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的书

坊间有不少“阅读学”方面的书籍，热衷于讨论阅读的起源、意志、目标、心境、方法、品质等，在我看来，这些书意义不大，还不如读一点“关于书的书”，略具纸张、印刷、书籍、古书版本、历代藏书以及现代报刊和图书馆业的知识，那样对于养成读书习惯更有好处。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安贝托·艾柯，与法国电影泰斗、法国国家电影学院创始人让-克洛德·卡里埃尔对话，讨论书籍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以及网络时代纸质书的未来，结集成了《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吴雅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这两位嗜书如命的古书珍本爱好者，其对话第一部分的标题是“书永远不死”。

我也相信“书永远不死”，但书籍存放在博物馆、图书馆、个人书库，还是每日使用的书桌上，效果大不一样。你看艾柯说的：“书在未来将只吸引一小部分爱好者，他们会跑去博物馆和图书馆满足自己对过去的趣味。”（6页）若真的这样，情况很不妙。卡里埃尔则极力为书籍说好话：“想想2006年7月纽约那次电力大故障吧。假设范围扩大，时间延长。没有电，一切都会消失，无可弥补。反过来，当人类的一切视听遗产均消失时，我们还可以在白天读书，在夜里点根蜡烛继续读。”（19页）两位对话者对纸质书的未来“坚信不疑”，因其除了读书、写作、拍电影外，还对书籍本身有一种纯粹的热爱，肯为某本自己迷恋的书“上穷碧落下黄泉”。

读书人不一定藏书，藏书家不一定读书，这我们早就知道了。清代学者洪亮吉《北江诗话》分藏书家为五类：一是“推求本原，是正缺失”的考订家；二是“辨其板片，注其错伪”的校雠家；三是“搜采异本”，“补石室金匮之遗亡，备通人博士之浏览”的收藏家；四是“第求精本，独嗜宋刻”的鉴赏家；五是贱售旧家中落所藏，要求善价于富室嗜书者的掠贩家。其实，还有另外三种藏书家：一是喜欢书，而且真读，这是“爱书人”；二是兼及阅读、考订与阐发，这是学问家；三是既读书，也收藏，还考虑增值问题，二十年前我就知道这个道理，可惜没能实践。

最近十年，关于读书，有两种潮流值得注意。一是公众的收藏趣味转向了书刊，不仅宋元珍本，连民国年间的平装书以及旧报刊，也都被人争相抢购。几年前，鲁迅、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上拍卖会，自3万元起拍，到27万落槌，加上佣金合计29.7万元。平装书不会都这么贵，但“奇货可居”的，都会有人抢。二是书籍装帧明显上了一个档次。即便不参评“最美的书”，读者与出版社也开始合谋，特别关注图书的外形——纸张、开本、装帧、设计、插图等。买书人不仅阅读，而且把玩、欣赏、收藏。于是，同一本书，除了平装本，还有各种精装版、特藏版、毛边本、签名本等。

你也许觉得，这么关注图书的外在形式，岂不是买椟还珠，或者说附庸风雅吗？我曾经谈过这“附庸风雅”对于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贡献（参见《大学有精神》246—2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在我看来，“附庸风雅”比“假装流氓”好，因为二者都有可能经过一番努力越学越像；另一方面，没有一大批半懂不懂的受众的追随与消费，任何文学艺术都不可能发展壮大。

谈论书籍，最好兼及“精神”与“物质”。不谈别的，就说书籍装帧吧。洋装书的兴起，以及国人对封面装帧的重视，使得其呈现不同于宋元精刊的另一种美。这是喜欢书的人很容易感觉到的。我曾撰写《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收入《假如没有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评述中外若干书籍史著作，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书籍装帧，探讨从“物质文化”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可能性，以及“新资料”如何带出“新问题”，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

2013年7月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中华读书报》2013年7月31日） MBYv0q47eIlRPQgiOR/0ytbKk3Ub81NUR6yAwZwMEvI4HUZTxEQtUmFwxmoLpx8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