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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读书”，不外借助文字、图像及声音，在知识的海洋里上下求索。这一寻寻觅觅的过程，在在挑战你的智力，锤炼你的意志，酝酿你的情绪，完善你的思考，等到你理清思路落笔为文时，其实已经是“水到渠成”了。即便不做学问，不写文章，这个紧张寻觅的过程，同样决定了你阅读的质量与乐趣。在这个意义上，“过程”的重要性，一点不比“效果”逊色。
二十年前，记得是在北京前海西街恭王府，那时还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我第一次听一位朋友用“一本正经”的口吻，谈论他们单位的领导如何事必躬亲——亲自写文章、亲自吃饭，还亲自上厕所。当时我乐坏了，依样画葫芦，开始谈论“亲自读书”的重要性。
饭要亲口尝，书要亲自读。为什么？因为吃饭以及阅读本身就充满了乐趣，如果有一天人类不需要咀嚼，按一下按钮，肚子就饱了，营养也足够，那并非福音。会读书的人，求知之外，很享受这阅读的过程。这就好像球迷半夜起来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就是为了享受那紧张而刺激的场面；你要是劝人家别看，明早起来告诉他谁输谁赢，那球迷是绝不答应的。
对于今人来说，如果真想读书，“金钱”及“时间”的障碍不是特别严重；反而是另外两个因素，限制了我们的阅读：一是电脑强大的检索功能，二是铺天盖地的名著缩写及论文提要。现在的读书人，不再欣赏“博闻强记”，这我能理解，因为电脑的检索功能实在太强大了，但省略了寻寻觅觅的阅读过程，则实在有点可惜。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研究中国人的游侠想象，从司马迁到李白到金庸。为了梳理历代文人对侠客的想象，翻箱倒柜，上下求索，很辛苦，但不时有惊喜的发现。边找边读，边想边写，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理解为何“游侠”在某些特定时代会成为文人的“最爱”。这本《千古文人侠客梦》199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此书刊行后三年，朋友送我台北学生书局1995版《二十四史侠客数据汇编》（龚鹏程、林保淳编），那是根据“中研院”史语所的“二十四史数据库”检索而成的。我初则惊喜，继而沮丧。机器检索当然比我一本一本读要精确多了，许多资料我原先没读到，确实可以补阙。可另一方面，我马上意识到，日后做研究，很可能不再读书，而是设定主题词，请计算机检索，挑出一段段“有用”的文字来，再仔细推敲。缺了必不可少的上下文，更没有寻觅的艰辛以及发现的惊喜，我担心这人文研究的乐趣将丧失大半。
2000年5月，我撰写《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学术界》2000年第5期），对“沉潜把玩”被“快速浏览”所取代表示担忧。如果有一天，人文学者撰写论文的工作程序变成：一设定主题（subject），二搜索（search），三浏览（browse），四下载（download），五剪裁（cut），六粘贴（paste），七复制（copy），八打印（print），你的感想如何？如此八步连环，一气呵成，写作（write）与编辑（edit）的界限将变得十分模糊。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对于人文学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把读书的“过程”说得那么重要，是否夸大其词，这取决于对求学目的的理解。在我看来，“信息”不等于“知识”，更不等于“人生智慧”以及“生命境界”。前者属于公共资源，确实可以金钱购买；后者包含个人体验，别人实际上帮不了多少忙。
影响当代中国人阅读兴趣的，除了检索，还有摘要与缩写。这本是辅助性功能，让工作繁忙的现代人，得以用最短时间，获得你所需要的信息。然后，你再按图索骥，寻找你喜欢的文本，亲自阅读。可我发现，很多人只读名著的提要或缩写，以为这样就行了，不必再去翻看那厚厚的原著。
在我看来，各种世界名著（文学、史学、哲学）的提要、摘编、缩写，在方便考试的同时，很可能败坏了读者的口味。工作忙，实在没时间，你可以少读，但如果全都不看原著，习惯于从手机、网络、工具书等记下一大堆故事梗概，那是没有意义的。为了应付考试，没办法，偶尔这么做，情有可原。但长期如此，则读得越多，品味越差。
宋代大儒朱熹（1130—1200）生活的时代，刻版书籍流行，世人读书的方式发生变化。于是，朱熹警告世人：“今之学者，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比起八九百年前来，我们今天的阅读无疑更为“苟简”。拙著《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出版后，我曾接受采访，谈及当下中国人的“读书”：第一，知识面广，但缺乏深入探究的动力与能力；第二，擅长检索，但抵挡不住时髦的诱惑，难得独立思考；第三，喜欢表达，但主要是滔滔不绝的“独白”，而不是有理有据的“说服”，更不是包含倾听与自我反省的“对话”。这样的读书状态，确实不太理想。可世风如此浮躁，你又有什么办法让大家坐下来“亲自读书”呢？
2013年7月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中华读书报》2013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