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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发言，说他想不明白，为何晚清以降的学者，从王国维、梁启超到胡适、陈寅恪，一直到他们这一辈，总的感觉是学问越做越小，一代不如一代。那次发言很有震撼力，领导及专家纷纷建议他组织专门研究。这就是后来北大版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前后编。王先生1989年冬去世，总序没来得及撰写，很多后续工作由我协助完成，因此，没能很好回答那个严酷的叩问。
我们这一代学人，跟饱经沧桑的前辈不同，经历改革开放四十年，基本上是太平岁月，大家都很努力，可学问也不过如此。起码人文学者，谁也不敢轻言自己已经超越了王国维、梁启超。不是说青出于蓝胜于蓝吗，为什么会这样？当初王先生设想，撇开外在因素，比如连年的战争烽火以及政治运动，就从学问内部找原因——晚清及“五四”那两代学人，既有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泡，又曾满腔热情拥抱西学，视野的开阔、知识的丰满以及立场的弹性，均非后世学者所能企及。除此之外，我以为，学科初创期的混沌与开放，给第一代学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即便论述粗疏，整个学问也都气象万千。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文学界很有生气，但想法多而实践少，缺少坚硬的学术支撑；九十年代的中国学界，专业化程度大大提升，只是眼光逐渐收缩回自己所在学科；进入新世纪，政府迅速增加教育及科研经费，课题制风行一时，朋友们大都忙得四脚朝天。真的是“一寸光阴一寸金”，那些没有任何收益的“清谈”，显得十分奢侈。如此赶课题，与八十年代的侃大山，恰好形成截然对立的两极，我不觉得是理想的状态。因为包含金钱与名利、多多益善、催命鬼般的“重大课题”，固然可以考验我们的执行力，却也可能压抑人文学者本该有的好奇心、想象力与孤独感。这些年，我再三呼吁，起码在人文领域，大力表彰运筹帷幄的“领军人物”的同时，请理解并尊重那些不要课题或很少课题的“独行侠”。
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成立，没有大规模招标、投标的壮举，也未见造大船、行远洋的豪言，而是“致力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发展和跨学科的交流合作，为校内、国内及海外学者提供良好的学术环境、丰富的学术资源以及有效的行政管理”，如此务实且低调的表述，甚得我心。“高大上”的形象以及“破天荒”的贡献，人人都想要，但北大这样的名校，不应计较一时之短长，更适合于放长线钓大鱼。确信学问乃天下之公器，搭建为他人作嫁衣的“交流平台”，而非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重点实验室”，北大人研院的这一自我定位，我很欣赏。
回到刚才说的，我们这一代的学问，特点是专精了，但不够大气。其实，这跟学科体制的日渐凝固不无关系。当比较文学或跨学科研究也都成了独立的学科，学者们头上各顶一片云，视野及胸襟难免很有局限。借助北大人研院这么一个精彩的平台，希望我们的燕园能逐渐酿成这么一种氛围与态势——学科之间有碰撞，课题之外有对话，学问之上有情怀。
（本文为作者2016年9月20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上的发言；初刊《光明日报》2016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