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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是季羡林先生很欣赏的一首诗，其作者是东晋诗人陶渊明。季先生的为人、为学正如陶氏的诗，本色、自然却又真淳。
季羡林先生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属临清市）官庄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家境贫寒，终年以高粱饼子充饥，一年能吃上一两次白面就很不错了。六岁时，他赴济南投靠叔父，叔父对他很严厉，要求他从高小开始课余学习英语。上初中后，还亲自为他讲课，让他参加课余的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去“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英文。这为他日后学术上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培养了他喜好读书的习惯。
1926年，季羡林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学习，受业于桐城派作家王昆玉先生，遂对古文发生浓厚兴趣，自学《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和“三苏”等人的文集。同时，开始学习德语。
三年后，季羡林转入省立济南高中，适逢著名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在此任教，这使季羡林获益匪浅。从此，他改用白话进行写作，自谓“舞文弄墨终生不辍，全出于董老师之赐”。高中期间，季羡林已经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如《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同时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等，发表在山东《国民新闻》上。
高中毕业，19岁的季羡林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专修德语。在大学的四年课程中，他受益最大的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实际上决定了季羡林终生的学术研究方向：佛教史、佛教梵语、中亚古代语言研究和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等。清华四年，正是他风华正茂的时期，他与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挚友。四个年轻人经常聚集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臧否古今人物，一时被誉为清华“四剑客”。同时，他还创作了许多散文。并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都陆续见诸报端，成绩斐然。
1935年，季羡林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留学生。是年秋赴德，入哥廷根大学深造，从此开始了十年的留学生活。在哥廷根大学，他主修印度学，副修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他的导师是当时世界著名的梵文和佛教文献专家瓦尔特施米提（E.Waldschmidt）教授。1941年，他以论文《〈大事〉偈颂中的限定动词的变位》获哲学博士学位。当时，欧洲的战火正浓，交通中断，欲归不能，只好滞留在德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五年之中，季羡林在对吐火罗语、吠陀语和佛教混合梵语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写了数篇优秀的学术论文，声名大振，饮誉四海。可以说，留德十年所取得的成果，奠定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权威地位，至今这些论文仍作为重要文献被引用着。
1945年秋，欧战硝烟未尽，季羡林急切盼望归国，遂取道瑞士（停留半年）、法国、越南、香港，几经辗转，终于在1946年夏末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这一年，他35岁。
1946年，经陈寅恪先生推荐，回国不久的季羡林被北京大学破例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这一待，就是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他都恪守着自己对学术、对祖国的诚挚的信念。20世纪50年代，他写过几篇重要的论文：《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初步研究》等，这主要是针对当时世界上流行的一种说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是中国向印度学习，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则是印度向中国学习”而写的。季羡林认为，这个论点既不符合事实，又抹杀了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他通过大量的考证和旁征博引，终于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印度的纸、造纸术和蚕丝是中国传入的，使得印度学者和各国学者心服口服。后来，他又在《糖史》一书中，进一步论证了蔗糖熬成糖的方法是如何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中国接过这种熬糖方法加以提高，熬成白糖，又传回印度的过程。这些看来不大实则是很重要的问题，不但在学术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烛照出季羡林拳拳爱国之心。
“文革”期间，季羡林背了不少黑锅，一段时间中，“一个月有几天要到东语系办公室和学生宿舍所在的楼中去值班，任务是收发信件，传呼电话，保卫门户，注意来人”（先生语）。但他仍从1974年起，倚仗着“心灵深处那一点微弱但极诱人的光芒”，克服了无数困难，将那部2000年来驰名印度和世界的《罗摩衍那》全部翻译完毕，这250万字的印度史诗的由梵文翻译为汉文的工作该是一项多么巨大的工程啊！难怪日本著名教授中村元先生称这一译本为东方第一个，继英译之后，世界第二个全译本，它将成为日本译事的重要借鉴。
以学术来报国的信仰、以学术来完成对文化本身的研究与展望的信仰，使得季羡林先生从不敢有丝毫懈怠。解放后，他除担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系主任之职外，还曾任北大副校长五年，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亚太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以及德国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语词典》顾问，冰岛“吐火罗语与印欧语系研究”顾问等50余个职务。1992年，印度研究梵文的最高学府瓦拉纳西大学授予他“最高荣誉褒扬奖状”。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介绍起来是十分困难的，其研究之深之专、之广之丰在这短短的篇幅中是很难写清楚、写全面的。
大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①印度古代语言研究，②佛教史研究，③吐火罗语言研究，④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⑤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⑥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⑦比较文学研究，⑧东方文化研究，⑨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⑩散文创作。
但是，几十年来，他用心最多、成就最大的领域则是印度学。目前为止，已出版的有关学术著作已达800余万字，为中国的印度学作出了卓著贡献。
正如他在《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序言中写道的：“高山、大川、深涧、栈道、阳关大道、独木小桥，我都走过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着，并不容易。说不想休息，那是假话。但是自谓还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种力量、一种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后鞭策我。”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奋斗不息的精神，他从一个普通的农民的儿子成为学界泰斗。
但季羡林既非书香门第之后，更无家学渊源可言，这学贯中西的学问是如何得来的呢？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吧：“我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讲了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集市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层层用纸包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他不对吗？不行，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没说。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
勤，可以成就一切。
著名美籍女作家韩素音在季羡林85岁华诞时的贺词中写道：“他毫不追求权利、财富，或是被人颂扬，他整个献身于他的国家——中国和中国人民，还有他的不动摇的忠诚，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榜样。”这真是十分公允的评价。
季羡林一生节俭朴素，淡泊名利。他从来反对宣传自己，平生只写过一次2000多字的自传；他视金钱为身外之物，用自己千元的工资和微薄的稿费在东方学系设立奖学金，或者购买图书寄给家乡的小学校……季羡林平时布衣粗食，他最爱吃的东西是馒头就大葱。但季羡林又是富有的，他拥有太多的书，他爱书，藏书，兀坐在书城中，怡然自得。
这样一位本色的学者，面对他，我们其实是用不着去评价的，也没有资格或能力去评价他。他不太高大的身躯几十年来一直站在东方文化的中流上，从不去苛求引起轰轰烈烈的震动。他的已经退色的中山装，那顶可爱又随意的绒线帽，以及那直率又宽厚的笑容，与他的学术研究一起，形成了一个20世纪本色学者的完整的形象。
我想，本色从来也将应该永远是对一名学者的比较诚挚的评价。季羡林对此二字更应有其独特的体会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