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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28日下午，伟大的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同志，面对敌人黑色的绞刑架，威武不屈，慷慨就义。随李大钊赴刑场的20名“囚犯”中，最后一个昂首登上绞刑架的，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她就是巾帼英烈张挹兰。
张挹兰，1893年3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她的父亲不仅正直豁达，而且很有学问，在北京一所中学里教书。祖父是清末的老秀才，饱读“五经”、“四书”。她排行老大，下有三弟两妹。由于封建家庭重男轻女，连祖父闲着没事的时候教她识文断字，也遭到祖母的呵斥：“臭丫头，长大了无非是嫁汉生崽，读什么书？”
性格倔强的张挹兰偏偏不服气，顶撞道：“丫头也是人，我就是要读书认字！”她从小喜欢开“顶风船”，凡是她认定的事你不准她干她硬是要干，于是瞒着祖母躲到堆放柴草的破屋里偷偷地读书写字，不懂的地方记下来再问祖父。到12岁时，她已经能够借助字典，阅读《橘颂》、《桃花源记》、《爱莲说》等较为深奥的古文了。由于她勤勉好学，长年不懈，竟成了家里的一支笔，大家都喊她“女秀才”。
转眼到了十八九岁，张挹兰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不久，她同附近一户农家的子弟龙云利结了婚，并生了一个男孩。这时她做的是一般女人所想的助夫理家，教子成才，当一个听任命运安排的贤妻良母。然而残酷的现实把她这个不算美梦的梦击得粉碎：孩子周岁时因染上天花，求医不愈，遽然夭折。这个变故，使张挹兰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也使她想到要改变这种无所作为的家庭生活。于是，她毅然离开龙家，到县城女子小学读书。在这所学校里，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增加了不少新的知识。
“五四”运动的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前夕，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激起了张挹兰继续求学的强烈愿望。这个时候，她想去北京，到父亲张志钦那里去求学。龙姓的一些长辈们见她很有才气和抱负，都支持她，并答应每年从祠产中支出一笔钱给她作学费，打破了祠产过去只供男生外出的惯例。1919年秋天，她千里迢迢，只身来到北京，在一所私立补习学校读了半年，接着便考取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预科。
1921年夏，张挹兰读完了师大预科，她的二弟张支松中学毕业。父亲是一个穷教师，且又多病，已无力再送他们姐弟升学。此时，二弟一位同学从南洋来信，要他们去苏门答腊首府棉兰的一所华侨小学当教师，并寄来了旅费。她和支松横渡海峡，辗转来到棉兰，打算在这个异国他邦积攒点钱，再去欧美留学，以便将来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不料他们到棉兰不久，传来父亲病故的噩耗，攒钱留学的愿望难以实现，不得不重返北京。1922年，张挹兰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用半工半读的办法继续深造。
在逆境里，她要上学，又要谋生，生活相当困难，龙家对她的学费资助早已停止。这些都阻挡不住她孜孜求索的雄心壮志，她当家庭教师，替人抄书，借此勉强维持生计。1924年，她升入北大教育系，正式成为一名大学生。
张挹兰在大学学习期间，对国内外发生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十分关注。1924年3月，由国共两党组成的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及北京特别市党部正式成立，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北京特别市党部组织大规模的追悼和宣传活动，这些情况的变化，使她明确了当时的革命斗争方向，更大地激发了她的政治热忱。在北大她结识了李大钊，受李大钊同志的教育和影响，她从学校的课堂里走出来，积极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不断搏击、进取。不久，她加入了“中山主义实践社”，当选为理事。“中山主义实践社”是一个国民党左派势力较为强大的团体，它明确指出实行“三民主义”，奉行“三大政策”、同共产党合作、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主张。接着，北京特别市党部改组，张挹兰当选为市党部的执行委员，成为国民党中坚强的左派。
为了进一步开展妇女运动，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决定创办妇女刊物《妇女之友》，作为组织妇女活动的基地。刊物由张挹兰任主编，共产党指定的韩桂琴任副主编。为了办好刊物，张挹兰采访、组稿、审稿，做了许多繁重的工作，并亲手撰写《妇女运动述略》、《新妇女的使命》等许多重要的文章，对当时妇女运动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妇女运动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做了精湛的分析和精辟的论述。张挹兰除了编辑刊物外，还到街头参加话剧演出，到女校演讲，她向女同胞们大声疾呼：“中国妇女运动的使命必须做双重的努力，这就是：一方面要努力求国家的解放，一方面努力求自身的解放。因此每个妇女既要认清自己是国民的一分子，应当直接或间接地加入救国运动，和全体国民团结起来，把国内的恶势力铲除，建立一种健全的政府，以抵抗列强的侵略；又要认清自己没有自我的人生、寄生虫生活的人生，是人类无上的耻辱……”
张挹兰工作负责，态度认真，思想进步，很受我党领导人的器重。她病倒了，躺在床上也要坚持审稿，战友们劝她休息，她回答说：“我要为女子争得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1927年3月，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刘清扬调武汉国民政府工作，张挹兰接任妇女部长。刘清扬是共产党员，曾几次将她的情况向李大钊汇报，根据本人的要求，建议吸收她加入共产党。遗憾的是正当她准备接受更大的考验时，却不幸被捕了。
1927年春天，蒋介石紧握早已暗藏的屠刀，阴谋在上海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政变。盘踞在京津一带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与蒋介石遥相呼应，暗地勾结，加紧镇压革命党人。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北京，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的布告，什么“国民制赤会”、“反赤大同盟”等跳梁小丑纷纷出笼，大批特务、侦探四处跟踪革命人士。特别是战斗在北京地区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更是被张作霖视为“心腹之患”，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当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即将动手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张作霖于4月初下令，调动军警对北京的革命党人进行大搜捕。京师警察厅出动300多名军警，闯入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邓文辉等国民党左派。
在险恶的环境中，许多关心张挹兰的好友劝她道：“北京太危险了，你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但张挹兰却不愿离开她的阵地，每天照样写稿、审稿，编辑刊物。
1927年4月5日早晨，一伙便衣侦探如狼似虎，闯进她的家里。面对前来抓她的敌人，张挹兰从容地穿好衣服，镇定自若地走出房来，跟着侦探登上了囚车。在敌人的监狱里，经过20多天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她丝毫没有动摇对革命的信心，没有向敌人提供半点情况。敌人高举着皮鞭，问她：“你为什么要宣传赤化？”张挹兰回答的只是一句话：“我要为女子争得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
4月28日下午，天空笼罩着层层乌云，西北风裹着黄沙，把北京古城刮得天昏地暗。一辆囚车从特别法庭急速开往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从囚车里押出的20名“囚犯”中，张挹兰是唯一的女子。她穿得特别整洁、干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张挹兰紧随着李大钊等同志走进了看守所的铁门，这时里面已摆上了阴森恐怖的绞刑架。
张挹兰庄重地看着自己崇敬的老师首先登上绞刑架，犹如平素走上讲台那样步履稳健，仪态安详。在刑场上，李大钊慷慨激昂的演讲，震撼着张挹兰的心：“不能因为你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育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张挹兰不忍目睹李大钊被敌人绞杀，低下了头。敌人误以为是国外的“新式”刑具吓住了这位年轻的弱女子，马上走近她的身边，妄想动摇她的意志。张挹兰猛地抬起头来，眼光中迸射出熊熊怒火，如同两把利剑射向敌人。
敌人用刑前后持续达四个多小时，张挹兰目送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倒在敌人的刑具下，丝毫没有动摇，反而坚定了光明的中国一定会到来的革命信念。当刽子手最后叫到她的名字时，她面不改色，挺胸昂首走向绞刑架。这时，执行警官拦住了她，说：“你年纪轻轻，又是女流之辈，搞个什么革命？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只要你说一声今后不干了，就放你出去。他们都死了，没人知道。”
不干了？怎么可能，张挹兰忘不了老师李大钊的谆谆教导，忘不了自己竭力宣传国家解放和妇女自身解放的真理，也忘不了动员妇女起来铲除国内旧势力，振兴中华民族、抵抗列强侵略这永存心间的革命大志。
“要我不革命，妄想！告诉你，正因为我是女子，所以我更为自己的死感到骄傲！跟着李大钊先生去殉我们的事业，是我最崇高的荣誉！”张挹兰毅然登上了绞刑架。之后，她转过身来，大喝一声：“开刑吧！”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实践了自己的豪言：“为女子争得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