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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局当然必须赢利，但赚钱并非书局的唯一任务。芜湖科学图书社不挂“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而挂陈独秀书写的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俨然把传播新文化作为书局的首要任务。实际上谈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进程，也不能不涉及书局所起的作用。商务、中华等大书局自然引人瞩目，奇怪的是，一家很小很穷的独资经营书局——上海亚东图书馆，也颇为研究者注意。
我最早注意亚东图书馆是因其二十年代出版的《胡适文存》《吴虞文录》和《独秀文存》，后又对其新式标点分段的中国古典小说感兴趣。只是在读完汪原放著《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后，才对亚东的历史以及与新文化的关系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与其出版一些烂污书，宁可集资开设妓院好些。”既然不要开妓院，那就得尽量出好书。汪孟邹称亚东图书馆（其前身即芜湖科学图书社）为“维新和革命的产物”，这从其出版或印行《安徽俗话报》《甲寅》《新潮》《少年中国》《建设》等杂志可以看出。一家五十年中使用职工不过五十来人的小书局，居然跟中国现代文化史、政治史上几种相当重要的报刊“捆绑”在一起，实在难得。陈独秀办《青年杂志》，原也是与亚东图书馆商量，只是由于资本所限才转介绍给群益书社。
好的书局主人，并不要求文化素养很深，但要求有繁荣文化事业的热情；当然，还得懂经营。可有热情还不够，还得有眼光有见识，懂得抓选题、鉴别书稿。亚东的诀窍在于善和学者“联营”。可以说，没有陈独秀、章士钊、胡适等人的鼎力相助，亚东不可能在当年众多的书局中脱颖而出。学者保证了书局出书的水准，书局也为学者的出书提供了便利，应该说双方都有好处。凡是陈独秀、胡适介绍来的书稿都收，当然有赚的也有赔的，但书局的信誉却因此建立起来了。三四十年代作家、书局闹版税纠纷的多得很，难得长期合作者。而陈独秀、章士钊、胡适与亚东的关系却始终很好，在书局最困难的时候，章、胡都曾尽力援助，而陈独秀狱中书信也常谈及亚东出版事宜。除了私人友情和利害关系外，亚东出书态度的认真严肃，也博得这些学者们的尊重和敬意。胡适《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中提到，亚东原出过用道光壬辰刻本标点的《红楼梦》，就因为胡适藏有乾隆壬子的程伟元第二次排本，决计重新标点、排版，“这件事在营业上是一件大牺牲”，因而胡适甚表敬佩。亚东以出版标点分段的中国古典小说名闻遐迩，可好多小说标点完排印好就是不出版，一搁就是好几年，就因为没有像样的序。单凭这一点——每种古典小说重刊都有一篇相当学术水平的序言——亚东版的古典小说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对学术史的发展也颇有贡献。对比如今众多连版本也没说清的重刊小说，真令人感慨万端。奇怪的是，此类纯为牟利的重刊本，却大都挂着“研究资料丛书”之类冠冕堂皇的招牌。
1938年，张静庐在《在出版界二十年》一书中，高度赞赏亚东“埋头于中国通俗旧小说的考证和整理”的工作态度，可又说“这是‘亚东版’之所以可贵，但也是被标点书商粗制滥造所打败的致命伤”。在书业的生存竞争中，往往是“优败劣胜”，出版环境不正常时尤其如此。过去这样，现在似乎也不例外。书业毕竟不只是文化事业，太多“文化”的考虑实在不合时宜。也正因为如此，我十分欣赏近年出版的若干种关于书局和出版家的回忆录、研究著作，不敢奢望“引导”出版风气，而只是表彰那些曾为中华文化积累做出贡献的“文化人”。
本书作者汪原放，系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的侄儿，1913年起长期在亚东工作，曾首创加新式标点和分段的古典小说整理方法。此书材料翔实，多引当年的日记、书信、文件等，并非只靠记忆和猜测。其中尤以亚东版各种主要图书的销行情况的介绍颇为精确，如《尝试集》共印行47000册，《三叶集》总印数为22950册，这些即使在同类型的回忆录中也颇为罕见。当年各书局印书数量互相保密——说印数少引不起读者兴趣，说印数多则容易出现盗版——极少如北新书局的《呐喊》《彷徨》注明每版印数和累计印数的，而这对文化史和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十分不利。倘能有更多出版家公布当年出书的账目，将有助于研究者更为准确地描述近百年文化、文学的发展以及读者阅读心理的演变。
1988年11月13日
（初刊《东方纪事》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