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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也不是平均化的同等水平富裕。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共同富裕的前提，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并不在于分配，而是在于发展生产力，通过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来最大化地动员和激发各种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便更好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将“蛋糕”做大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而金融本质上就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通过对时间（跨期）和风险的管理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金融发展有效促进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使得可用于分配的“蛋糕”越来越大，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而非绝对平均的共同贫穷）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不过，尽管金融活动对经济公平的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但金融本身并不属于分配政策手段。如果金融无法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那么也很难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
长期以来，金融助力共同富裕（或曰金融与不平等的关系）问题一直隐含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范畴，并非理论和政策关注的重点，并且金融发展在经济公平中发挥作用的研究也远未形成一致的结论。
但是，一个事实是：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部门只有紧紧把握其本质特征，通过跨期和风险管理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够更好地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对资源进行跨期配置是金融的基本功能：提高支付清算效率有助于促进交易，提升经济活力；深化金融市场能够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减少资金跨期配置的风险；合理的融资安排可以促进企业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其改进决策和经营，避免企业出现重大风险。金融的这些功能都将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提升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为共同富裕提供必要条件和物质保障。因此，可以通过时间和风险两个维度，深入分析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作用。
作为货币的时间价值，利率是宏观经济和金融活动中非常重要的变量，它连接着货币因素与实体经济，也是货币当局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利率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微观主体的消费、投资等经济决策，进而影响物价和产出水平，并对不同微观主体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发挥一定的间接作用。
1．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与经济增长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在实现储蓄与投资的宏观经济均衡中发挥着重要的价格信号作用。从各国经济发展历史来看，对利率的人为干预和管制，不利于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扭曲了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首先，发达国家央行相机抉择低利率政策引发了滞胀恶果，加剧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其次，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下的金融抑制政策，无法有效动员储蓄，致使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反而陷入低水平发展陷阱。最后，对中国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利率向均衡水平收敛，劳动所有者的收入占比将明显提高，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占比则有所下降，这有利于消费与投资的经济结构优化。
2．利率市场化、金融创新与国民财富配置
随着我国利率浮动限制逐步取消以及流动性过剩格局的根本改观，传统银行经营方式遇到了新的挑战，这将倒逼金融机构加大产品创新力度，由传统存贷业务转向更加综合化的经营，为客户提供更加多元的财富管理服务。金融深化发展不仅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有利于低收入群体通过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渠道增加收入和财富积累，还可以通过合理规划财富管理，有效平滑收入变化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实现跨期配置和保值增值，从而提高低收入群体参与金融资源配置和获取金融资源的公平性，更好地缩小贫富差距。
首先，满足不同风险和时间偏好的创新性金融产品，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一是货币市场基金等金融创新产品有效平衡了金融投资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二是住房按揭贷款、信用卡和汽车消费信贷等消费金融满足了居民消费需求，增加了财产规模和收入；三是助学贷款等金融产品可以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缩小收入差距。
其次，金融市场深化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日益多元丰富，能够有效满足居民财富的跨期保值增值需求，缩小财富差距。
最后，医疗保险和养老年金市场的发展，有助于在生命周期内做好财富平滑，促进社会代际公平。
3．通过利率价格杠杆调控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
长期以来，除了并不成功的货币数量目标制的实践，利率政策一直是中央银行进行货币调控的主要手段，能够维持产出和价格的稳定。对于中国而言，情况稍显复杂。首先，在1998年之前，脱胎于计划经济、以信贷规模管理为主的货币调控方式无法有效控制货币扩张和物价上涨压力。其次，以数量为主的货币调控有效性越来越差，难以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容易恶化各部门的收入分配。最后，与货币数量调控方式相比，通过利率价格杠杆引导更有利于金融资源的最优配置，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在可测性、可控性，以及与物价产出等最终目标的相关性等指标方面，以利率为主的货币调控模式显然优于以数量为主的调控模式。
风险是金融的永恒命题。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服务实体经济则是金融的本质要求。做好风险管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既是金融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确保国民财富合理分配的重要前提。
1．金融科技能够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融资约束难题，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三农”、小微等普惠金融服务水平
首先，依托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手段做好风险控制，可以降低抵押品依赖，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情况。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融资依赖于企业的资产状况（抵押品价值），这是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以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作为支撑的金融科技贷款，可以有效弥补小微企业抵押品不足产生的影响，扩大贷款可得性。其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数字技术促进了支付体系发展，扩大了微观主体参与市场的范围，增进了社会福利。一方面，移动支付更加便捷高效，极大地降低了低收入群体进入市场交易的门槛；另一方面，移动支付技术充分利用信息数据优势，较好地平衡了业务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关系，助推小微企业信贷和普惠金融发展。
2．有效风控对做好科创金融支持至关重要，在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有利于收入分配和人力资本提升
首先，私募、风投等市场化直接融资方式的发展壮大，对技术进步至关重要。PE/VC（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资本形成、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传统银行通过优化风控流程、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如提高拨备、数字银行）等方式，也可以在支持科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最后，政府通过成立引导基金、央行创设科创再贷款等方式，撬动社会资源，加大对科创金融的支持力度。
3．风险对冲的金融衍生品是保障收益、避免外生冲击扩大不平等的重要手段
金融市场交易存在的风险是金融衍生品产生的主要原因。衍生品是对未来基础资产价格的交易，这是其与其他金融产品的主要差异，对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不过，金融衍生品作为对未来基础资产价格的交易合约，通常能以小博大，具有高杠杆特征，只要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可以获取未来合约的权利，这也是衍生品往往被认为具有高风险特征的主要原因。不过，一方面，高杠杆并不必然意味着高风险；另一方面，利率互换、货币互换等金融衍生品，杠杆属性较低，市场风险较小。
金融的本质决定了其天然倾向于高信用人群，具有坊间常常吐槽的“嫌贫爱富”的特征。现实中，金融在提升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存在分配效应，往往对中低收入群体并不友好，在结果上扩大了经济不平等。因此，金融在促进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要考虑社会贫富差距的影响，权衡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1．如何看待非常规货币政策扩大贫富差距
货币政策作为宏观总量调控手段，通常无须关注经济公平目标。但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得到了各方的广泛关注。不过，当经济受到系统性危机冲击时，稳定金融市场并刺激经济复苏才是央行的首要任务，分配效应并非货币政策关注的重点。也就是说，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恢复金融市场的信心和功能，促进经济复苏，量化宽松导致的资产价格过快上升和贫富差距扩大只是政策的副作用，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各国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相对缓慢有关。
2．尽管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公平的作用有限，但央行仍可在宏微观审慎监管、包容性金融发展及支付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产出、就业和价格的变化间接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货币对产出的影响是长期中性的、类似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公平的影响也是长期中性的。尽管资产价格上升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但非常规货币政策对经济不平等的总体影响并不十分确定。一方面，非常规货币政策通过实际收入和就业、储蓄补偿及债务成本等渠道，有效改善了收入分配。另一方面，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财富分配效应与财富的初始分配条件密切相关。如果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只集中于最富有阶层，那么持续低利率就会加剧财富不平等。
对此，中央银行可通过宏微观审慎监管、包容性金融发展及支付体系建设等方面，更好地促进经济公平。
金融资本天生具有逐利性，为追求更高的投资回报，金融业务往往容易过度创新，更加贪婪的过度套利不仅会加剧资金空转风险，还会扩大社会不平等。因此，金融发展必须在风险防范和鼓励创新中取得动态平衡，通过竞争开放和深化改革（而非严格的金融抑制）来促进金融安全，方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公平。
物价稳定并不一定能够确保金融稳定，中央银行应高度重视金融周期和宏观审慎政策，在系统性风险防范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所有单个机构健康并不等于金融整体稳定，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更好地防范系统性风险。与关注宏观总量目标的货币政策不同，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针对金融体系，强调系统性风险防范和金融稳定目标，两者互为补充共同促进。
当前的主流共识是，中央银行应更加重视金融稳定等目标，但这并非货币政策目标，而是属于宏观审慎政策范畴。在经济正常时期，货币政策应主要关注物价稳定，信贷过度扩张和泡沫系统性风险则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和宏观审慎政策，也就是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这也体现了金融调控中时间与风险的有机平衡。
改善社会分配根本上取决于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因素。金融助力共同富裕，必须明确其作用的前提和边界，把握好应有的度，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经济公平。
1．当传统政策传导不够顺畅时，结构性政策可以在改进经济公平方面发挥一定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由于传统利率政策传导渠道受阻和总量型量化宽松非常规政策长期效果不佳，逐步进行了结构性政策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有着较长的实践经验和良好基础，在服务国家战略、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前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箱较为丰富，存续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已超过十个，根据政策目标的不同，将其分为长期性货币政策工具和阶段性货币政策工具，阶段性货币政策工具根据阶段性政策目标要求设立，完成目标后及时退出，通过有进有退，将工具数量稳定在一个合理水平。
2．与传统总量货币政策相比，结构性货币政策对社会福利的改进相对有限
理论上，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提高特定部门的资金可得性并促进经济转型，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体部门的结构性特征。研究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促进新兴产业产出和总产出，但价格型的再贷款利率在优化经济结构、增进社会福利方面的效果更好；近年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引导信贷投向、驱动信贷扩张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普遍降息、降准的传统总量政策相比，结构性货币政策对经济总量的影响相对较小；与传统利率政策相比，结构性货币政策对社会福利的改进有限。此外，结构性货币政策还可能存在对传统产业的挤出效应、对总量政策的替代效应以及对经济结构的扭曲效应。
3．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应坚持聚焦重点、合理适度，避免碎片化和不同行业之间攀比
一方面，由于激励机制不健全，银行存在委托代理问题。许多新兴部门的小微企业缺乏抵押品、贷款成本高，银行更倾向将贷款发放给传统产业。另一方面，过多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也可能存在目标上的冲突，因此应降低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靠性。
1．财政等其他政策能够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有在财政政策缺失的条件下，货币政策才应发挥辅助性作用
从最终目标来看，各国货币政策都以物价稳定等宏观总量作为最主要目标；而财政政策则要充分考虑收入分配、地区协调发展等因素，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从工具手段来看，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央行资金或利率的变化影响金融机构行为，在总量调节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对不同主体税率、转移支付等手段影响不同微观主体、部门和地区的经济行为，在结构调整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从传导机制来看，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发挥作用，属于间接总量型调控，对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各自的经济状况和风险偏好；财政政策主要通过税收、发债和支出等方式发挥作用，能够直接影响不同微观主体的决策行为。从资金性质来看，央行的资产是央行对全社会的负债，资金最终仍要偿还并回流到中央银行，否则会影响公众信心和币值稳定；财政资金对应于税收和政府发债，往往直接无偿拨付给特定经济主体，资金在流通过程中的所有权发生变化，具有强制性和无偿的特点。
因此，实现共同富裕应以财政等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只有当政府融资能力有限，财政政策的结构性功能受限时，货币政策才不得不承担起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这也是结构性货币政策最主要的理论基础。
2．只有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做好政策协调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
长期以来，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有限，货币政策则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过程中，财政政策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财政货币双扩张政策的协调下，经济快速复苏，这与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的经济绩效形成了鲜明对比。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各国财政刺激力度加大，在危机救助和促进复苏方面，美国出台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方案。2020年，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赤字率大幅攀升。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针对家庭部门，对促进经济公平的效果更为明显，保障居民福利和刺激消费的作用更加直接。
3．货币政策应以价格稳定作为首要目标，在兼顾多目标的同时不能包打天下
中国社会经济金融的现实情况决定了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制，这种多目标实际上增加了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过，货币政策仍要以国内物价稳定作为首要目标。
货币政策不能包打天下，货币政策传导效果还取决于财政政策、审慎监管、市场机制等多重约束。金融促进共同富裕，根本上还是应当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各部门通力合作协同推进，真正通过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切实提升经济增长和信贷需求的内生动力，方能更好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金融活动引发的分配扭曲，本质上反映了实体经济的内部失衡，经济的深层矛盾和问题制约了金融作用的发挥。因此，根本上还需要通过全方位深化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让金融更好地促进增长，助力共同富裕。
1．加快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
要素市场化配置既是关键性、基础性的重大改革任务，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成败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目标能否真正实现。
2．加快深化养老金体制改革
当前，在我国的养老金体系中，作为第一支柱的公共养老保险金所占的比重仍然过高，市场化的第二和第三支柱的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发展还很不充分。为此，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个人账户的激励作用，夯实公共养老保险金第一支柱；另一方面，需要切实通过财税手段，鼓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发展。
3．加快深化金融双向对外开放
跨境资本流动不仅对国际收支平衡更加重要，更关系着国内企业和居民能否更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今后，应在放松不必要的管制措施、深化外汇等金融市场发展、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的同时，克服浮动恐惧症，提高对汇率波动的政策容忍度，真正发挥汇率作为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择机扩大并最终取消汇率浮动区间，实现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在经常账户收支向均衡水平收敛并可能出现逆差的条件下，积极鼓励各类型企业走出去并为其海外融资提供必要支持；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通过“黑字还流”等方式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中国居民财富和企业资产的全球配置。
4．加快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一方面，在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国有企业应从低效率非战略性部门真正退出。另一方面，应切实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推动国有企业降杠杆，避免融资的所有制歧视。
5．加快深化金融监管改革
在强化央行在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中的作用的同时，应按照激励相容的原则，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一方面，明确监管目标，处理好行业发展与审慎监管的关系。另一方面，监管规则应公开透明，责权匹配。
6．加快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为真正优化居民财富格局，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财富管理功能，应加快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大力理顺中央地方财税事权关系，积极培育新的地方主体税种。稳妥推进房地产税试点工作，更好地稳定地方财政能力。另一方面，大力提高地方债务透明度，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和地方人大的约束作用，推动地方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