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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召开前，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以及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一共有53名党员，其中有两名女党员。刘清扬是1921年1月在法国由张申府介绍入党的，缪伯英则是1920年11月在北京由李大钊直接发展的。缪伯英是我国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是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缪伯英乳名玉桃，1899年10月21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乡枫树湾（今开慧乡飘峰村）一个世代书香门第之家。父亲缪芸可是晚清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缪伯英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十岁时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毕业后升入校本部（其中一年因缪芸可赴日本考察教育，缪伯英在平江县启明女子学校就读）。1919年她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她开始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为各种新思潮所激荡，形成了“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齐鸣”的新气象。那时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受到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其中不少人经历了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曲折过程，缪伯英也是这样。她到北京不久，认识了湖南籍的北京大学学生何孟雄。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广泛流传，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对北大的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去那里看书、读报、听演讲。不久，她毅然中断在女高师的学业，去北大参加工读互助活动。
北京工读互助团于1919年12月4日成立，是由王光祈等发起的。这是一个自愿结合起来的，实行半工半读和集体生活的团体。它有四个组，缪伯英在第四组。这个组都是女生，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与同组的十几名女生，出于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思想的追求，脱离家庭和学校，半工半读，自食其力。她们租赁了北京东安门北河沿17号的一间房子，开起洗衣店来。但是，她不可能置身于“世外桃源”，工读互助主义在实践中很快遭到失败。为此，缪伯英在女高师的毕业期推迟了一年。
俄国十月革命的春雷，唤醒了沉睡的东方古国。陈独秀、李大钊等编的《新青年》，缪伯英每期必读，并在北大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很受启发。于是，她摒弃了对工读互助主义的幻想，认识到：社会弊病太深，改良的道路行不通，只有通过斗争的手段，才能粉碎旧政权，改革旧制度。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李骏等19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他们常聚在“亢慕义斋”图书室，潜心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还自己动手，由德文翻译油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一些章节。大家就读书所得，各抒己见，讨论得很是热烈。有时，缪伯英还把进步书刊秘密送到女高师同学的手中。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当时正和缪伯英恋爱的何孟雄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是缪伯英受李大钊的委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大成立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11月，诞生不久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内部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了小组。为了充实北京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邓小中、高君宇、李骏五人入党。刚满21岁的缪伯英是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中第一个女党员。
1921年8月，就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不久，何孟雄和缪伯英这对志同道合的战友，组成了自己的家庭。婚后，他们住在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5号。这个新家庭是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取道北京时，就住在中老胡同5号。缪伯英、何孟雄一面读书，一面从事革命工作，被同志们称为一对“英”“雄”夫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罢工相继兴起。缪伯英与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深入京郊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开办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1922年2月，他们还组织了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和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兄弟的罢工斗争。她还在自己任编辑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撰稿报道北方工人运动的情况。不久，她担任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女工部部长，根据党的指示，她继续在京郊发动女工和工人家属参加工人运动，有时还去唐山和石家庄等地发展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基层组织。8月，她又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担任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随后，她又驱车南下，帮助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以及赴湖北女师开展学生运动。一路风尘仆仆，在她返回北京时，因劳累而病倒。
1923年2月，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缪伯英立即投入斗争，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等全力以赴地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这次罢工遭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为了揭露吴佩孚残害工人的暴行，她与几个同志秘密地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广为散发。他们还及时赶赴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缪伯英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得更加成熟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对她的出色工作非常满意，曾称誉她是一个“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6月，由于张国焘被捕，供出李大钊、缪伯英等人。北洋军阀政府京师警察总监命令将他们缉拿到案，在女高师已临近毕业的缪伯英和李大钊各自走避家乡。缪伯英由何孟雄送出北京，回到长沙，后受徐特立聘请，到幼时读书的长沙女师附小担任主事（校长），并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第一任妇委书记。在缪伯英主持湖南妇女工作这段期间，正值我国南方大革命运动的高潮。她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一起，组织了规模盛大的“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她在会上发表讲话，通俗地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和国民革命的主张。她领导的女师宣传队活跃在长沙街头，给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党还派她参与湖南省进步妇女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改组后的机关移到女师附小内办公），这是她领导湖南妇女运动的公开身份。当时，有人向女师校长徐特立反映附小主事的思想“激进”。徐特立为之掩护，说：“她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1925年5月，继青岛发生惨案后，上海又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帝国主义的浪潮，“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也应运而生。缪伯英、徐特立等被推选为雪耻会的执行委员，领导开展罢工、罢市、罢课及查禁销毁仇货的斗争。在缪伯英的指导和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宣传队、募捐队和女子纠察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最为壮观的是6月5日举行的游行示威，各校学生高举校旗，昂首前进，队列整肃，群情激愤。时天下大雨，男生多赤足草鞋，女生是袜套草履，全无雨具。雨水淋湿了衣襟，他们一手抹着额头上的水，一手振臂高呼口号，路旁观看者无不为之感动。湖南地方军阀赵恒惕坐卧不安，立即对长沙实行戒严。“宣传过激者斩”、“扰乱秩序者斩”的布告比比皆是，有的爱国人士甚至遭到枪杀。为了救济参加爱国运动的受难者，缪伯英以省女界联合会的名义，邀约省会各社团负责人在女师附小开会，筹备成立济难会，她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使一些善后事宜得到妥善处置。
年底，由国民党右派组成的西山会议派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担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的缪伯英，曾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926 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并坚决揭露和谴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主义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筹备发起“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她担任大会主席，邀请周以栗、陈章甫等共产党员登台演说，盛况空前。接着，她又与李维汉、罗学瓒、夏明翰等发起组织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湖南纪念大会”。她在会上作了《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把广州政府厉兵秣马、准备誓师北伐的消息，传到了三湘四水，极大地振奋了湖南工农群众斗争的勇气。
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再次激起湖南民众的义愤，缪伯英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大会发出六项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祺瑞）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在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前夕，湖南民众掀起了驱赵（恒惕）运动，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沙市民3万余人在教育会坪集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宣布成立具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公决由缪伯英、周以栗、张汉藩三人担任常委。唐生智趁机倒戈，带兵进入长沙。3月11日，赵恒惕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宣布“辞职”，自长沙逃走。不久，吴佩孚调集北洋军阀精锐部队南犯湖南。与此同时，北伐军自广州挥师入湘援唐（生智），双方鏖战激烈。缪伯英率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奔赴前线，慰问和救护北伐军伤兵，发动湖南民众起来响应国民革命。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被从北京调来，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同时，缪伯英也由党派到武汉，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实际上是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主任蔡畅开展妇女工作。他们夫妻平时聚少离多，此时添了一个男孩，也就添了几分欢乐。他们住在武昌东湖，又在一起战斗了。
1927年7月中旬，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形势急转直下，武汉三镇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活动，9月迁往上海。由于斗争形势需要，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
在上海，何孟雄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西和沪东区委书记，缪伯英是沪中区委的妇委主任。为了便于开展地下工作，他们化名为刘元和、廖慕群，缪伯英以一个中学教师的职务做掩护。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环境险恶。长期的地下工作，锻炼了缪伯英，使她胆大心细、处事慎重。她曾多次对跟随来的族侄缪位荣（协助料理家务、照看小孩）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变化，就提前搬家，因此，各国租界几乎住遍了。为了使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需要找到借口，缪伯英就装着与丈夫吵架。遇到情况紧急，他们干脆把家丢弃，只身走脱。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才归，回来还要继续工作。长期清贫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本来就不强健的身体拖垮了。1929年10月，她突然患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溘然辞世，时年30岁。她身后遗下重九和小英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不到一岁。
缪伯英在病危时，拉着何孟雄的手说：“我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奋斗，直至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至胜利。你若续妻，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她的灵柩存放在上海扬州会馆，后会馆改建时曾登报通知各户迁出，但因何孟雄被国民党逮捕，在龙华壮烈就义，缪伯英的遗体就不知会馆代迁何处了。她的两个孩子在上海龙华监狱被监禁了一年多，何孟雄罹难后被送入上海孤儿院收养，“一·二八”日军进犯上海时均失散于战乱，至今下落不明。他们一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一切，值得后人深深的景仰和怀念。
（本文写成之前，缪伯英的胞弟、已故的长沙有色冶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缪立三曾提供了部分资料及照片，在此特表感谢，以示缅怀之情——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