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书的学问
——读《畅销书》

几年前，当畅销书刚开始真正冲击中国出版业时，友人们便半真半假地谈论如何写作关于畅销书的学术著作，可惜时至今日仍未动笔。这就难怪当这本编译的《畅销书》（约翰·苏特兰著，何文安编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出现在书店柜台上时，我竟破例买下一本——对编译的著作我历来不感兴趣，因弄不清哪些是编哪些是译，无法判断原著水平。自然，这里谈论的也只能是由何文安编译的《畅销书》，而不是英人约翰·苏特兰的原著。

这本专门研究畅销书的学术著作，书名就叫《畅销书》，而且本身也是一本畅销书——第一版就印行了20万册。说实话，读完此书的第一印象是颇感失望，埋怨作者糟蹋了一个好题目。可以说，此书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创见，论述也未见精彩。关于“快销书”“稳销书”和“畅销书”的区别，采自罗贝尔·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畅销书小史的描述，基本上是文学社会学研究的常识；至于强调“畅销书表达并满足广大读者的某些要求，能加固偏见，提供慰藉，富有疗效，唤起共鸣并给人以刺激”，也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有趣的是，这么一本谈不上出色的学术著作，居然能在学术著作普遍滞销的今天成为畅销书，这不能不发人深思。或许，从《畅销书》之所以畅销，我们可以窥测到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某些动向。这种动向——选题的时尚化、论述的平面化，以及史学的问题化——在国内目前比较好销的部分学术著作中也已经出现。

据说，朱迪·克兰兹的《黛西公主》仅仅还是一个内容提要时，就已获版税320万美元。出版商之所以肯出如此大价钱收买距作品尚有十万八千里的提要，恰恰说明小说之行销与否，主要不在表现技巧，而在于其故事梗概能否迎合时尚。同样，学术著作的“行情”，也跟选题大有关系。既然历来“评论界对畅销书不屑一顾”，那么来本专论畅销书的著作，总不会没市场吧？对于畅销书迷来说，读完阿瑟·黑利或者西德尼·谢尔顿的小说，再了解一下畅销书写作的奥秘，就好像戏迷看完演出还想转到后台看演员卸装一样，是顺理成章的事。对于潜在的畅销书作者来说，弄清楚写作畅销书的诀窍，比如妇女小说有几种类型，战争小说哪种最吸引人，或者灾难小说的魅力何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出版商，熟悉畅销书机制，学会如何判断和制造畅销书，更是必不可少的一课。如此说来，《畅销书》必定有广泛的市场，作者和出版商完全心中有数。因此，单是《畅销书》的选题计划，我想就能预支不少版税。这点对于从不考虑读者和市场的纯粹学问家，或许近乎天方夜谭。

当我批评此书在理论上没有创新之处时，实际上采用的是评价一般学术著作的标准，而这种标准完全不适用于畅销书。没必要那么精确，也不讲究论述的深度，关键是要好读，文字不妨俏皮些，思路不妨单纯些，起码让一般读者（而非专家）不用花费太多精力就能理解和接受。注重平面的叙述，而缺少纵深的剖析；只告诉你“是什么”，而不告诉你“为什么”；什么都点到了，可什么都没说透；好像说得头头是道，可又好像说了等于没说——这或许正是不少畅销的学术著作的共同特点。你很难说妇女小说、战争小说、灾难小说、罪行小说、内幕小说和超现实小说的分类与概括有多大毛病，可就是觉得如此简单的铺排分析不够意思。这一点把它跟正规的学术著作对比就一目了然了。不过，写惯高头讲章的学者们往往看不起此类“野狐禅”，以为倘肯屈尊定能一挥而就，那倒未必。此类“高级通俗读物”自有其特殊思路，也自有其写作诀窍，大学者写起来未必得心应手。

要说诀窍，这类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史学问题化了——以问题为中心而不以历史线索为中心来展开论述，因为除了专门学者，一般人对详细的历史叙述和资料考辨不会感兴趣。从1895年2月美国的《书籍发行者》杂志开始按订数多少的顺序登载书名，这一百年畅销书的历史演变，无疑是文化史研究的有趣课题，可《畅销书》只用一节篇幅略做介绍。作者把论述重点放在一般读者感兴趣的各种类型畅销小说的情节特征上，行文中再夹入一些历史事件的追溯。这种结构安排，灵活轻便，伸缩性较大，可以部分消除学术著作很难避免的沉闷感；当然，也给投机取巧的拼盘式著作提供了方便。

1989年6月1日
（初刊《瞭望周刊》1990年第5期） xbkB9aTL0ZIcOIhm02JDmmU4mRZrcdimLipL4YoFwkjbGowTCc2OO/286zYyFH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