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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藏书是雅事，可买书呢？不买书哪来的藏书？历代歌咏书斋、藏书楼的大有人在，记载书肆的却寥寥无几。叶德辉引《后汉书·王充传》，证明后汉时中国已有书肆。其后历代诗文也曾屡屡述及文人游书肆，但着眼点多在文人之“游”，而不是“书肆”自身（最多作为风俗画面略加点染）。书肆当然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地方，讲究钱财赚赔在高雅的文人看来未免俗气，故难得入诗文。可书肆并非单纯的商业活动场所，客观上还是传播精神文化的重要渠道，文人没了它还真不行。而对这一跟中国文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长期以来我们缺乏必要的研究。
原琉璃厂通学斋书店主人孙殿起先生编辑的《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收集诸家诗文笔记中有关琉璃厂及北京书市的资料甚丰，于中可见北京数百年来旧书业之概貌。书分概述、时代风尚、书肆变迁记、贩书传薪记、文昌馆及火神庙、学人遗事六章，另有若干附录。对我来说，最感兴趣的是其中所记录的文人心态、书肆变迁以及书籍行情体现出来的学术思潮的转换。
孔尚任《燕台杂兴》以及王士禛《香祖笔记》歌咏赞叹慈仁寺书肆，早为读书人所熟悉，可那是清初的事。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开馆之日起，琉璃厂书肆日趋兴盛，终于发展成为近二百年来北京乃至全国最重要的书籍集散地。因而文人游京华，不免于此流连忘返乃至舞文弄墨，其中不乏饶有情趣者。樊增祥诗云：“怪他童稚亲风雅，每阅书摊不忆乡。”童稚尚且如此，学士可想而知，虽是记实，却也写意。潘际云诗更“写意”，不过似乎有点过火，略显造作：“细雨无尘架小车，厂桥东畔晚行徐。奚童私向舆夫语：莫典春衣又买书。”买书自是雅事，典春衣来买书则雅上加雅。可雅极了很容易一转而为“俗”，也就是时人说的“雅得俗气”，因为我有点怀疑在诗中炫耀典衣买书也只是一种“姿态”，一种舞台加强效果的“亮相”。若如是，则不大可爱。在我看来，读书人买书，也只是一种个人嗜好，谈不上“雅”或“俗”。倘若诗人之典春衣是为了买花鸟或日用百货，我想大概是入不了诗的。之所以又来一句“莫典春衣又买书”，自然是明确意识到这是一种“高雅的行为”，会得到旁人的赞赏。
相对来说，我更喜欢老羞所作的那首平淡而率直的竹枝词：“大雅于今已式微，海王村店古书稀。如何碧眼黄须客，卷尽元明板本归。”原书有注：“东西洋人，不惜重金，购厂肆名人书画载籍，国粹殆将罄尽。”此类感慨和记载，屡见于民国年间的文人笔下。古书流落异邦，自是十分可惜，可比起毁于兵火，却又值得庆幸。颇负盛名的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和缪荃孙、孙殿起、雷梦水的二、三、四记，更多着眼于书肆自身的流变，虽说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可对书籍的销售对象以及不同书籍的销路，并没有翔实的记载——而这对治文化史者无疑更有用。好在书中还收有张涵锐的《北京琉璃厂书籍逸乘》，可作为补充。“小说戏曲之书，民初值甚廉，二十年左右，经胡适大力选购，价遂大起”；“近代史资料，初不为人所重视，商贾亦等闲视之，往往陈列于店门外之摊上，索值甚廉。民国十五六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专事搜集，商贾渐重视”；此外还有日人如何搜购方志与经史考据之书的记载等等。作者着眼点主要在于这种突然膨胀的需求如何刺激书贾四出搜书并“大饱欲壑”，我则更倾向于从书籍销流这一特殊角度考察学术思潮变迁的趋势。只是此类记载过于零碎，且往往不大准确，需多方校订。这里涉及此书只谈旧书市场、只收旧文人作品的编辑体例，而正是这一点大大限制了该书的文化史意义。“五四”新文人诗文中涉及琉璃厂书肆者甚多，且记载更为详尽，文章也更可读，漏了这部分实为可惜。
近人叶德辉在《吴门书坊之盛衰》与《都门书肆之今昔》二文中，除“俯仰古今，不胜沧桑之感”外，还慨叹无好事者作“书棚之阙史”。应该说，《琉璃厂小志》之记录北京旧书市场尚差强人意。只是全国各地不乏曾经书肆林立者，听任其如过眼烟云般消逝，不能不说是读书界的一大憾事。
1989年3月30日
（初刊《瞭望周刊》199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