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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志为人不为家，
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
女子缘何分外差。
一世忠贞新故国，
满腔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烈士，四川宜宾人，早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入党。1935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后与日寇作战中受伤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被日寇杀害。
1936年春，我在哈尔滨任伪满洲国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当时哈尔滨的日本情报机关为了寻找所谓苏联通过中国共产党“搅乱”伪满洲国的事实，加强了北满洲国的情报网。
同年2月，召开了省公署所属27县的警务指导官会议，讨论有关情报问题。我提议“对捕获的抗日干部应进行更加彻底的审讯”。珠河县的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当时说：“珠河县正押着20多名同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因为警务人员正忙着进行焚烧民房的事务，没有功夫去审讯。要是警务厅能派人去审讯就好了。”一周后，特务科长命令我去审讯，我就带着翻译（朝鲜人）出发了。
为了阻止抗日军的活动，日军企图把珠河县城周围几公里的地方变成无人区。当时驻珠河县的一个日军中队加上县警察队的80多人，除每天进攻抗日联军第三军赵尚志部队外，另一任务就是焚烧和平居民的住宅。远间同参谋官天野义光隔日轮流指挥警察队执行这个任务。
我到珠河县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约5时左右，远间率领警察队回县公署，我出门迎接他们时，看见他们押着一辆牛车，车上有两个妇女。远间指着躺在车上的那个妇女，向我报告说：“这个女人是在蚂蚁河畔战斗后从民宅跑出来的，被我们警长开枪打伤了，由于用的是七九步枪子弹，伤口很大，流血过多，把她解往省城，路上有丧命的可能，我们把她连同俘虏一同解来了。请快些审问吧，免得她死了。”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27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作了义正词严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军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作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我就说：“好啦，别扯这些闲话了，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就够了”，阻止她再往下谈。从她的谈话内容和态度上看，我觉得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到远间的宿舍里去，远间正在洗战斗的尘污。我对他说：“喂，可捉到一个了不起的人了！”远间说：“是嘛！是怎样一个人啊？”我说：“还不太清楚，但是从教育程度上看，从讲话的态度上看，我认为是个在中共里占有重要地位的人。”远间问：“那么，她的生命怎样呢？”我说：“问题就在这里，对这样强硬的女人进行审讯可不那么简单，若是听凭她死掉，我们就立不了功啦。总之，最好找一个高明的大夫来。”远间吩咐仆役唤来一个警察队员，叫他去找大夫。
我又回到赵一曼那里去审讯。还没等我张口，赵一曼就指着照料她的那个姑娘对我说：“这个姑娘是我临时藏身的那户农民的孩子，当时因为吓慌了，才同我一道往外跑，没有必要把她拉到我的案子里来，而且她的家里肯定在惦念她。请你们把她放回去吧！”我冷笑着说：“要是把这个姑娘放回去，谁来照顾你呢？你好好地回答问题，回答完了，我打算让你们一道回去。”但赵一曼仍固执地要求把这个姑娘释放。我本想把这个姑娘关押到另外地方去，但又考虑到在得到情报前，不能让赵一曼死掉，还需要让这个姑娘看护她。“这件事要由我们来决定。”说着我就用鞭梢挑了一下她的伤口，“这是干什么？”赵一曼瞪了我一眼，把包扎着绷带的手慢慢地伸出来。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的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大夫来了，这是个30多岁的男人。
我把大夫领到外边去，命令他：“这个女人，不管怎样也不能在这里死掉，必须把她解到哈尔滨去，希望你能尽一切力量，保证她还能活十天。”大夫给她注射了两针樟脑液，检查伤口后，对我摇摇头说：“她流血太多了，非常衰弱，要保证她活命恐怕办不到。如果能度过今天明天，那再看吧。”我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保持她的性命。总之，这是你的责任，有必要的话，到明天早晨，就守在这儿给她治疗吧。”对我的强迫命令，他脸上露有难色，但还是服从了。
第二天早晨，我又到赵一曼那里去进行审讯，警士告诉我，夜里给她打了三针。
在审讯中，我用了多种手法，进行了各种尝试，甚至不顾她的伤势，施加残酷的拷打，可是她一直没有改变态度。赵一曼在痛楚中也没有缄默，她对我说：“与其喊叫，要我别隐瞒自己的行动，倒不如用这里的事实来说明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比如，不管你们抱着什么目的，给负伤的人治疗，总是正当的，可是对一个重伤的俘虏用刑不能说是正当的吧。日本人这样杀害我们的同胞，恐怕是难于计数的！”我叫喊道：“别说了，你说在战争里杀人是坏事情吗，你这是胡说。”同时我心里想，对这个女人用刑是得不到什么的，不如先从周围的多数人来调查她的行动。于是决定把当时县公署拘押的20多个人陆续地提出来审问。
从早到晚，为了审问到赵一曼的材料，增加了四五名警士和翻译。我不择手段地施用毒刑，但是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了解赵一曼的。我对翻译说：“她的工作做得可真彻底呀，怎么会连一个人也不了解她呢？把那个胆小鬼提来，再试一试看。”于是把一个30多岁的矮汉子提来，进行第二次刑讯。我命令警士把他捆在门板上，给他灌凉水，凉水把他的肚子灌得鼓鼓的，又往他的肚子上浇凉水，还用破烂布抽他的嘴，让他感到难于忍受的痛楚。在重刑下，他提供了赵的一些情况：“她是个工作员，经常从这个堡子到那个堡子，召集堡子里的群众讲话，把他们组织起来，指导他们团结一致，进行抗击日军的斗争，比如，怎样侦察日本军的行动；怎样向组织方面报告；怎样协助抗联军等等，她都作过指示。她几乎是独来独往，走起路来飞快，比抗日军还快。她一来，堡子里的人立刻就集合起来，听她讲话，然后根据她的指导行动。”我又问：“在押犯里还有谁了解她？”经过再用重刑，他指出一个人来。我说：“不是大家都了解她吗？”又给他上刑，他略微寻思了一会儿说：“不知道。”其他的话再也问不出来了。
我把他指出来的那个人提出来用重刑，经过几次拷问，他供出：“赵尚志部队的干部在我们的堡子里开过干部会议，我出来进去端开水，照料会场内外，看见赵一曼也出席了。看样子，她同赵尚志的地位一样，其他的团长的意见，如果她表示反对，总是听从她的。”我听他说完了这句话，又给他上刑，我说：“你以为把她说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就可以混过去了么？你这个东西也太狡猾了。”我命令警士：“给他灌凉水。”他说：“别灌了，我说。我没有说谎，她是县委，握有领导的权力。”听到这儿，我心里想，“会慢慢地说出来的”，于是又给他用刑，可是他说了上述那几句话后，又想了一会儿，只说：“我不知道了。”
我从这20个人的刑讯中，还不能肯定他们哪些口供是可信的。赵一曼是县委还是其他什么样的人也不能确定。我的结论是：“赵一曼是一个以珠河为中心，把3万多农民坚固地组织起来的中心指导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无误的。”
俘获赵一曼的第三天，从哈尔滨来了两名宪兵。他们来到县公署，对我说：“听说你们逮到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就把他俩带到赵一曼那里去了。宪兵用笨拙的中国话问她，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又是用愤怒的眼睛瞪着他们。宪兵失望地看了一看翻译，一点东西也没有得到。
从这里我觉得，我那样的审问方式对她是无效的。我以为既然逮到了，总要想法子让她对抗日组织起破坏作用，从而给自己取得功绩。我怀着这样的野心，决定把她解到哈尔滨。我对赵一曼说：“今天就到哈尔滨去。”赵一曼回答：“就是到哈尔滨，也不想活下去！”接着她又寻思了一会儿，说道：“在未走以前，请你们把那个可怜的姑娘开释了吧！叫她伴着我去哈尔滨可不行。”对她的顽强态度我简直无法应付，只好把那个姑娘释放了。珠河县派了三名警士同我和赵一曼一道坐火车去哈尔滨。到哈尔滨后，我们把她关进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里。
特务科长山浦公久、特高股长登乐松、特高股长、警佐大黑照一连同我一共四个人商讨怎样处置赵一曼。我详细报告了审讯经过以后，提出了如下的意见：“押起来，给她治好伤，当做破坏抗日组织的反间用。”大黑反对，说：“这样顽固的女人，要想把她当反间用，办不到，而且伤那样重，还是杀了为妙。”大黑所以反对我的意见，是因为担心我负的责任太大。谈来谈去没有结果。我又说：“其实，利用她，还是利用别人，都可以。总而言之，我们握有利用她的自由，如果利用得妙，比杀几百个抗日军效果还大呢！”山浦科长耐心地听罢我的解释，作了如下的决定，说：“治疗所需的必要费用和监视的责任由大野来负，就这样，把她先看押起来吧。”
我把治疗赵一曼枪伤的事，委托给当时警务厅卫生科长王亚良。由于伤势太重，他感到为难。又请白俄外科大夫来看，他说不施行手术是没有希望的。可是赵一曼顽强地拒绝，她说，与其锯了她的腿，不如把她杀掉好。我十分为难，又同上述的那几个人商量，决定把她送到市立医院的治疗室去，由哈尔滨警务厅派几个警士到那里监视。
我因为担负着监视的责任，几乎每天或隔一天派外事股的翻译黄嘉时到病房去看看。
市立医院给她照了爱克司光片子，大腿骨碎了，碎骨片散乱在肉里。我当时曾在片子上数过，还记得，散乱在肉里的碎骨片一共有24块。大夫诊断：“若是把大腿锯掉，治疗的时间会快一些，若是不锯掉，身体不发烧，顺利地渡过去，也许会僵化的，僵化之后，只不过腿略微短一些。”由于赵本人坚决反对锯腿，就决定这样治疗了。我也想到，她拒绝锯腿，是不是企图逃走呢？就极力劝她锯掉，无奈她断然反对。
我负责执行监视的期间，大约有两周。当然我一直考虑继续审问她，把她当反间来利用。
有一天，我问她：“伤治好了以后，你打算怎样呢？”赵一曼说：“反正你们不能放我，如果我的伤治好了，我愿意做负伤的警察队员的‘看护妇’。”我嘲笑她说：“你这是说胡话，若是叫你当看护妇，警察队会全部叛变的。”并恐吓她：“你把我当成傻子，那你可就打错了算盘了。”
几天之后，她在一个纸片上写了一首诗，交给我，我拿去问省公署的翻译黄嘉时：“写的是些什么？”黄看了看，直摇头：“我看不懂，保安科长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拿给他看一看吧。”我拿给当时的保安科长吴奎昌，对他说：“你看写的是什么？”他略微一看说：“这是谁写的，写出这样诗的人，可是个有学问的人呀！”他接着对诗意作了解释，大意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立志抛了家，现在落到敌人的手里，今后怎么战斗下去才好呢。看起来是抒发自己的感情的，字句非常锋利。
大约是把赵一曼解到哈尔滨后的两周，我被调到长春检察官事务所受训去了。离哈尔滨的时候，我到病房去了一趟，我记得那时候她还不能坐起来呢。两个月受训终了，我转调到阿城县，去阿城之前，我看见赵一曼已经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步了。
我到阿城不久，从报上看到：“赵一曼在监视的警士和看护妇的援助下，从医院里逃跑了，在逃跑途中又被哈尔滨警察厅逮住。”
后来，特务科里的人，又把赵一曼从警察厅引渡到省公署警务厅，关在地下室里。
以后我见到大黑，他对我说：“你让一个了不得的人活下去，结果呢，她同警士和看护妇结成一伙，逃跑了。”我说：“我到阿城去的时候，也想到，她的腿好了，必须改变监视的方式。怎能这样说我呢？对一个能组织起3万多群众的人，就应该考虑到她会把警士和看护妇拉过去，失败的原因是把同一个警士和看护妇留在她身边的时间太久，而没有调换。”大黑说：“好的是把她逮住了，若是让她逃回原来的地方，不知道将有多少我们的人被杀掉呢。我们是受了一次骗，凡是叫共产党的人，我认为杀了是没有错的。”从这些话里，也可以看出赵一曼这个人的侧影了。
此后几个月，我因病回日本休假。从日本返阿城任所时，路过哈尔滨，住在大黑的家里。问起赵一曼，大黑的同乡、当时正在大黑部下当警副的森口作沼对我说：“赵一曼和周百学被引渡给宪兵队杀掉了。为了让大野先生知道杀她们的情况，我要股长让我到现场去。这两个人是戴着手铐脚镣，由四五名宪兵押解来的。他们坐载重汽车到枪杀中国人的郊外。从汽车上下来就让她俩坐下。上级宪兵对她们说：‘还有什么说的吗？’周百学说：‘我死后，要到母亲那里去，戴着脚镣子走起路来不方便，给我把脚镣取下来。’宪兵苦笑着把脚镣取了下来。接着又问赵一曼：‘你有什么话讲吗？’赵一曼说：‘没有什么说的了，不过我家乡还留有一个7岁的女儿，如果能把我的话传给她，就这样传吧：母亲为了抗日运动，不能留在你身边教育你，但是代替这个的，是母亲用实际行动给你指明了应该走的道路。仔细地认清母亲的行动，不要走错了路。’这时候宪兵里的指挥者对已经举枪待放的四名宪兵下令：‘开枪！’枪声响了，两个人倒下了，他们态度从容，毫无惧色，令人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