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窗外事，读圣贤书

关于“读书”这件“雅事”，我写过好几本书，比如《书里书外》（1988；增订版，2019）、《漫卷诗书》（1997）、《读书的风景》（2012；增订版，2019）、《读书是件好玩的事》（2015）等，虽卑之无甚高论，可也获得不少好评。因此，每到“世界读书日”，都会被邀请撰文或演说“如何读书”。

今年也不例外，依旧有命题作文，可实在说不出更多新鲜有益的话，于是同意学生根据我以往的著述摘编成文。这篇初刊《同舟共进》2021年第4期的《陈平原谈读书》，原题是《两耳闻窗外事，一心读圣贤书》，编辑部认为这题目有点敏感，好像有什么“潜台词”或“压在纸背的心情”，斟酌再三，决定删去。好在文中那段话，还是保留下来了——“俗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实，要想读懂读通‘圣贤书’，恰恰必须关心‘窗外事’。不是放下书本只问‘窗外事’，而是从书里读到书外，或者借书外解读书里。‘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周作人《闭户读书论》）识得了字，不一定就读得好书。读死书，读书死，不是现代读书人应有的胸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也算是中国读书人的真实写照。并非都如东林党人那样直接介入政治斗争，但关心时世洞察人心，却是将死书变成活书，将苦读变成人生一大乐趣的关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学术与人生完全可以合一。两耳闻窗外事，一心读圣贤书，二者并行不悖，且互相促进，这是我的理想。”

之所以删除俗语中的“不”和“只”，目的是强调“窗外事”与“圣贤书”并非截然对立，相反，二者紧密相连。这自然是有感而发，针对的是当下的阅读日趋世俗化与技术化。记得鲁迅病逝前一个月曾撰《这也是生活》，其中有这么一句：“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如此幽深高远的警句，真正体贴与领会，说不定需要一辈子的阅历，乃至许多血与泪。凡读过《鲁迅全集》者，当能掂出这句话的分量。这话很特别，也很沉重，可惜如今被当作中学生的模拟作文题，轻飘飘地消费掉了。

警句很好，理想也很美妙，但请记得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这里说的是“革命”，其实“读书”也一样，不和现实人生相接触，无论上下求索，还是左右开弓，都不得要领。

多年前谈读书，我特别推崇章太炎的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则有云：“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学校氛围以及师长讲习，确实是传承知识的重要途径，但如果涉及人生智慧，则必须超越技术层面，更多地依赖自己体会，方能深入骨髓。这个时候，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会起很大作用。

去年的新冠疫情，再次让我深刻领会这一点，也明白了阅读文学作品对理解世界、理解人生、理解苦难的意义。我的《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虽然今年3月才出版，交稿却是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似乎是鬼使神差，书中收录了一则撰于2003年SARS期间的《生于忧患》。此短文的大意是，我们那一代人历经诸多波折，对生活的坎坷、社会的不公、人生的苦难有较高的心理承受能力。年轻一辈不一样，从他们出生起，中国一直在走上坡路，因此大家都确信芝麻开花节节高，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将来的日子一定是越过越红火。而从未想过另一种可能性，比如因某种突然变故，中国政治或经济出现大的波折，乃至倒退。所以，面对SARS这样的灾难，年纪大的相对比较镇定，反而是学养丰厚的年轻人惊慌失措，出现很多非理性行为。比如像逃难一样奔回老家，以至各地出现了封堵北京人的滑稽场面，这可是历来傲娇的帝京子民从未见识过的。虽说此前我也曾写文章，提及明末刘侗等《帝京景物略》的“消寒图”，对其在“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后面添上“才要伸脚睡，蚊虫虼蚤出”颇为赞叹，称其“对于世运变迁的关注，对于美好时光的回味，对于恶劣环境的抵御，以及对于命运不确定性的理解，都隐含着深刻的哲理”（《世纪末的思考——遥想“九九”》）。但那毕竟是纸上谈兵，真到面对满街白花花的口罩，还有电视里“抗击SARS，打赢首都保卫战”这样悲壮的标语，真的“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不能说没有，但肯定极少。当初为了抚慰困居校园的学生，我撰写了《生于忧患》一文，刊2003年5月6日《北京晨报》（刊出时被改题《真正领悟生命的意义》），效果很好。

这回编书收入此短文，无论责编还是读者，都感叹其“预见性”。去年3月，新冠疫情严重时，我那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新老学生大都恐慌，微信群里每天都有很多负面情绪在宣泄。这时，我把十七年前所撰《生于忧患》贴出来，后面加了一段话，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每代人都必须直面人世的艰辛，要学会勇敢地独自面对苦难，同时坚守自家立场。如果不是这样，整天怨天尤人，一晃眼三个月过去，再一晃眼半年过去，再再一晃眼十年过去了——当初在我的想象中，新冠疫情最多三个月，这是SARS期间的经验。我说你们应该尽快稳定情绪，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点好事，比如捐赠、做义工等；更应该回归日常，书照样读，博士论文继续写，不要整天在网上晃来晃去。净看那些负面新闻，疫情还没把你打倒，微信就先把你打倒了。请记得我们这代人的教训——“文革”期间的痛苦与郁闷比现在大多了，很多“聪明人”看透世情，就此躺倒不干。等到“文革”结束，想重新起步，已经跑不动了。不要总说雨过天晴了自然就会出工，因你不知道何时“雨过”，以及是否真的“天晴”，那样是很容易重蹈我们蹉跎岁月的覆辙的。人生多艰，青春易逝，放长视野，“生于忧患”是常态。没想到我写给学生的微信，辗转传出去，一天内已经有2万多人阅读。当时绝对想象不到，疫情会持续如此之久，影响如此之大。反过来，证明文中这段话依旧有效：“不一定亲历苦难，通过有效的阅读，触摸历史，体会人世的艰难，养成慈悲情怀，以及‘胜不骄败不馁’的平常心，同样十分重要。”

这就又说回到了读书。去年3月我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谈及两种不同的阅读：“面对重大灾难，科普读物与文学作品，二者都需要，只是有轻重缓急之分。我同意第一时间是科普，让大众了解疫情的来龙去脉，方不至于听见风就是雨，任凭各种谣言摆布。这个工作很重要，政府及媒体都会迅速跟上，很快就全覆盖，无死角。至于更为专业的，比如从物种进化的角度观察人与病毒的关系、讨论各种瘟疫的产生及社会影响，或者中外抗疫的历史，那要看个人兴趣，可读可不读。至于文学的疗救功能，不在救急，也不在知识，关键是培养体贴与同情——对于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对于他人的高尚充满敬意。所谓人性善，是需要呵护与养育的；具体到每个人，经历（或体验）苦难，因而获得精神上的成长，是人生极为重要的一课。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应急，主要指向知识与理智；一个长线，更多诉诸道德与情感，二者最好携手同行。”（《文学的疗救功能，究竟体现在哪》，《解放日报》2020年3月6日）

不只是文学经典，读多了“圣贤书”，必须兼及“窗外事”，才可能真正读懂读通读透——既晓得历史兴衰，又理解风云变幻，在人生的升降起落时从容应对，并及时调整方向与策略。倘能如此保持生命的张力与韧性，那就不仅仅是“知识”，而属于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智慧”了。

2021年8月3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香港］《读书杂志》创刊号，2021年10月） BJ4UscnDooBPkqyMUHACXeIkE6xw4V9zfAD7SDnChWQqChZj8U1OBSpVQPq6+v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