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容易看出来,在所有社会实验中,我们通常有两个一般【41】程序:(1)我们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如果我们使社会情境作出相应的变化,将会发生什么?我们无法肯定情况会有所好转,但是总会比目前的情况要好。让我们作出改变。”当社会情境变得难以忍受时,通常会使我们盲目地陷入行动,而不会引起我所指出的任何与言语相关的反应。
另一程序(2)是:“我们想要这个人或这群人做某件事,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安排一种情境使他做这件事。”这里的程序稍微有些区别。社会通过盲目地尝试错误进行实验,但是反应是已知和合法的。操作刺激不是为了观察通常会发生什么,而是为了引起特定的行为。你们也许无法很清楚地了解这两种程序之间的差别,我们借助一些例子也许会更好理解。首先,我们都得承认,社会实验目前正以很快的速度进行着——对于轻松自在的凡夫俗子来说,正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我们以战争作为上述第一种程序的社会实验例子。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预言,当一个国家发生战争时,该国采取的反应将会带来什么变化。这里处理刺激的方式是盲目的,其盲目的情形就像一个小孩推倒他费尽心思才建造起来的积木一样。
美国的禁酒也无非是对一种情境的盲目的重新安排。酒吧导致了一系列为社会所谴责的行为,社会大众对于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无法作出任何合理的预测,于是整个情境被彻底摧毁,并通过批准第18号修正案来创造一种新情境。在这里,他们显然期望产生【42】某些结果——禁止饮酒、降低犯罪率、减少婚外恋,等等。 但是对于任何研究人类本性甚至研究地理的学者来说,他们尽管无法预测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仍可以预见到哪些结果不会发生。颁布禁酒令的结果,除了在较小的城镇会发生某些期望的效果之外,在大部分地方显然是与其初衷相违背的。在大城市,或在大城市附近(那里法律控制的效果不是很好,而且那里的舆论是一种较差的控制因素),我们的监狱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挤。犯罪十分猖獗,凶杀案尤其盛行。后者正开始引起人寿保险公司的关注。一家保险公司仅仅在1924年就因为凶杀案的赔偿损失了75万美元。还有成千上万的公民由于参加酒类走私而被枪杀,或者因为酒精中毒而死。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得禁酒令一再遭到践踏,直接导致人们对法律的恐惧消除了。当一项禁令被不受惩罚地打破后,不仅药品推销员的特殊禁令失去了它的控制性,而且对那位特殊的药品推销员的所有禁令也会渐渐变得无效。在原始社会里发生的情况到今天又发生了。毫无疑问,人们对所有法律都抱以轻率的态度。
俄国君主制政体的垮台和苏维埃政府的形成是盲目操作情境的又一事例。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无法预言行为变化的结果将会是好的。事实是,这种变化已经阻碍了俄国的工业进步,而且【43】可能已经使俄国人的知识和科技进步倒退数百年。无需进一步的阐述,我们可以将这些问题用一般图式归纳如下:
在这种社会实验中,社会往往会深陷困境——无法不通过小规模实验摸索着寻找出路。社会并不以任何明确的实验程序来工作。它的行为往往有点像乌合之众,换成另一种说法,即组成团体的个体退步到了婴儿期的行为状态。
与此相似,社会实验在上述程序(2)中进行着。在这里,反应是已知的而且为社会所认可——婚姻、未婚者的克制、参加教会、基督教十诫中要求的积极行动,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都是这些得到认可的反应的例子。我们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S………………………………………………R
现代财政压力下的婚姻?
难以进行社会控制的大城市里的自制?
加入教会?
诚实?
【44】按照特殊方式迅速获得技能?
正确的举止,等?
我们的实验包括建立一组刺激,直到从刺激的正确群集中得到特定的反应为止。在尝试安排这些情境时,社会往往像低于人类的动物那样,盲目无章地工作着。实际上,如果有人想归纳出以往两千年中社会实验的特点,那么他就会称这些社会实验为鲁莽的、不成熟的、无计划的,并认为即使有时有计划也是基于某个民族、政治团体、派别或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在社会科学家的指导之下——假如存在社会科学家的话。除了可能在希腊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以外,我们从未有过受过教育的统治阶级。现如今,美国也许是历史上最糟糕的罪犯之一,因为它由一批职业政治家、劳工宣传家和宗教虐待者统治着。
请注意,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研究,正由浅入深地进行着,目前,对反应如何因刺激而起,以及刺激如何支配反应,行为主义已经获得了许多成果。这些成果将来会对社会很有益处,其有益的程度,恐怕不是我们现在所能评估的。行为主义者相信,他们的心理学是社会进行组织与控制的基础,因此,他们也希望社会学能接受它的原则,并以更加具体的方式重新审视其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