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楼与学术史
——读《清代藏书楼发展史》

或许是因为面向西方读者，《清代藏书楼发展史》显得有点“粗枝大叶”，跟当时的大部分藏书楼研究著作很不一样。可也正因为“粗”，才显得脉络分明，格外适合外行人阅读。一编在手，清代三百年的藏书活动大致走向可谓尽收眼底，皇家藏书楼、私家藏书楼和书院藏书楼三大藏书系统各自的特色及贡献也可大致了然。如果只是如此，此书只能算是一本高级普及读物。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此书在史料的运用上有不少漏洞，称不上“功力深厚”，可著者的西方文化背景明显弥补了这一缺陷。这不仅体现在书中随处可见的中西藏书思想的比较上，更重要的是，作者努力把藏书作为一种文化活动，考察其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功能和作用。“在近三百年的中国学术史上，有清一代的学者作出了非常特殊的贡献；伴随着这些贡献，时刻闪烁着的是藏书活动这一重要的因子。……只有在整个学术史的背景上，我们才能看到，作为一个实体的藏书楼，不仅仅是存在，而且是真正地活动着。”这一主导思想，基本上贯穿全书。比如谈《四库全书》的修撰，不单指出其保存文献方面的功过，更谈及“通过四库馆臣的这种联合，编纂《四库全书》的这种便利，他们足以把学风引向考据的热浪中去”；书院藏书楼藏书少且不珍贵，但作者仍做论述，“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学术发生过很大的影响”。这些都是一般藏书楼研究者所不屑于涉及的，而一般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清代五百藏书楼的兴衰以及秘籍珍本的流向，作者只做了非常一般而且简略的描述。

此书不以史料而以研究者的视野见长这一特点，最明显地体现在第四章“藏书家的学术成就”的设置上。此章共四节，分别论述藏书家“方法论上的贡献”“文献保存上的贡献”“目录学上的贡献”和“学术著述上的贡献”。以校注、辨伪和辑佚的工作过程等同于“历史方法论”，这不无可商榷之处；至于描述黄宗羲这样“既是大学者又是藏书家”的贡献，来加强“藏书和学术之间的纽带”，实在也有点勉强。正如作者所说，“这不过是偶然的巧合”，有清一代此类一身而两任的人物并不太多。大部分著名藏书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藏书目录、读书记、书史著作的撰述，以及翻刻书籍因而促成文献的保存与学术的普及上。也就是说，清代藏书家的主要贡献是间接促成了学术的繁荣，而不是直接介入学术研究。

张之洞《劝刻书说》云：“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藏书家刻印秘籍珍本，并非追逐利润，而是博求声名，当然也兼济学林。而这在清代形成一种风气，是有力者所必做的“雅人韵事”。大量收集精本孤本刊刻的“丛书”的出现，使得过于封闭的中国藏书传统出现一线光明，学者们能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得到以前连藏书家好友都无缘得见的稀世珍本。“基于这一点，我们即使不能完全也能部分地了解清代学者在没有公共藏书楼存在的条件下竟能取得那么大的学术成就的原因。”随着学术资料的急剧增多，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正在开拓（如考古、地理和天文），已有的研究课题也日益深化，这是清代学术之所以能走向综合并取得很大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

“藏书楼既然是一个社会的机构，那么中国藏书事业自然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社会。”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论点，可作者却未能就清代藏书楼发展史与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的关系做进一步的论述。显然这不只需要图书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还需要政治史、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功力，后者作者似乎并不具备。实际上在谈论藏书及学术史的关系时，作者也已经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有了新观念新视角，并不等于就有了专深的学术成果。此书的优点是视野开阔，缺点是这种开阔的视野还没有很好地跟研究对象结合起来，新颖的想法多而精致的论述少。这或许是刚刚接受新理论尝试的新方法者很难避免的通病。但无论如何，作者为藏书楼的研究开辟了一块很值得耕耘的新领地，只可惜后来者没有跟上，以至半个世纪后重读此书，还颇有新鲜感。此书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英文本，1988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汉译本，著者为谭卓垣，译、校者为徐雁、谭华军。

1988年11月12日
（初刊《东方纪事》1989年第2期） w2LH5ftQqdOnDHtEiuRPr9uUsI6W0Jsm0igY5XcUabSnYjruvwzjrys9kEwvS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