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西方世界中，德意志民族是独特的。其来源或许是一种幽深的民族记忆，一种总比现成的历史记载还窈冥的记忆。在基督教的历史之外，德意志记住了古日耳曼；在罗马帝国的辉煌之外，她记住了神话般的希腊；在启蒙和科技之外，她记住了格林童话和条顿传说的森林、妖仙、天鹅和骑士；等等。而情况似乎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有多长，她的哲理思潮就有多深，她的性格就有多奇。于是，在天主教森严的教会之外，出现了与神直接相通的艾克哈特和马丁·路德；在唯理论的逻辑框架中，涌现出莱布尼茨的玄妙单子；在康德、黑格尔之后，一定要杀出忧郁的叔本华、绿林豪杰般的马克思、尼采和让西方人常常摸不着边儿的海德格尔；而在歌德、席勒如日中天的光辉下，荷尔德林疯狂的黑暗才让20世纪的满天繁星闪现……

所以她的资本主义进程总走拗步，有时因为不情愿而慢极，有时却因发狠而快极。20世纪的两大偏离——共产主义和纳粹——都与她有内在关系。她两次发动世界大战，两次都失败，却是第一个让绿党入阁的国家；她从心里就不服英、美、法，但还是一直在反省，甚至下跪……

德意志，你是个谜。

这本集子的文章基本上都与德国文化，特别是德国哲学有某种关系，是我在德意志这座古奥迷离的黑森林中徜徉驻足的感受和领会。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有自己的文化和生活视野，所以这些文章中的相当一部分带有中国印记。而且，我甚至感到中华文明在面对西方塑造的全球化时，所处情境与德意志的现代遭遇有某种文化的而非政治的可比之处。

中国人的记忆本来是现存民族中最长远的，也最不受什么现成框架限定。例如，中国人一直还在使用完全独自创立的文字，实乃不可思议的历史奇观。全人类只有四个民族——苏美尔人、古埃及人、华夏人、印第安玛雅人——独立地创立了文字，其他所有文字都是衍生的。好像是理所当然地，其他的那三个古文字乃至使用它们的民族，早已灰飞烟灭，只留下泥版、草纸和各种金字塔。但华夏一族一文居然历时三四千年而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令许多西方人大惑不解，发了一些不得要领的议论。而且，华夏人不仅有独步寰宇的历史记载，更有越出它们的源头记忆，比如伏羲、黄帝、尧舜，是华夏的灵感之泉，《易》、道、儒都朝向他们而存在，从来不甘心秦汉以来的那套体制，也不甘心像日本人那样去学西方。于是有了《南京条约》、火烧圆明园、甲午海战、庚子赔款，但后来，就是发了疯一样地全盘西化，仇视自己的记忆，非要把它耻辱化到只配完全被毁灭和遗忘不可。

因此，今天的中国在文化上类似于德国，都是“战败国”。自己的文化与现在流行的文化——如果还能称之为“文化”的话——格格不入，所以必弃之而改宗换姓，以求生存，甚至是“崛起”式的生存。这样一来，发展得倒是快了，因为毫无传统的羁绊或护持，完全实用化，完全强力化、奥运会化，二十年修的高速公路和铁路赶得上美国修一百年的。中国和德国都想通过拼命干活挣钱来忘掉自己的过去，来证明自己的现在——一个进步了、强大了、脱胎换骨了的现在。但是，活的自身记忆的真实性和宿命性在于，如果排斥它，让自己失忆，你虽然还有正常的线性理智，却会丧失那导致深刻创造性的自由想象力。这就是中德两国今天都面临的问题。

以上所讲，丝毫没有反对德国反省纳粹灾祸的意思。相反，这种反省倒是要更深更远才好。我只是觉得，它不应该以抛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而盲目追随美英带头的全球化为代价。实际上，纳粹德国根本不是德意志精神的恰当表现，它太崇拜力量、土地、血统这些对象化、现成化的东西，缺少原发的想象力。真正的德意志，崇尚的不是力量，而是清新高洁的生存状态和丰满悠远的精神世界。

中德的语言虽然形式上相差巨大，但也有某种神似之处。德语的构词性极强，许多词都是虚实搭配或由一词根繁衍而成，所以往往可以直观和双关。比如哲学中的“aufheben” （一般译作“扬弃”，不妥），由虚词“auf” （向上）和实词“heben” （举起）构成，合起来，既可以是“捡起来装进袋子”，又可以是“捡起来丢掉”。这直觉双关义被黑格尔利用，意指辩证发展中同时发生的扬弃与保留。海德格尔是感受和利用德语构造性的大师，他使用乃至创造的关键词无不既直观又双关，既用习惯义，又同时用纯字面义，比如“Dasein”、“Mitsein”、“entfernen”、“zu-der-Tod-sein”、“entschlossen”、“Er-eignis”、“Ge-stell”，等等。汉语则是构词的渊薮，不用说双字词是构造的，单字一样是构造的，如“日”、“明”、“川”、“河”、“木”、“林”、“森”、“刀”、“刃”，等等。

所以，德语养育的德国思想，虽是唯理精准，却有直观的洞察；虽重直观，却又不限于感觉直观，而是于思辩中有生命冲动力，总在与自身缠绕，力图辨别出更切近的预设者，以便进入更深的源头。但它过于习惯体系化，不如法国式与英美式的思想灵巧，却能在英国人、法国人看作是单个实体（像“感觉”、“我”、“物质”）那里找出发生的结构，比如莱布尼茨的单子、康德的先天综合形式、黑格尔的具体概念、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叔本华的求生意愿、胡塞尔的本质直观、海德格尔的缘构发生、罗姆巴赫的生活结构，等等。这些精神生命化的思想，形式的严格中又有双关互映，洋溢着不尽的余音和深远的可能，总有玄思奇想的内空间。于是科学与浪漫、理性与远古或并行不悖，或前赴后继，里面既生成着全新的可能，也潜伏着危险。德语思想从来都不甘于平庸，都爱冒险。那些对于语言和思想的彻底构造性特别敏感的德国人，如莱布尼茨、海德格尔、海森堡、罗姆巴赫等，对遥远的中国古代哲理产生了内在的兴趣，感到了某种协音共振的微妙。而中国人面对西方时，也只有到了德国哲学那里，才算稍稍尽了兴。

本书包含五个部分，共十六章，外加两个附录，基本上由曾经发表过的文章组成，为了这次出版，做了某些修改乃至改写。

第一部分是中德文化与思想关系的泛论，既有个人在德国的切身感受，又回顾了现代中国人引入当代德国哲学的历程，还反过来一瞥老子进入德国的契机与意义。

第二部分研究两位德国哲学家的学说。很少受到哲学界关注的康德的亲子观，其中既有不俗的见地，即看出父母与子女之间有某种超出了一般社会关系的根本联系，又很成问题，因为他认为这种联系中没有内在时间过程，完全取决于子女自由意愿的行使，因而否认子女需要尽孝的道德和法权义务。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什么意义上不同于现象学方法，特别是生存解释学的方法，是另一篇文章的议题。

第三部分阐发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的多重关系，以及他思想形成期和晚期的两个重要思路。近二十年来，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海德格尔论及“道”的材料，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他的道缘与他自己思想的内在关系。但是，一些不明了海德格尔的话语方式和思想方式的人，往往片面夸大海德格尔对于跨文化哲理交往的谨慎，以及对于西方哲学，特别是古希腊和德国哲学独特性乃至优越性的强调，做些表面文章，否认海德格尔哲学与东亚思想，包括与道家思想的内在联系或共鸣。这部分的第一篇论文以事实和分析回应了这种肤浅怀疑论，并展望了中国哲学与海德格尔在什么问题上、以什么方式可能有深入的交流。附录是一篇译文，提供了更多的有关事实和观察角度。“形式指引”是海德格尔思想方式的起源指标，而“Ereignis” （自身的缘构发生）则是他后期思想的灵魂，与阴阳道论亦有关系。后两篇论文分别讨论之。

第四部分讨论象（ Bild）的哲理，区分象思维与哲学界流行的概念思维，并通过海德格尔对康德“纯象”学说的解释，来深化关于象的理解，乃至关于海德格尔本人的《存在与时间》的理解。

第五部分先讨论胡塞尔开创、海德格尔等人深化的现象学如何影响了当代西方哲学，接着通过这个现象学的新视域，来阐释和回答一些问题：如何看待西方来的哲学与中国道术的关系？如何恰当地理解孔子？中西哲理的差异何在，产生它们的原因又是什么？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干“形而上学”与古希腊数学有什么不解之缘？如何估量和进行跨文化的哲理翻译？最后一章论述东方人心目中的智慧，如何通过原时间而与无明有了内在联系。

我学习德国哲学、感受德国文化的经历，起自三十多年前恩师贺麟先生的接引。本书第五章对此事稍有提及。贺师在学界中以引进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为顶峰的德国古典哲学而著名。祥龙有幸，在“文革”中受教于他老人家，这经历改变了我的一生。而且，贺师的成就绝不止于翻译绍述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他首先是一位思深而创新的哲学家，发掘出中国古代哲理的直觉方法，以作为辩证法的明目慧眼。所以，他不仅是当代新儒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而且颇有现象学的见地。他那直捣黄龙、在学习西学要义的过程中儒化西学的勇气和见地，一直是引导我学术追求的夜航灯塔。

明年将是贺先生逝世20周年、诞辰110周年。不才弟子如我，沐浴深恩厚德，谨向吾师献上此拙著，以寄托无限感念与追思。

辛卯年元月
张祥龙书于雪霁塞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