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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世创办振社的目的，是要牢牢掌握上海渔业界这块地盘，因此他利用自己掌有冰鲜业同业工会总干事的实权，在所属23家鱼行老板、经理、上中下职工以及鱼贩头子和鱼贩当中，大量地开门收徒。这些人是振社初建时最基本的，也是最能够发挥作用的社员。对有的原系无业游民或失业者，只要拜了他为老头子，一般都能安排其在渔业界就业，进而成为效忠于振社的骨干。振社的董事会成员，也都挑选渔界或与渔界关系密切的有地位人物，如顺大鱼行老板邬信泰、源茂鱼行代理人朱宝、源昌鱼行经理张振芳、招商局杨家渡码头包工头何国梁、十六铺公安分局侦缉队长董明德等，这也体现了振社带有一定的行业性质。
为了扩展政治势力，黄振世还招纳了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巡捕房）、卫生处、捐务处的翻译和探目，以及个别的县长、律师为其门徒。此外，在卡车运输行业，银行、钱庄的金融行业，戏院、舞厅、酒楼、旅社、浴室等服务行业，都有他发展或安插的振社社员。这些人，几乎无不与渔业有密切的关系。
社员与振社之间，互为依存，在经济利益上更是息息相关。据黄振世自述：有十五六家鱼行的老板和经理，完全是借振社的关系发达起来；一批新的鱼行也是依靠了振社的人事和财力得以开设；同行和振社社员受到外界侵犯，只要振社势力所及，都会设法进行干涉和保护，其所取手段也颇具生意人的狡猾和白相人的蛮横。下面列举几件事情：
夺回“点春堂”
上海城隍庙“豫园”内，有一幢古老精致的建筑，名为“点春堂”，是上海“小刀会”领袖刘丽川响应太平天国起义时的大本营。清末，这所古老的建筑物，标卖于海味行及糖行两业做了公所。这两业各以进口日本东洋鱼和砂糖为大宗。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全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糖业仍采取改头换面的方法，其中以镇江帮元和行小开黄振东发洋财最多。他担心被人揭发，遂花了近万块大洋造了一艘“月宝”小火轮，作为杜月笙落成杜家祠堂的贺礼，并当了杜的门生，事后又引糖业公会主席，源康糖行老板郑洋南进了杜门，成为恒社骨干。从此以杜月笙为靠山，有恃无恐，进而借口糖行要创办学校，将海味公会从“点春堂”驱逐出去。
1935年振社成立不久，海味行公会主席葛维庵就来求见黄振世，要求为海味公会夺回“点春堂”。黄振世正想露一下身手，何况海味行是他的出身行业，“点春堂”属邑庙公安分局管辖范围，分局局长刘云舫是他的拜把兄弟，当时还有一个足以压倒杜月笙的黄金荣是他的先生，手中尚有一个振社组织可供他驱使，黄遂当场答应帮忙。
黄振世来到邑庙公安分局，与刘云舫商定，由他派20名武装警察到场示威，然后回到振社嘱门徒徐阿明、朱定甫等组织好打手，再邀城隍庙顾纪根等一般地痞流氓共30个人，各带武器，并通知葛维庵带领同业，于次日上午8点钟在“点春堂”门口集合。是日，共聚集100余人，黄振世和刘云舫带头冲进“点春堂”，先找到从前两业共同所立的一块石碑，抹清碑上字迹，召海味行全体同业排列在石碑两旁，当场拍录一张团体照，以作对付糖业的法律根据，并让海味行同业把公会办公的家具用器，搬入原处复位，20名武装警察和30名打手在“点春堂”周围大摇大摆地兜了几个圈子，把糖业负责人和其属下吓得鸦雀无声，不敢动弹。点春堂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夺回来了。
果不出黄振世所料，事后这两业缠讼经年，官司一直打到南京最高法院，但有石碑照相为凭，糖行还是以败诉告终。
争夺大闸蟹销售业务
1936年9月，盛销上海的阳澄湖大闸蟹上市。大闸蟹销售业务一向归河鲜业经营，但冰鲜业方面也纷纷派人到产地坐庄采办。上海鱼市场副总经理兼河鱼卸卖人孙谷臣，出于河鲜业和自己的利益，仗着自己有杜月笙和恒社骨干朱开观等支持，命令鱼市场营业课及稽查股率领河鲜业职工把到埠的大闸蟹一律拦扣，交于河鲜业销售，禁止冰鲜业插手经营。冰鲜业方面的蟹贩，多数为振社的人，岂肯让利，于是发生了冲突殴斗。
适值大闸蟹旺汛期到，河鲜业又来拦扣，黄振世召集冰鲜业人员策划对付，指使海鱼行将两大卡车大闸蟹运到杜月笙办公的中汇银行，把车上的活蟹卸在营业场上，并派一批穿着肮脏鱼服的冰鲜业蟹贩，故意到那里去哄闹捣乱。中汇营业场此时正值业务高峰，顿时，活蟹横爬，人声尖叫，满场腥气，一片混乱。杜月笙得知后十分恼火，但他既是鱼市场理事长，又是冰鲜同业公会主席，说起来两边都是头头，怎能出面庇护一方，只得速召鱼市场总经理王晓籁到现场，处理这件头疼事。王晓籁为把这批“瘟神”请走，也只好打恭作揖，说了许多好话，并答应冰鲜业继续经营大闸蟹销售业务。
这件事，实际上是振社与恒社的一次斗法，黄振世敢于“老虎头上拍苍蝇”，在流氓群中声名大增。
回收旧板箱的一场恶斗
1941年，振社交际组副组长朱定甫仗势要将北洋装运咸鱼干货的空板箱以低价归他收买，再转手用高价出售给板箱作坊，从中获取暴利。但是这种业务，在他之前早有湖北帮的陈玉卿在经营。朱定甫为了独霸回收业务，求助于振社。当时黄振世门徒周一星已成为法租界巡捕房中西人员向外敲诈勒索的主要桥梁，万事只要他一句话，巡捕房方面无不尽力支持。他接受了朱的要求之后，就到巡捕房去布置，言明朱定甫要与陈玉卿演出一场“全武行”，叫中西探捕在大打出手之间，将臂上不佩袖章的人全部予以逮捕。
那一天，朱定甫邀了五六十个亡命之徒，各带铁尺、小斧头等凶器，手臂上佩戴鲜咸鱼业联办处的袖章，由他亲自率领。陈玉卿也雇来50多名打手，个个手持利器，双方在十六铺掀起了一场你砍我杀的大恶斗。陈方看看不支，正欲逃遁之际，朱定甫忙大吹警笛，中西捕探一拥而上，将无臂章的人一网打尽，逮入捕房。事后，陈玉卿挽人出来讲和，表示无条件投降，放弃空鱼桶、板箱的回收行业。
鱼行得到振社的保护，但也常常受到振社社员的损害。如朱定甫除掉竞争对手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压低收价，引起众多鱼行的不满，然慑于恶势，敢怒而不敢言。源利鱼行的方国梁，曾在黄振世的干涉下，免受吃倒账之苦，但当振社社员吴香山插入后，就夺去了他的经理位置。由此可见，振社在上海渔业界是一个有相当权势的行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