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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台湾国立中央大学举办了钱钟书百岁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主持这次会议的汪荣祖教授曾力邀杨绛前往台湾参加此次活动，希望她能谈一谈杨绛心目中的钱钟书和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未能莅临现场的杨绛事后对身边人说，如果真要谈，只能说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保留了他身上的痴气。这份痴气不仅曾使青年的钱钟书在人才济济的清华园一跃成为人中之龙，也让他在人生的忧患岁月中始终坚守着“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的志向。
1938年，战争的阴霾飘向欧陆上空，局势日渐不安。尽管钱钟书的庚款奖学金可延长一年，但是钱、杨决定如期回国。回国前夕，钱钟书接到西南联大的聘书，而此时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的学生们，正翘首企盼这位年轻的教授从海外归来。
李赋宁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我们上四年级的时候，就听说钱先生要回国，回到西南联大来。清华大学当时聘他是正教授，不是副教授，这个是很破例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学问非常好。他1938年秋天开始教我们，一上来就在黑板上写了许多原文，如意大利文、古法语、拉丁文，这些让我们大开眼界。
早在钱钟书未入清华前，他早已驰誉全校。入校考试时，他的数学考了15分，但国文和英文两科特优。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约他面谈后立即定夺，如此奇才当破格录取。进入清华的钱钟书，已创下读书第一、发表文章第一、“横扫清华图书馆”等多项“纪录”。而最让同学们叹服的，是他惊人的记忆力。同学乔冠华称他具备了“照相机式的记忆”，但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
李赋宁： 钱先生曾经下过非常深的工夫。他拿牛津的法英字典和法国的Larousse字典做过详细的比较，所以他那个字典的边页上面写得密密麻麻，都写满了。我看见过他那个字典，那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杨绛 （钱钟书夫人）：清华4月29日是校庆日。到校庆那天，颐和园特地为清华学生开放一天。那一天所有的清华学生都到颐和园去玩，有的人骑小驴，有的坐黄包车，有的是骑车。钱钟书大概那个时候是去玩过的，不过我想他是坐黄包车的那种。
在清华免上体育课的钱钟书直到碰到杨绛才有“破例做春游”之举，而面对杨绛，从不愿多谈童年生活的钱钟书第一次敞开了心扉。
杨绛 ：一般我们出去散步，都是我爱说话。我就讲我小时候怎样怎样，他都不知道，听了觉得挺好玩，就说你写下来。他说，你的小时候挺幸福的，我小时候怎么想来想去都是苦事呢。我说怎么会这么苦呢？他说哎呀，都是苦的，因为算术不会做，不会做就要先给人家做篇作文然后他给我做个算数，这是一件苦事。他还说觉得自己老是做坏事，拙手笨脚，比如砸了什么东西，做坏了什么事情，所以他说想想小时候苦极了。
1910年，钱钟书一出世就由大伯父抱去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据钱家的“坟上风水”，不旺长房旺小房，长房往往没有子息，就算有也没出息。
杨绛 ：大伯父不会教他这样那样，大伯母到底不是亲生妈妈，而亲生妈妈也不敢再去管这个孩子了，所以他有许多事情从小就没人教，所以特别地拙。比如他不会戴手表，不会用皮带，每一次用皮带都要叫我给他扣。后来我就给他弄一个松紧的，拉上拉下就可以了。
钱钟鲁 （钱钟书堂弟）：无锡有个颇有名气的地方叫崇安寺，崇安寺的下面是一个买菜和居民游乐的地方。大伯父经常带他到崇安寺去喝茶。他去喝茶的时候旁边有好多小人书店，他就在那书店里面看书。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对这种放羊式的教育方式很不满意。钱基博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和教育家，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尽管这个长子已经嗣出，钱基博不敢当着哥哥的面直接管教儿子，但是抓到机会就着实管教。
钱钟鲁 ：我的大哥钱钟韩跟钱钟书小时候是在一起念书的。有一次伯父叫他们两个人做文章，钱钟韩的功课一直是第一名，包括国文、英文、数学都是第一名，所以他文章写得很好。但钱钟书的那篇文章写出来却乌七八糟。我伯父很恼火，就狠狠地吼了他一通，从那以后钱钟书就开始在文学方面花力气了。
1930年钱穆要出版《国学概论》，请钱基博作序，老先生就让20岁的儿子试刀。钱钟书的这篇序文写得老到畅达，后来竟一字不改交付了。
这位注定要成为一代才子的钱钟书，只在西南联大待了一年便奉父命跋山涉水去了湖南，在刚刚建立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担任英文系主任，两年后返回上海。
在日据时期的上海，敌伪希望借助钱钟书的才华为他们撑场面，钱钟书家门前不乏失足溷水之人来做说客，钱钟书均以“彼舟鹢首方西指，而我机箭心东归”予以拒绝。钱钟书此时病困交加，多亏有杨绛父亲的帮助，才使一个小家庭逐渐摆脱了艰难的处境。
这位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辛亥革命后又担任京师高等警察庭长和京师高等检察长的杨荫杭——杨绛的父亲，因秉公执法、坚持司法独立，被袁世凯调离职位。杨荫杭不仅精通法学而且是一名诗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教授《诗经》和《楚辞》。后来，他把在女子文理学院教书的工作让给了钱钟书，让钱钟书在那里教书。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政治热情高涨，纷纷要求参加共产党。有人便提出“为什么不发展钱钟书入党”，但是钱钟书却并不愿过问政治。就在他发愁如何应对入党问题时，突然发展他入党的传说消失得全无影踪。令钱钟书没有料到的是，此时一堆反映他与“清华间谍案”有关的材料，早已装进了他的人事档案袋。
汪荣祖 （台湾国立中央大学教授）：这就是所谓的“李克案”。李克夫妇在清华外文系教书，后来好像是1952年发生的所谓间谍案，说李克夫妇做间谍。据我的了解，这是在冷战背景下的一种紧张的结果。
李克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管子》，1948年与妻子李又安申请得到富布莱特奖学金，来清华大学研习中文，后兼任清华外文系讲师，1950年聘约期满，转入燕京大学研习。当时在清华大学执教的钱钟书与李克夫妇并不熟悉，又怎么被卷入一桩疑云重重的间谍案呢？
汪荣祖 ：李克在一封信里报告在清华的各种情况，说他认识钱先生，跟钱先生成为了quite good friends，就是还不错的朋友。但钱先生说，我跟他并不很熟。所以我觉得quite good friend和very good friend还是有差别的。这也是guilt by association（连坐）的一种表现，后来证明也没事。
但是这封所谓的黑材料仍继续保存在钱钟书的档案中，直到“文革”中才被革命小将抛出来。
1956年，钱钟书完成了《宋诗选注》的写作，一经出版即反响热烈。胡乔木说这是一本难得的选本，周扬称其为“那年头唯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而在海峡的另一端，胡适也看到了这本书。
汪荣祖： 胡适当时的秘书叫胡颂平，大概是胡颂平拿这本书给胡先生看的。胡颂平说，这个钱先生的中文很好，胡适说，岂止中文好，他的外文更好。
弥松颐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胡适说，这个钱钟书我知道，但是没见过。但钱先生说不对，我见过他三次。
抗日战争胜利后，钱钟书有段时间在读《宋诗纪事》，常到附近的合众图书馆查书。胡适因有几箱书寄存在此，也常到那里去。一次碰到，当时的馆长特为两人介绍。因宋诗研究而起的这次会面，没想到若干年后又在一本《宋诗选注》中得到延续。看过书后胡适提了很中肯的意见。
汪荣祖 ：胡适说，钱钟书的注作得很不错，序文写得也很不错，但是所选的宋诗不怎么样。
弥松颐 ：先生（胡适）约略翻了一翻说，黄山谷的诗只选四首，王荆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钱钟书没有用经济史观来解释，听说某某某要清算他了。过了一天，先生看了此书后又说，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
汪荣祖 ：他的意思是说，钱先生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可能完全选他所想要选的诗。后来钱先生自己也承认了，说他有的诗想选的不能选，有的不能选的诗也选进去了。
《宋诗选注》在国内出版不久便遭遇了“拔白旗”运动，首当其冲成为了批判对象。尽管后来因为日本汉学泰斗吉川幸次郎对此书推崇备至，对钱钟书的批判声浪才由此减弱。但是此书在后来的20年中，只再版过一次。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重印《宋诗选注》，而同时期发表的《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有一部分刚好谈到宋诗。
弥松颐 ：我对钱先生说，现在有直接地谈宋诗的话，如果你把它引上去不就更好了吗，况且还是领袖的讲话。我当时的观点有点趋时或叫跟风。
钱钟书采纳了意见，但是他不仅引用了毛泽东的话，还引用了一段元朝人刘埙对曾巩诗的评价，互为参照。
弥松颐 ：后来过一些时日，我觉得我还是不要那么趋时吧，这不是钱先生本意。我就说咱们下次排的时候要不把这删掉吧，先生说不。原文是这么说的：“原来那些引文不改为妥，以示老实。我不想学摇身一变的魔术，或自我整容的手术，所以这本书的序和选目一仍其旧，作为当时气候的原来物证，更确切地说，作为当时我自己尽可能适应气候的原来的物证。”这话说得很沉痛啊！
钱钟书在20世纪50年代参与《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后来也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但是在他填写的个人履历中，却从未将这类工作任务写入，政治运动中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薛鸿时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说到我们这几十年批判知识分子的运动，譬如对胡适、胡风、向达、吴晗的批判，胡批乱侃的文章很多，但是钱先生一篇都没有。他绝不参与，不落井下石。其实俞平伯的红学钱先生是有看法的，但是既然搞运动在批俞平伯，钱先生就一声不吭了，他是很有操守的。
海外留学生涯中的人生百相，湘西山沟里的人情冷暖，孤岛上海下的国破家亡，都化作钱钟书笔下一批知识分子的肖像，这就是自1944年创作历时两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围城》。《围城》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但是自此以后的几十年中，钱钟书却再没有写作小说。
英国著名汉学家David Hawkes（霍克思）曾在钱钟书《围城》英文版出版之后写过一个述评。一番欣赏之词过后，他说令他感到遗憾的是，《围城》之后作为小说家的钱钟书再无新作问世。他认为假如还有后续作品，一定会写得很好。但是他所不知道的是，这个后续作品不仅有，而且早已拟好了名字，叫作《百合心》。
汪荣祖： 像夏志清等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都提到这个事情，说他已经写了30万字，后来因为搬家遗失了。可是我从钱先生那听到的是更有趣的故事：他说他写的小说的主角是个女性，他就跟他女儿开玩笑说，这个主角其实就是你，那个女孩子坏得不得了。结果他的女儿当然想要看了，他就不让看，就把它藏起来。两个捉迷藏捉了很久，结果最后连他自己都找不到了。
1937年5月19日，钱瑗出生在英国牛津，成为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当护士把婴儿抱过来给钱钟书看时，钱钟书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从小到大，钱瑗有人疼、有人教，但是能陪她玩的只有钱钟书。
杨绛 ：钱钟书做的所谓的“坏事”，就是跑到女儿房间里，在她的书桌上写一首打油诗，比如说“大牛洗澡，盆浅水少，没有办法，撒泡大尿”，然后底下署名杨绛。写完他就躲了，然后对女儿说是妈妈写的，我没写。我们平常生活里都是这样的事。
钱瑗从小学父母读书，很快就显现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超凡能力，但是钱钟书和杨绛并未急迫地在教育上为女儿做任何规划，而是从小培养她独立的学习和钻研问题的能力。
杨绛 ：我有问题，我要问他一句，问题马上可以解决，可是我不问他，我自己查，女儿也是这样。有一次，女儿有一个问题，她就查书，查了一本字典、两本字典、三本字典、四本字典都没有，然后她就来问爸爸，爸爸说还有第五本呢，女儿就查了，最后查着了。下一次女儿就报仇了，钟书一个俄文都不认识，这个就得去问女儿了，女儿说爸爸你也去查字典。
1994年7月底，钱钟书重病住院。1996年秋冬，一向身体很好的女儿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强忍住悲痛的杨绛，必须在已经病重的钱钟书面前对女儿的病守口如瓶。
叶廷芳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钱先生早就住院了，他不知道钱瑗得了绝症。杨先生鉴于钱先生已经病危，必须要把女儿不幸的遭遇瞒着他。钱先生看见钱瑗好久没有来了，有一点怀疑，就问怎么钱瑗老不来看我啊。杨先生总是笑嘻嘻的，说她的功课非常忙。到了后来，就说她身体有点不舒服，今天有点不舒服，明天有点不舒服，不断这么瞒着他。再到后来，钱先生就有点生气了，干脆就不说话了。他不说话了，杨先生便要强颜欢笑陪伴着他。我想那个时候杨先生心里不知道有多么痛苦。这样重大的遭遇，就算钱先生就要走了，都不能告诉他。
1997年3月4日，钱瑗在安睡中去世，杨绛面对的最大难题，是怎么对钱钟书说。当她终于对钱钟书说了实话，钱钟书的手发烫，病情急剧恶化，这位20世纪中国最博学的知识分子的生命渐渐走向了终点。早在1975年，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听友人误传钱钟书已身故，遂撰写并发表了一篇情深意长的悼文，这件事情很快掀起轩然大波，海外的学者陆续作文悼念钱钟书。四年后，钱钟书随社科院代表团访美，沉寂多年的钱钟书一开口就震惊了西方学界。
汪荣祖 ：起先这个团并没有引起大家的特别注意，后来钱先生在访问美东跟美西几个主要大学的时候，别人就请他讲一讲，结果他一开口就语惊四座。因为他穿的跟其他人一样，就是当时所谓的“毛装”，看起来跟别人没什么不同，但是他一出口，是非常漂亮的牛津英文。然后他又提到了很多西方的作家，并且还用法文、德文讲。西方的人文学者，尤其是“二战”之后，多半是专家治学，因为大家都研究某一部分，或某一个小的题目，这样才能成名。在语言方面，因为英文的独霸全球，大家就不太重视其他欧洲的语言了，所以当听到钱先生英文那么好，而且对欧洲的其他语言又讲得那么标准，大家都觉得很惊异。
讲演之后，钱钟书回答学者们的提问。有时提问者用汉语问，钱钟书用外语答，各国的文学典故、民间谚语信口道来。
汪荣祖 ：譬如有一个美国女博士候选人，她是做《七侠五义》这本小说的。当她提这些问题的时候，钱先生随口就答，而且背诵了《七侠五义》相关的一段话。当时大家觉得太惊奇了，因为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到这样。
法国《世界报》报道，听着这位才气横溢、充满感情的人的讲话，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在整个文化被剥夺十年后，中国思想的世界又开始复苏了。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门打开，西方的知名学者纷纷来到中国，美国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哈里·莱文，此时应邀来华访学。和其他学者一样，他也希望有机会见到钱钟书。
朱虹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见面那天，钱先生笑嘻嘻地对哈里·莱文说：“啊，你是来参观我这个神话动物（mythological animal）中国高级知识分子（Chinese higher intellectual）的……”谈话中，他不是板起脸很严肃的跟人谈什么，而是特别随意地聊，就好玩似的那样聊。但是你聊什么他都知道，没有他不知道的。
哈里·莱文是著作等身的哈佛顶级教授，据说Rudenstine（陆登庭）校长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望自己当年的这位老师。莱文的高傲是出名的，但在和钱钟书会面之后，他却沉默良久。
朱虹 ：我们俩人出来了，他就不说话，在车里头闷着。后来闷完了，他就说I，m depressed，I，m humbled，humble是谦卑的意思。我就问为什么humble呢，因为别人一出来都是特别高兴的。他就说，He knows everything that I know，and there，s another world of his that I know nothing about，意思是，他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但他那个世界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会儿莱文好像知道了自己的深浅了。
自钱钟书1979年访美回国后，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大学，都要求授予钱钟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邀请赴美讲学的书信、电报也纷至沓来，还有特意额外赠送数千美元书籍者，钱钟书都一一婉谢。
汪荣祖 ：差不多也是1979年的时候，有些外国学者到中国来访问钱先生。钱先生跟我说过，他一听就知道这些来访的人是想听他吐苦水，然后把他挖跑，钱先生就一概不讲。他跟我讲了一句话，说衣带渐宽终不悔，就是说我虽然在这里受苦，越来越瘦，但是我都不后悔。
就在钱钟书20世纪70年代末的出访成为海内外学界的美谈时，出版界和学界又共同迎来了一部巨著的问世，这就是1979年11月由中华书局用繁体字出版的《管锥编》。这部写作于“文革”中却与“三忠于四无限”毫无关系的研究著作，在很多人看来是钱钟书顶着生命之忧锱铢积累完成的巨著。而就是这样一部压卷之作，钱钟书选择了用文言文写作。
汪荣祖 ：这个文言，不是像梁启超式的那种文言，而是非常典雅的四六句。那个时候已经是“文革”晚期了，在那个时代，还用这种典雅的古文来写书，这绝无仅有。有很多人说他用文言写，是因为怕惹祸，因为红卫兵不了解，我觉得这样说不通。他不是那种保守主义，“文革”是要破除中国传统文化，几乎要彻底地摧毁中国文化，他用文言写，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爆发，是一条能够承载中国文化的船。假如这种文字没有了，整个文化便无从寄托。
200年前，清代学者在令人窒息的学术环境下，创造了乾嘉学派的辉煌，200年后，钱钟书用同样的方法撰著《管锥编》。全书引用古今中外近4000作家的上万本著作，以130万字通盘考论《周易》、《诗经》、《左传》、《史记》等十部中国古籍的词章及义理，打通时空、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垒。当学界读者面对这套皇皇巨著而惊叹不已时，钱钟书却不无幽默地说，自己用文言文写作是因为技痒。
汪荣祖 ：因为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上也说，他的文言能够表达意思更清楚、流畅，超过了像严复、章太炎这些前辈。他对自己的文言是非常自信的，因为的确写得很好，所以他就要继续用文言写，不管时代。同时他也讲了，诗、文章、学问是不分时代的，所以不是说清朝、明朝可以写古文，现在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写了。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去世。临行前，他留下遗言：“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杨绛谨守遗言，依之操办后事。
但悄然西行的钱钟书，还是震动了世界。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在唁电中说：“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寓居美国的余英时得知消息后说：“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20世纪的同时终结。”
（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栏目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