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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先生是著名哲学家和爱国民主人士。1885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苦家庭，1968年5月辞世。熊先生已走了36年，可是他那爽快的大笑、怒目圆睁大骂“王八蛋”的吼叫，似乎仍在耳边，我深深怀念着这位慈祥的老人。
我老伴李渊庭是1924年开始跟随梁漱溟先生和熊十力先生治学的。梁漱溟先生是年辞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席，与山东朋友相约，拟创办曲阜大学，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首先创办曹州高中作为预科，熊十力先生参与其事。是年暑假，曹州高中在北京招生，李渊庭与同乡武绍文报名应考，李渊庭名列榜首，而武绍文没有考上。熊先生主持口试，对考上第一名的李渊庭这个18岁青年表示感兴趣，可是李渊庭却说，武绍文如能一块儿到山东读书他才去，否则他一个人不去山东。熊先生与梁先生商量后，竟然同意这一请求。这一不寻常的师生缘分延续了40多年。熊先生对李渊庭始终保持着热情、亲切、关心的态度。
我是1943年夏天见到熊十力先生，在一起相处了两年。
梁漱溟先生1941年在重庆北碚郊区的山上创办“勉仁书院”和“勉仁中学”，聚拢一些朋友和学生，在教育、文化领域为抗战做点工作。熊十力先生作为“勉仁书院”的导师住在书院内。李渊庭既是“勉仁书院”学员（研究员）兼秘书，又是“勉仁中学”高中的语文、历史教员兼管总务。1943年暑假，“勉仁中学”聘我担任初中数学教员，于是我们全家迁居于此。
“勉仁书院”与“勉仁中学”都在半山坡，距北温泉三四华里。从“勉仁书院”往北不远，就是“勉仁中学”，沿路果树众多，风景独好。当时住在“勉仁书院”的，除熊先生用一间作书房外，有张俶知、席朝杰和我们三家。三家共用厨房和两间小平房。我们于1943年暑假迁居“勉仁书院”。我们逃难人没有家具，一个人抱着孩子，一个人背着被子和几件衣服就搬家了。快到“勉仁书院”时，远远望见住家门口站着个人，李渊庭对我说：“是熊老师！”我们走近时，我抱着孩子喊：“熊老师！”深深鞠了一躬，同时叫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喊“熊爷爷”并鞠躬。我当时26岁，身边带着三个小孩，大女儿7岁，二儿子3岁，小儿子才3个月。熊老师很高兴地答应着。我从此认识了久已闻名的熊十力先生。
熊十力先生当时将近60岁，中等个子，留着半长胡子，目光炯炯有神，清秀，不胖不瘦，举止洒脱，对人热情，平易近人，一看就可知道是位学者。但李渊庭说他容易发急，急了还骂人“王八蛋”。熊先生在读书、著书疲劳时，常来看看小孩，和孩子们玩，我们很快就熟了。他每天晚饭后要上山散步，要我们两个人陪他，在没有开学前，我勉强陪伴。开学后，这对我来说就是个苦差，很为难。因为我教的是初中一、二年级三个班的数学，从周一到周六，每天上午三节课，下午还兼着图书管理员，梁漱溟先生从山东运来的数万册图书堆放在那里，装在木箱中，得开箱取出、分类登记后放到书架上；而家中三个小孩的吃饭、喂奶、洗澡、洗衣、做饭都得我来干，每天晚上10点以后，我才能备课、改学生作业本，每班50个学生共150个作业本，晚12点以前是休息不了的。而次日凌晨不到5点就得起床，往厨房搬运锅碗瓢盆，做早饭。我还得缝补衣服、做四个人的鞋。我虽年轻，但也累得够呛，所以很怕熊先生喊“秉华，一块散散步”。因为李渊庭不让我说“不”！可我心里想“做官不知民受苦呵”！这段艰苦生活直到1945年暑假才结束。这段生活，使我对熊先生的为人和高尚品质有所了解，我很敬重这位老人！有几件事使我至今不忘。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和席朝杰的夫人徐昌玉在厨房做午饭，忽然听到坡上熊老师大声吼叫，我们俩跑到半山坡，听到熊老师大声吼着说：“你给我快走！蒋介石是狗子、是王八蛋！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着走！”另一个是男人说话，声音低，听不清。过了不大一会儿就听不到了。我们吃过午饭后回到住处，问他上午的事，熊先生讲：“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徐复观从重庆来看我，他现在是蒋介石侍从室的一个什么官，带着一张100万元的支票，说是蒋介石送我的，我一听就生了气，把他赶走了。”
熊先生当时缺钱，勉仁书院、勉仁中学的经费都很拮据，教职员工待遇很低，仅可以糊口。我们家，两个教员还加一份图书管理员的收入才200来元，物价飞涨，这点收入只能维持吃饱，一个月也不敢买一次肉。对熊老师的待遇有照顾，每三天赶场（小型集贸市场）给他买二斤羊肉，隔些时就给买一只鸡，熊先生爱吃肉，不多吃粮食，二斤羊肉或一只鸡常被他一顿就吃完了。但熊老师真正做到非义之财一分不取。
似乎在赶走徐复观后没多久，又是一个星期日上午，我和徐昌玉两人在厨房再次听到熊先生大声叫着，高声哈哈大笑！下午，我们问熊先生上午谁来了，那么大吼大叫。熊先生笑了起来，说：“是郭沫若从重庆来看我。郭沫若耳聋，不大声说话他听不到，我们骂蒋介石，骂蒋该死骂得高兴！”熊先生接着又说：“郭沫若还给我带来一只老母鸡呢！”熊先生前后两种接待来客的态度，说明他老人家善恶分明，是位性情中人！
大概是在1945年初的一个傍晚，在熊老师房间，听到熊老师骂李渊庭“王八蛋”！李渊庭离开熊先生书房回家，熊先生又追他到我们家，李渊庭进门走几步站住，一转身正面对熊老师，熊先生又骂道：“王八蛋！难道是我错了？”“我只是请先生再仔细看看您引的那段话的上下文，您就会明白的，您讲的不符合原意！”李渊庭话音未落，熊先生举拳打向李左肩，渊庭不躲避，却说：“您打我我也是这么说。”我们的三个孩子却吓得大哭，这年最小的那个也3岁了，熊先生气愤地走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这种场面，竟然呆站在一旁不知所措，眼看着熊先生生气地骂“王八蛋”，出了门，才抱起最小的孩子哄着说不要哭。我问李渊庭什么事？渊庭说：“我看见他正在写的书稿中引王船山的话，不符合人家原意，有点生拉硬套，我告诉他再看看人家讲这句话的上下文，并把我的理解讲出来，他就火了！”我劝李渊庭说：“可能你讲话时态度生硬，伤了老人家的自尊心、自信心，你应该在态度上客气点么！”“对熊老师不必虚情假意，那样他会更火！”第二天一早，熊老师推门进屋，笑嘻嘻喊着：“渊庭，你对了，我错了！我晚上拿出书来仔细看了上下文，是你说的那意思。哈哈，冤枉你了！”熊先生还摸摸三个孩子的头说：“熊爷爷吓着你们了！”抬头看我正在发笑，他也哈哈一笑就走了。此后，熊先生与李渊庭的关系更近了。
约在这年的四五月间，我怀孕已五个多月，由于过度劳累加上营养不足，一天早晨竟昏倒在厨房。在我昏迷之际，李渊庭雇滑竿将我抬送到十来里远的北碚城内，送进江苏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产科，医生说胎死腹中，取出死胎，但不取出胎衣，医生让先交费，可李渊庭没有钱。直直看着我流眼泪，我已醒过来，将我一岁半时父亲临终前给我母亲戴上的一枚金戒指取下让渊庭去卖，渊庭上街卖掉戒指交了医院的费用，才给取胎衣、打止血针。据说我出的血将产褥湿透有大碗那么大一块。只能交五天住院费，不够交饭费，渊庭买了五个碗口大的面包，告诉我每天吃一个，第五天来接我，并说他还有一元二角钱，得买米。我由于失血过多口渴，看见同病房的产妇喝红糖水，心想如能给我喝一杯多好！但我只能喝白开水。
就在这年暑假，熊老师的学生刘汉给熊老师来信说，他接办重庆捍卫中学，请熊先生派几位学生到重庆协助他办学。熊老师马上复信介绍李渊庭和我到这所中学工作。熊老师对我俩说：“你们孩子多，在这里生活不方便又太艰苦，到重庆工作，待遇可能好一点，生活方便些。”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由于日寇投降，我惦记留在家乡的母亲和一个男孩，遂于1946年暑假举家离开重庆回绥远了。
1950年，熊十力先生从广东到北京，我们一家人也辗转来到北京定居，李渊庭和我都参加了工作。我们得知熊先生到北京都很高兴，带着五个儿女去看他，数年不见，彼此十分高兴，熊老师仍然是那样，说到高兴处就哈哈大笑！
最近在《梁漱溟全集》第八卷发表的日记中看到，熊先生是在11月来北京，全国政协邀熊十力先生作为特邀委员来北京开会。熊先生在北京租了几间民房住下，身边还带着一个干女儿，请了一位佣人做饭，更多的时候是和夫人、儿子熊世菩住在上海。
1951年元旦，李渊庭和我去看熊老师，熊老师笑嘻嘻给我一本大线装书，我一看，是《崔卓吾书心经·金刚经合册》，书内扉页上，熊老师大笔写着“念佛护福”四个大字，落款是“空不空斋老人”，熊老师在我接书时告诉我：“常念念心经有好处！”我鞠躬致谢！熊老师送给李渊庭的是两样写了字的纪念品，一个折扇，一张他的半身像；大白色折扇上和半身相片周围都写了字，折扇上写的是怀念抗战时期曾一起生活的那两年时光。看到熊老师写得亲切感人，我想起在那两年，熊老师每次邀我陪他们到后山散步时，多数是与李渊庭探讨儒、佛两家学说，有时给我们讲历史上有趣的故事；有时也讲他的家庭、讲他艰苦生活和发愤读书的情况，可我当时却没有认真听，他们谈优秀传统文化，我不懂，也不想听，我心中牵挂的是远在敌占区的母亲和儿子是否还活着，牵挂的是当时被锁在屋里的三个小孩，不放心，怕出事，无心听他们师生俩讲什么。而熊老师却还怀念那段生活，并写出来作纪念。相对之下深感愧疚，我只知谋生，不懂人生意趣，痛失向熊十力先生求教、学习的良机。
“文革”前，熊先生每年来京参加政协会，租房住一段时间，从他到北京之日起，李渊庭就常到住处看望，我有空也去看望，听到熊十力老师的两件事，至今难忘。
一是李渊庭对我讲的。1951年或1952年吧，李渊庭从熊老师处回家来对我说，他一进门，熊老师就给他跪下说：“渊庭，快救救我！快给我去买安眠药，免得受辱！”李渊庭急忙扶起老师，看见他气色很不好，忙问出了什么事？熊老师说：“早上，来了两个自称统战部的人，问我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有什么意见，我说共产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很好嘛！但是他们一再地说，是想了解我看到的存在的问题。我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视苏联如祖，视斯大林如父，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数典忘祖！我说到这儿，那两人露出不悦之色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人说，领导上叫你跟我到部里去，也是不高兴的样子，我心想我闯祸了，正换衣服准备跟人家走，又匆匆进来两个人对我说：‘你不要去了。’并且叫先来的那个人一起走了。这还不是出了大事！‘我怕受辱，不如早死，你快给我买一瓶安眠药，我求你了！’”李渊庭听完笑着对熊老师说：“没事！”熊老师惊问：“怎么能没事！”李渊庭说：“您那些话太伤人！所以领导上一听就派人来叫您去，人家是生气！但是他们可能想到是他们派人来征求您的意见的，如果您到统战部还那样讲，该怎么办呢？怎么下台呢！学习苏联是毛主席定的国策，能听您的么！他们又急忙派人来阻止您到统战部是对的，是高招，此事就不了了之了。您以后说话可要先想一想。”又说：“您等三两天，如果有事，我给您买安眠药。现在就死是白死！”熊老师听李渊庭的话有道理，神情逐渐放松，跟着渊庭哈哈一笑。李渊庭是当作笑话讲给我听的。后来果然没事。听说过了些日子，董老（必武）、林老（伯渠）约熊先生谈话。熊先生与董、林二老一块儿参加过革命斗争，相好，熊先生得到二老大力帮助，陈毅元帅也敬重熊先生。
1966年8月，梁漱溟先生被抄家、批斗并被红卫兵勒令住在放杂物的小南屋，每日打扫街道。李渊庭在9月初被全国政协红卫兵宣布为临时工，收走工作证、公费医疗证，停发工资并不准与梁先生往来。原本是要轰回老家务农，经我找有关方面交涉才如此处理。从此天各一方，各自受凌辱，互不了解。不知哪一年，李渊庭曾听说熊老师去世，但不知道具体情况。
1976年打倒“四人帮”以后，人们才重见天日，敢于互相往来。1980年，梁漱溟、熊十力的一位学生，也是李渊庭的同学从上海来北京。他家住上海，与熊老师常往来，这位同学流着泪告诉我们：熊老师在1968年5月自杀身亡。“文革”初期，熊先生被说成是“反动学术权威”而遭抄家和批斗。对当时的动乱局面，他很愤懑，拒绝领取全国政协每月发的工资。1968年春，上海造反派又批斗他，竟命令83岁的老人与名演员言慧珠同志并排跪在高台上，开群众大会批斗、辱骂。这对自尊心强的熊十力先生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又有一晚辈家人向他强行索走他赖以维生的900元存折，熊老师气愤已极，当日起就绝食。他采取进水不进食办法，没多久就引发肺炎，虽送医院，不几天就去世了。我们夫妇闻言泪落，深为叹惜！
《梁漱溟全集》第八卷发表的梁先生的日记，在1968年5月24日记着：“× ××来，通知十力老兄在沪病故（似是昨日事）。”而当时梁先生被作为“黑五类”正在受折磨。1968年4月28日，街道通知梁先生被划成“右派”，5月4日下午，开群众大会批斗“黑五类”时，梁先生是批斗对象之一，采用的是飞机式（大弯腰站着），接着又押着游街。梁先生在这天日记中写下：“甚苦，晚上腰背疼痛难入睡。”但梁先生逆来顺受，坚持要活下来，只有活着才能与邪恶斗争。1978年，梁先生在全国政协会上第一个提出“应当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熊老师个性刚烈，以死对抗，造成很大损失，使国家少了一位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宣讲者！使诸多儒家弟子失掉了一位良师！
梁漱溟先生个性矜持、内向、含蓄、能忍耐，更能坚持原则。熊十力老师开朗、直爽、率真、刚烈，有时急躁，宁折不屈。两位儒家大师不同的性格决定了不同的生命结局。我为熊老师的死深为哀痛，十分怀念！
1985年，湖北学界曾举办熊十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武汉大学郭齐勇先生曾来北京走访熊先生的好友和学生。郭先生曾来我家访问，李渊庭除口头谈话外，还写了下边两段话：
1.宋明以来，有些儒者援佛入儒，而熊老师可说是援儒入佛之哲人。他老人家发扬大易翕辟之理，自成一家言，对佛学说是一大革命。这是我对熊老师学说的一个总的看法。是否有当，敬请指教！
2.1965年，熊老师自沪来京出席政协全会，住民族饭店。一日，我专诚拜谒，谈及老师之为人，我说：您名“子真”（熊老师原名熊升恒，号子真，后以熊十力一名行世），您为人、治学，金银铜铁锡都有，都是真的，子真一名符合您的实际。他老人家听了我这段话，哈哈大笑，并说“渊庭真知我者”。他老人家一生光明磊落追求真理，救世济人之诚，天日可鉴！
熊夫人出身世家，读书很多。她曾对我讲，她们婚后度蜜月，熊先生利用蜜月读完一部二十四史。熊夫人见熊先生读书一页一页翻得很快，怀疑他是否看清了内容，就考验他，提一件二十四史中讲的一件历史的头，让熊先生讲出其事。熊先生不但讲述其事，而且说出此事在第几卷。
熊先生讲过他一件得意的事，说他35岁时才认真读书治学。他到复性书院报到时，身上穿的衣服破旧，背着一个小铺盖卷，人家一看他那寒碜相，就把他安排在下人住的地方住下，一住3年。熊先生在这3年里埋头读书。到了第三年，书院举办有关佛学方面的论文比赛活动，这位不被人重视的寒酸青年的论文被评为最好！他一鸣惊人，得到马一浮先生赏识，马先生后来还曾在书院给他讲过讲座。
熊先生讲他家贫，父母孩子多，他是老大，小的时候，晚上读书得就母亲织布的油灯，一条灯芯油捻，很昏暗，他求妈妈加一条灯芯油捻，可是妈妈说：“咱家穷，得省着过日子。”他那时才七八岁，就对母亲许愿：“我长大成人赚了钱，给咱家买多多的地，就不穷了。”他出名后，认识陈铭枢，陈知道他贫穷，送了他一些钱，熊先生寄回老家，给家里买了600亩地，但父母已去世，为众兄弟所得。
熊先生一直是自己管理收入，只给妻子有数的钱过日子。但他却不会算数，在这一点上糊里糊涂，学生中流传着一些笑话。李渊庭讲，1926年至1927年间，梁漱溟先生在北京西郊大有庄租了几间平房，和熊十力先生、十几个青年学生同住一起。当时梁、熊两人都没有固定收入，靠发表文章、出版书的稿费维持十几个人的简单生活，大家基本上跟梁先生一起吃素，可是熊先生爱吃肉，学生薄蓬山管理伙食。有一天，熊先生问薄：“给我买了多少肉？”“半斤。”当时是16两一斤，熊先生一听是半斤，骂薄蓬山：“王八蛋！给我买那么点儿！”过了两三天，熊先生又问：“今天给我买了多少肉？”“今天买了八两。”熊老师一听高兴得哈哈大笑说：“这还差不多！”学生们传为笑话。
1964年，我出差上海，曾到熊先生住处看望，他一个人住在一栋木结构的二层楼上，正伏案写作，听到我喊“熊老师”，高兴地问我：“你怎么能找到这儿？”他一一询问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询问在北京的熟人情况，老人家那热情、亲切的音容笑貌似在眼前，我至今不忘。在我88岁高龄之时，提笔写出此文，以表怀念熊十力老师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