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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柯小刚博士的这本书稿，我感到了许多东西。这不仅是因为我曾参与过它的前身，也就是柯小刚的博士论文的评阅与答辩，还因为它以某种方式触及我个人经历西方哲学的道路，以及我当下所处的情境。
30年前，我由贺麟先生引入西方哲学的深邃殿堂，起初是斯宾诺莎，后来是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众所周知，1949年之后，贺先生在中国以治黑格尔哲学著名，但他却是有一整套自己的唯心论和唯理论的深刻思想的，他是他那个时代最能体会西方唯理论神髓者 （见其《近代唯心论简释》） 。他还发现了中国古人的直觉思想方法 （见其《宋儒的思想方法》） ，开创出一种新的研究可能，影响到当代新儒家。然而，我后来开始怀疑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方法，也就是贺先生所说的作为西方“大经大法”的唯理论方法的普适性和透彻性；这既源自我对中国古代哲理思想的喜爱，也是由思想和人生本身的摸索所导致的 （其中当代西方的分析哲学也起过作用） 。所以，我后来赴美国留学时，关注的重点已经是现象学、维特根斯坦，对黑格尔则是批评多于欣赏了。12年前 （1992年） ，我回国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评阅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就是关于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关系的。如果我没有记错，它努力寻找的是两者之间的相似点，而我则很不以为然，觉得它没有说出海德格尔的新颖之处，于是在评议书上提出了不少批评和建议。但一想到国内这么多年的“黑格尔情结”，就觉得这类研究倾向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确实，1949年之后，由于“祖师爷”的关系 （马克思是导师，黑格尔则是这位导师在哲学思想上的老师） ，黑格尔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是第一显学，而且“辩证法”通行于一切哲学门类，包括对中国古代哲理思想的研究。它是最高的两个赞许之一 （另一个是“唯物主义”） 。当然，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幸得到的最高赞扬也还只限于“辩证法的萌芽”或其“朴素表现”而已。“文革”之后，现代西方哲学成了热点。先是科学哲学、存在主义，到90年代则是现象学、海德格尔、解释学、解构主义。尤其是海德格尔，由于其思路与中国思想的某种特别的因缘，以及他对西方哲学史的强烈关注，越来越得到中国知识界与哲学界的重视。于是，他与黑格尔的关系，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涉及我们对于传统西方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或“现代”与“后现代”哲学关系的理解，也是任何想了解辩证法 （含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当代命运与未来趋向的人们所关心的。这两者——黑格尔与海德格尔——之间好像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都重视历史性，反对知性的独断，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等，所以让不少研究者视它们属于一个大类型的思想。而这恰恰是很成问题的。
柯小刚的书以时间性这个最能显示两者的深刻区别的问题入手，来厘清这两大思想的关系，正是学术界亟须的一种研究。“时间”乃“变易”的一种化身，是最原本的一个哲学问题。它是中国古代哲思的宠儿，以至这“时”以“天时”、“与时偕行”、“时中”、“时势”、“与时消息”、“与时俱化”的种种方式踊跃于先秦的各派思想中；它又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梦魇，因为这哲学既无法理解“赫拉克利特之流”式的比较真实的时间思索，又害怕被巴门尼德的绝对无时间的存在论与相应的芝诺悖论完全固定化为“一个唯一的存在”，或永远也追不上乌龟的阿基里斯。因此，敏感者意识到它或涉及它时，无不感到思想上的焦虑与“茫然”，生出一种遇到克星般的恐惧。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发问：“时间究竟是什么？”他的最真实感受是：“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
。但是，要让“存在本身”进入可变的现象界，又不得不涉及时间这个幽灵。于是就有一些勉强给出的说明或定义，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本人给出的，时间被说成是“在前与后的视野中被数的数”、“思想的伸展”等等。但它们都让人感到还未触到时间问题的神经，总有循环定义之嫌。时间是观念思维按不住的跳蚤，不断骚扰着那些庄严的“自身”。
黑格尔哲学号称有进入现象或辩证地把握变化发展的能力，所以他对时间和运动的理解，确有超出前人之处。但它又确实属于传统的存在论的一种辩证化，其中起推动作用的“否定”还受制于存在的自身同一的概念框架。正如柯小刚所言：“黑格尔关于时间的规定，具有全局指导性的一点是在《精神现象学》的结尾部分说的：‘时间是概念本身。’时间具有概念的自我否定本性，但是它还没有达到概念的自我认识，所以它只是绝对精神之否定能力的外在表现。”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处。贺麟与马克思都认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秘密所在，而这个短语——“精神”–“现象学”——本身就显示着黑格尔哲学的思想位置。当代现象学从胡塞尔起就发现“时间” （现象学时间、内意识时间） 是最原本的现象，是一切意义的发生子宫；正是在这里，现象学分析充分展示了它超出传统方法的魅力，以及那样一种能力，它可以将对人生现象的分析当场转化为对纯哲理的揭示。黑格尔也有“现象学”，这使他的思想不同于传统的形而上学；但它既不是纯意识构成的 （胡塞尔） ，或“人格”构成的 （舍勒） ，也不是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境域显示的 （海德格尔） ，而是“精神的”，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的。柯小刚对此有相当深入的分析。所以他的工作的一大长处就是能通过具体的时间观剖析，相当准确地发现和论证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的思想位置，绝不望文生义，擅下结论。
而这本书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在我看来就是对于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的原著的现象学–解释学式的掌握、消化与带有思想技艺感的对比再现。读者自己会发现，柯小刚掌握的材料是丰富的，有些是国内学界都还未涉及的
（比如海德格尔的某些著作）
，
而他与这些材料的关系既不是“点状”的，也不是“线状”的，而是“圆圈”式的或“境域”式的。换言之，他是在其中摸爬滚打出来，以自己的亲切体会融贯之，再以有当场显示力的方式“让其遭遇”和“出现”的。所以他的表达是讲究的，并非完全的平铺直叙，也就是讲究词语或词语网本身的思想表现力。这是他个人的阐释风格，做得好就有相当强的思想引发力，让人直感到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思想血脉、躯体与韵味；比如书中“纠缠”的一些“细节”，像“点与域之别”、“圆圈”与“圆环”、“小词虚词与大词实词之辨”等等，都确有思想和方法上的揭示意趣，并非自我陶醉的语言游戏。但如果这种阐释做得不成熟，则让人觉得晦涩、绕弯，丢失主线。小刚为此曾在预答辩时遇到麻烦，但他及时地做了修改与调整，为读者在“导言”中画出了全文的“地图”，并在不少章节的重要处给出了路标式的说明，大大增强了可读性，因而在最后的答辩中获得一致好评。即便这样，我还是建议读者在阅读此书时，要尽量体会话语与思想的密切关系，以同情的方式来感受作者的风格，这样就可能获得比较丰厚的回报。我初读此稿时就感到，它里面蕴藏着绝不平庸的东西，但不一定很适合一般的阅读习惯；只有作者与读者双方调整得当，此书才能如鱼得水，不仅能带来对于海德格尔思想的切身接触，而且会开启和深化我们对于黑格尔的理解。这就是真正的思想对话的优势，批评绝不等于拒绝，而是更深的理解甚至尊重。
其实这也是我现在对于黑格尔的态度。从外表上看，我似乎背离了贺麟先师的一些思想原则，但是，如果恩师给予我的只是一些可以坚守的原则，那就太贬低他老人家的思想活力了。在中西哲学的关系上，他既主张舍己从人，死以求生，原原本本地求得西方的大经大法；又认为“真正的理解就是超越”，主张要“儒化西学”。他在1949年前对黑格尔的理解中，已经融入了直觉法，并关注到胡塞尔的现象学。我们今天通过海德格尔来重新读解黑格尔，正是贺先生的思想精神的体现。黑格尔哲学的一种伟大就是：只有在对它的解构中，你才能感受到当代思想的活力。
海德格尔最尊崇的诗人是荷尔德林，而荷尔德林是黑格尔的大学同学，两人一同为法国革命欢欣，种下“自由之树”，一同到图宾根大学附近的山上散步。但后来两人的命运有很大不同，黑格尔成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正统哲学家，而荷尔德林则在精神分裂的黑暗中度过生命的最后的36年。但两人有一点则是共通的，这就是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这个世界。我在此序的开头提到我的当前处境，这就是我眼下正在图宾根大学讲学；而我的住所恰好就在黑格尔与荷尔德林等人当年常来散步的山上。我到此地才一周多，虽然每天要在“荷尔德林大街”换车，在黑格尔雕像前经过，但还未及访问荷尔德林晚年生活的“荷尔德林塔” （Hoelderlinturm） ，只从内卡河桥上看见了它在春花与河水中的远影。不过，我却已经在这两位图宾根大学生当年散步的森林之路上走过了一个傍晚，在它极其清新的深邃之中听到远处传来的晚祷钟声，眺望辉煌夕阳下的层层群山和无尽的林海。我的心又在复活，找回它当年为之燃烧、让脊背发冷的东西。这一刻，我不能不对德意志民族充满了崇敬，她能在一座大学城的旁边保留如此巨大和原始的山林，让高耸的云杉与橡树诉说着久远的历史，回忆着先哲的伟大，护卫着迷蒙的未来。走在如此纯朴与深远的林中小路上，我才真正理解了，为什么这块土地上能产生伟大的巴赫、贝多芬、艾克哈特、路德、歌德、荷尔德林、黑格尔、叔本华、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自然与思想都需要保留，需要等待，需要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织，需要高高林梢上的悲风，需要深深山谷中隐藏着的流泉；……可是，当我从这林中路上拾起一个长长的美丽杉果时，我的祖国，你却在哪里？你精神上的万里江山在哪里？你的先人在哪里？你的山林、你的过去与未来的互漾、你的民族的崇高与深沉又在哪里？年轻士子们，是不是到了该想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了？因为，“时间是时间性的” （Die Zeit ist zeitlich） 。
甲申二月廿二（公元2004年4月11日）
写于德国图宾根城干草山门道（Heubergertorweg）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