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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及中国近代文化史，有一个人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此人便是集我国近代甲骨学、考古学、敦煌学、金石学于一身的罗振玉。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是以满清遗臣自任的罗振玉。”
1866年6月28日子时，罗振玉降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南门更楼东寓庐。其母范淑人，先后生了五子六女。罗振玉居三，初名振钰，字叔宝，又字式如，后改今名，初字坚白，后改字叔蕴、叔言，号雪堂、贞松，又称永丰乡人、仇亭老民。
罗振玉聪颖过人，自幼可窥。他4岁识字，5岁入塾读书。15岁读完经书，开始下笔学作诗文。16岁则学作八股文。此年春天，父亲送罗振玉回浙江上虞应试，中了秀才。尽管家人认为要振兴门户非从致力科举下手不可，可罗振玉似乎不抱多大幻想，认为科举中不中完全操在人家手里，唯有潜心学问才是操之于己手，人家抢不去。当1882年、1888年两次乡试落第后，罗振玉从此就绝迹棘闹，不再存侥幸之想而专一搞学问了。
罗振玉之父因为不善经营，委托又不得人，不出几年就亏负累累，不能家居，幸而捐过候补县丞，不得已避债出走，得署江宁县丞。因为大哥佩南为人太过老实，于是，罗振玉始助母理家。罗振玉在乡间做起了塾师，一做就是五年。可薄酬难以维持全家生活，况且这不是他平生志愿所在。而立之年，他在自己的照片上题诗：“三十被褐，城南蛰居，蔬食饮水，缅想唐虞。”“唐虞”每每是志士仁人一种寄托的遐想，实际它是违反历史的，但从这两个字中不免让人看出他个人的抱负。
一个细节，让人们见证了他的抱负。黄河泛滥已成为山东多年的积患。1891年。罗振玉听说山东巡抚幕中有人主张用贾让“不与河争地”的办法，拿全国赈济灾区的捐款协助官款购买民地，放宽河身，不觉惊骇。因为河身已宽，再放，则贻害益深。于是书《驳议》一文，被刘渭清看到，将它寄给正在山东河工任下游提调的弟弟刘铁云。刘铁云一见，和他的意见正相吻合。后来收买民地的事未果，而河患也平息了。
罗振玉从小就在城市生长，没有过过农村生活。想到中国以农业立国，农业不振，是国家贫弱的主因。于是，他找来有关农学的书籍《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加以研读。与此同时，他又读了欧洲人所著农书，旨在兼采西法来改革，以利国家。又念古人“不仕则农”，自己科举无望，为了仰事俯畜，也要找一个进身之路。
1896年春罗振玉和蒋百斧协商，筹资到上海创办了“学农社”，主要是翻译出版欧美和日本农书，并出《农学报》，传导国内外农业方面的知识和消息。1897年，他还对当时广种鸦片的倾向进行了批判，提出用种桑来取代种烟。
在“百日维新”志士的狂呼声中，罗振玉也有一件极快心的事。1898年的5月16日，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的建议，发出上谕，命“地方官振兴农业”，并令两江总督刘坤一咨送《上海农学会章程》于总署，又饬各省学堂广译外洋农务诸书。而这正合罗振玉的心意，加之手中所干的事，顺乎时势，因而罗振玉精神也为之一振。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中国农事转机将在于是，不仅草野小臣，私衷欣慰也。”又说：“昨又与经莲山太守拟办上虞农工学堂，初有规模。虽平日襟抱可以稍纾，然劳苦甚矣！”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光绪“振兴农业”上谕，随着维新失败而废止。“初有规模”的上虞农工学堂当然也办不成了。
戊戌变法中，罗振玉斥责梁启超、康有为等维新改革人士“浮华少实”，表示“不与相征逐”。“振兴农业”的上谕虽然已经废止，但“振兴农业”早已成为罗振玉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他又创办东文学社，培养译才，大量翻译日本农学书籍。其时，他所办的《农学报》还得到江西总督刘坤一的支持。1900年，他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为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从此踏上了仕途。这期间他编辑的《农学丛书》，共7集，包括233种译著，内容相当丰富，不仅汇集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不少要籍，增添了不少民间农业生产调查内容，还全面引进了欧美、日本的丰富经验，在传统农学与实验农学的汇合点上，他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而这对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1901年底，由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保奏朝廷，罗振玉被派往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创办江苏师范学堂。1906年任清政府学府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监督。不久，又主政经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
其父署江宁县丞时，罗振玉省视之时得一部《皇清经解》，如获异宝。回家后，每天读三册，在一年内把全书研读了三遍。于是，学业大进，深通清人经史考据之学，同时对传世的金石文字也特别注意，作为重要的研究资料来看待。他曾说：“予今日得稍知读书门径盖植基于时。”他深深觉得，这种由汉字组合的语言，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我们的心灵密码。
其实，罗振玉一生治学的坚实基础，已经早早建立了起来。他19岁时著的一部《读碑小笺》，薄薄21页的书，共收笔记99条，主要内容是以金石证经史，开头两条就是用碑刻订正段注《说文》的。而订正《金石萃编》的竟达19条之多，《集古录》两条、《金石录》三条……无怪乎1887年罗振玉一部《存拙斋札疏》，竟被德清俞曲园（樾）误认为本朝名宿，摘引了好几条于其所著的《茶香室笔记》中。
在距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第60天，敦煌的莫高窟发生了一个奇迹——当时定居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篆，无意中发现藏经洞。藏经洞珍藏的文献，除了书法优美的大量佛经之外，还有其他各个方面丰富的古代遗书。
敦煌文献发现不久，就陆续遭到国内外“探险家”们的“垂顾”。最早来莫高窟盗宝的是英国籍的匈牙利人马克·奥里尔·斯坦因。他于1907年3月到了莫高窟，以200两银子的代价，共得到了14000件左右敦煌写经和佛教绘画等艺术品。1908年2月25日，法国的伯希和以500两银子的代价，挑选了7000多件敦煌写卷。要知道，伯希和是个汉学家，他拿走的佛经的东西很少，其他的社会、经济、文化之类的东西很多，价值很高。1909年法国的伯希和又将已经运出中国的7000余件敦煌经卷写本，从中选出若干带回北京。因为对敦煌珍贵文物的价值如何，他心中没有底，于是，请罗振玉等鉴定，继而又在六国饭店举办了一次“敦煌文物展览会”。
以罗振玉为首的我国学者如蒋斧、董康、王仁俊等获悉这些绝世珍奇已落入洋人手中，即刻展开一场文化大抢救行动。罗振玉在六国饭店愤恨疾呼：“外国人竟敢把中国的珍贵文物堂而皇之地在清朝的国都展示，而泱泱大国竟无一人出面干预，不知道中国的学者文人究竟在干些什么？将来有何脸面去面对后人！”紧接着，他以学部参事官名义，派人调查并得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还存有6000余种经卷文本，便冒死上书清廷。自知势单力薄，罗振玉在大声疾呼之后，一边联络在京更多学者，并将这一情况公诸国人，一边则又再三敦促清廷清点藏经洞的劫后残余。在强大的舆情面前，清政府才下令甘肃、敦煌府县查封莫高窟藏经洞，下拨万两白银作为运费，将藏经洞内所有余卷全部运抵北京。经过两年时间，终于在1910年秋，藏经洞所有残经运到北京学部。罗振玉立即组织迅速进行了清理登记，编号造册，然后由学部移交给京师图书馆严密收藏。
自从这些珍贵文献运抵北京后，罗振玉便很快开始了对敦煌学的创立和研究工作。1909年，他首次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最早在国内介绍了藏经洞的宝藏及其发现情况。以后，又相继出版了《鸣沙石室秩书》、《流行坠简》、《西陲石刻录》、《敦煌零拾》等15部颇具价值的敦煌遗书资料研究书刊，并写出《补唐书张议潮传》、《瓜沙曹代年表》等研究论文多篇。这样的举止，这样的成果，自为敦煌学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1899年，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药店接到一张药方，药方上有一味药叫“龙骨”。使用这张药方的病人，叫王懿荣。作为古文字学者、金石学家，又兼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那天，面对药包里的“龙骨”，他似乎有了一种天神的灵验、历史的感应，他认定这“龙骨”里面有着惊人的秘密。不容多思索，他即嘱人收购了达仁堂里的全部“龙骨”，而且又嘱人四处搜寻。
1900年，王懿荣死于国难。王懿荣为官清廉，家境拮据。王氏后裔为偿还债务，只好出售父亲几个月前才搜集起来的甲骨。儿子王翰甫想到了与父同道的金石学家刘铁云（刘鹗）。在刘铁云家，罗振玉初次看到了王懿荣旧藏殷墟甲骨上面的文字，一饱眼福的罗振玉，拿起一片甲骨，叹为两汉以来小学家张敞、杜林、扬雄、许慎所未得见的惊人瑰宝，于是怂恿铁云拓墨排次为《铁云藏龟》，让甲骨文为天下所知。
与别的人研究甲骨文不同，罗振玉要弄清楚这些甲骨的“原产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获悉了正确的地址：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处，洹河边的小屯村。《史记》所云“洹水南殷墟上”，唐人《史记正义》所言“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冢殷墟”，莫非就是此地？一阵思索，他顿悟小屯应该是商代晚期最稳定、最长久的都城遗址殷墟所在，而甲骨卜辞就是殷王室之物。
1915年3月，罗振玉终于亲临安阳小屯村。要知道，这是中国甲骨文研究学者第一次踏上商朝故都。虽说刘铁云1903年出版了《铁云藏龟》，孙诒让1904年出版了《契文举例》，但这两书还仅是作为传统的金石资料，并未作内容方面的研究。罗振玉有感于前两书“群苦其不可读也”，乃“发愤为之考释”。为了集中精力，他闭门谢客，“发愤键户四十余日，遂成《殷墟书契考释》六万余言”。罗振玉之所以能对甲骨文字准确考证，是因为其时他个人从1906年始已购藏甲骨达3万片，完整可用者也超过了3000片。《殷墟书契考释》的出版，标志着甲骨学研究已由“古董时期进入了文字考释时期”。
尔后，罗振玉以安阳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出土新资料为研究对象，以重建中国上古史为目标，进行了划时代的研究，其结果则把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余年。
值得一提的是，中年的罗振玉还开始了甲骨文书法艺术的创作。罗振玉的甲骨书法的形成，是寓居津门时期的一大成果。闲暇兴至时，集甲骨文字撰写楹联，竟在三个晚上撰成百副对联，可谓痴迷。后来，他将这百首手书集联，以《集殷墟文字楹帖》书名付印，从而标志着甲骨文契刻跨越了30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迈入了毛笔书法的新领域。
长孙罗继祖曾回忆：“祖父当时正研究甲骨文，因为教我认字，索性把已辨认出来的甲骨文也写成方块教我，有一次还指着甲骨问：‘你说说，我是爱你还是爱甲骨？’答：‘爱甲骨！’祖父半嗔半喜地说：‘你这孩子太没良心了。’”童言无忌，罗振玉对甲骨文的痴爱，从中可见一斑矣。
让后人深深记得罗振玉的，还是因为他曾经抢救过“大内”档案。“大内”档案，是指清政府于康熙九年（1670年）开始存放于紫禁城内阁大库的档案，所以亦称“内阁档案”或“大库档案”。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内阁大库年久失修，出现严重渗漏，内务府决定修缮。
适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修缮内阁大库之事便搁置了下来，且一搁便是十年。清宣统元年（1909年），有一天内阁大库突然崩塌一角，于是修缮之事被重新提起。修缮库房，先得搬迁存藏档案。档案刚刚腾空就位，醇亲王载沣差人查阅清初摄政典礼档案，因为遍寻不得，有人妄奏库中无用旧档太多，请予焚毁，后得旨允行。
恰在此时，内阁大学士兼学部大臣张之洞正打算成立“京师图书馆”，特地委派学部参事罗振玉到内阁大库挑拣书籍典册。刚刚跨入内阁大库，捆扎堆积的待销毁档案突兀在了罗振玉眼前。很快，罗振玉向张之洞作了禀报。一拍即合，遂紧急上奏请求保存这批待销毁的档案，并终于获准而交由学部图书馆管理。于是费了三天时间，装成8000麻袋陆续运往部里。最后，经协商放到了国子监的敬一亭。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于1914年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在国子监成立筹备处，“大内”档案自然列为基本珍藏品。1916年，筹备处迁至故宫午门楼，8000麻袋档案藏品亦随之搬到午门外朝房存放。其时，原先的学部已改称教育部，教育部接管“大内”档案以后，根本不去考虑它的价值如何，应如何加以保存。
8000麻袋“大内”档案，虽以后又被搜拣，但只是很少的部分，其间更有不少人借清理之名而“顺手牵羊”。
1921年前后，北洋政府财政艰窘，政府各部门以自筹款维持。而经教育部批准，已有几年支不出薪水的部属历史博物馆，竟将放置在故宫的档案分两次作为废纸卖出。据记载，光为拉走这些档案史料，50辆马拉大车，就先后拉了10余天。当年由西单同懋增经理程运增买下的这“8000麻袋档案”，仅仅付了4050银圆。
一天，罗振玉赴京办事，偶尔发现有人在市摊上出卖《洪承畴揭帖》和《高丽王进贡表》等“大内”档案。追寻之下，终于得知早先抢救下来的“大内”档案，如今已被“同懋增”悉数收购了。于是，在又气又急里，他当机立断，径赴“同懋增”，以三倍的高价一举买回了这批档案，并速即准备了书库储存。很快，罗振玉又选派10余人对这些“大内”档案进行整理、编目，并择其珍件汇刊成《大库史料目录》六编和《清太祖实录稿》三种。
1922年，原北京大学经北洋政府教育部同意，将这部分档案移至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部代为保管和整理。至1930年，这批“大内”档案才由故宫博物院接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建立，北京大学所藏内阁档案和故宫所藏内阁档案悉数收集整理，这批劫后余生的珍贵历史档案才得以比较完整地被保存下来。
罗振玉的学术成就，实在让后人难望项背。有人列赞他的七大功绩，除上述四项外，尚有：他的西北汉晋木简研究，是现代简牍学创立、研究之奠基；他在金石文字资料，如鼎彝器、兵器、古玺印、铜镜、碑碣墓志、砖瓦等诸多方面的购求、研究、汇集、刊播以及古器物学的研究和贡献上，也是近现代文字史上的第一人；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奠定了现代学术研究的基础，与王国维一起，被学林称誉为“罗王之学”。
然而罗振玉晚年陷身溥仪的漩涡中不能自拔，饮恨没世。1940年5月14日，罗振玉病逝于旅顺，他早先就撰得自挽联，曰：“毕生寝馈书丛，历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守缺抱残差自幸；半世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字里行间有对学术的自诩，然而，亦不讳饰政治上的全盘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