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在1938年底,发表“艳电”,公开向日本投降。当时,除汪本人在越南河内外,其整个卖国集团人物,如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林柏生、高宗武、陶希圣等,均在香港活动,达一年多之久。所以,香港是汪集团最初的发源地。
那时由梅思平、高宗武负责,秘密往来于上海—东京—香港之间,和日本军方,频频接触。汪精卫个人,并无万贯家财,日本人也还未向汪提供经济支持,故汪集团手头拮据,捉襟见肘,只能勒紧裤带过日子,生活和活动都十分困难。这些情况,杜月笙统统看在眼里。杜所以注意汪精卫,在于这场战争万一日本胜利,乘此机会,雪中送炭,不失是个政治投机的大好机会。
浙江财阀集团的一些头面人物均在香港。杜月笙就和他们密商,准备接济汪精卫。中国的大资产阶级,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在民族存亡关头,总是先要保存自身利益,浙江财阀就是如此,十分害怕中日在东南一带打仗。看到汪精卫甘当汉奸,可能收拾残局,就和杜月笙的想法不谋而合了。密商的结果,决定拿出港币50万元,送给汪精卫作为活动经费。
1938年秋,由杜月笙出面,将50万港币,交给高宗武转交周佛海,表示暗中支持汪集团的“和平运动”。高宗武对周佛海说:“汪先生勤劳国事,杜月笙知需款甚殷,表示略输微忱,以致敬意。以后如需要,当再奉献。唯求保守秘密,不为外界所知。”
这笔巨款对汪精卫集团来说,无异是一帖最大的兴奋剂。汪集团当即在香港成立秘密的汉奸组织。首先组成政治、财政、军事三个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由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七人组成。从杜月笙处得来的巨款,每人先支取安家费港币五万元。其余的钱,就用来拉拢最早到港投汪的人,如军事上的叶篷、政治上的周化人等。杜月笙这笔钱,成了汪精卫集团开始卖国的最初活动资本。
后来,杜月笙又陆续支援汪集团近80万元。当时,戴笠的军统特工,密布香港,但竟未发现杜月笙是个两面派,因杜和汪集团的来往是极度秘密的。
汪、杜之间的绝密联系渠道十分巧妙。汪集团当时在香港设有一家红极一时的“蔚蓝书店”,位于皇后大道华人行六楼,由汪的亲信、《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负责。书店编辑部的隔壁,就是浙江财阀集团“中国实业银行”驻港办事处。总经理傅沐波和林柏生极熟。所以,这是一处秘密联络据点。双方仅隔一层板壁,只要敲几下暗号,就可以约定洽谈,再由傅沐波转告杜月笙等人。这种活动,直到1939年5月汪精卫集团从香港移到上海,方告停止。
由上可知,杜月笙政治投机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汪精卫。汪集团得以进行卖国活动,第一个出钱的就是杜月笙。这也是杜到港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