。2010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跃居全球第一，成为世界生产制造中心；2019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已是美国、德国、日本的制造业产值之和。
在世界工业重心转移的过程中，从英国到德国再到美国，工业科技中心、生产制造中心与工业文化中心基本相伴而行，向东亚地区转移时，却发生了较长时间的分离，即世界生产制造中心先行转移，而世界工业科技中心和工业文化中心还留在美国。在世界工业重心转移过程中，先进的工业文化伴随着制造业，由英国、法国、德国传播到整个欧洲，然后漂洋过海传播到美国和北美洲，直至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最后，工业文化扩散到了全世界的几乎每个角落。
中国知名学者金碚曾说，“以先进制造业为标志的现代工业社会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经济最发达、国家最强盛的时代。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无不希望成为制造强国，但在被称作（工业国）的数十个国家中，真正成为制造强国的屈指可数”。他还指出：“决定制造业强盛的基本因素包括资源、技术和文化‘三原色’。一个国家能否成为制造强国，其文化特质往往具有决定性影响。”
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一项“世界文化发展十年”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该项目把当代世界文化划分为八个文化圈：一是欧洲文化圈，二是北美洲文化圈，三是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文化圈，四是阿拉伯文化圈，五是非洲文化圈，六是俄罗斯和东欧文化圈，七是印度和南亚文化圈，八是中国和东亚文化圈。
当今世界主要工业强国除日本属于中国和东亚文化圈外，其余大部分工业强国均产生于欧美文化圈，可见，欧美工业文化主导了当今工业社会。纵观近现代世界历史，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这几个先后崛起的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的兴起均始于工业，在成为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均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工业文化，大大地推动了本国工业发展，并深深地影响着全球工业化进程与价值体系。
回望发达国家先后走过的工业强国之路，不难发现强国崛起存在一些内在的规律。在人类历史上，经济与科技水平落后的国家赶超和战胜先进的国家，是正常现象。比如，在我国历史上，明朝被清朝更替，明军是火枪大炮，清军是骑马射箭；在近现代，德国超越英国，美国超越德国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里面包含着很多复杂的原因，其中就有文化因素。孟子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科技水平先进的一方，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它的体制和机制容易走向僵化死板，它的社会精英阶层更容易腐化堕落、不思进取。这样，虽然它在经济科技上领先一些，但整个社会的资源组织能力会大幅下降，使得在综合国力的较量中，反而输给落后但是体制和机制及精英阶层更有活力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