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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界普遍认为，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建立和维持稳定的民主政府是困难的。这一看法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箴言：“国家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其目的在于实现可能最好的生活。” [1] 社会同质和政治共识是稳态民主的前提，或是稳态民主重要的推动力。反之，多元社会中深刻的社会分化和政治差异，则会带来民主政权的动荡和崩溃。
本研究将检视一种特定的民主类型—— 协合民主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2] 它修正了上述观点。研究发现，在多元社会中，建立和维持稳定的民主政府也许是困难的，但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在协合民主国家，多元社会的离心倾向被各 区块 （segment）领袖合作的态度与行为抵消，精英的合作成为其首要特征。其他一些密切相关的特征将在下一章阐述。
“协合民主”既是经验的，也是规范的。首先，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二章和第三章）将集中探讨，协合民主作为对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包括 奥地利 、 比利时 、 荷兰 和 瑞士 ）政治稳定的一种解释。这些国家现在正从协合式发展的至高点往后退。在20世纪50年代末，它们不仅社会分化程度达到极致，其精英合作的密切程度也达到极致。在此之后，该状况开始缓和。这一点之所以值得强调，并非是它表明了协合民主的失败，而恰恰说明协合主义已经开始成功地变得过剩了。我们将关注这四个国家协合式发展的阶段。这就意味着，本书所讨论的 奥地利 ，一般多是指在大联盟背景下天主教—社会主义精英合作的时期。 荷兰 在本书中则指协合主义时期的荷兰，而不是如今的该国。由于同样的原因，分析中所使用的统计和调查数据将尽可能地来自1960年前后而不是最近的资料。
尽管协合民主在上述四个欧洲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但这一现象绝不仅仅具有历史意味。在严重分裂的社会中，这四个国家成功地建立起稳固的民主政体。这不仅在欧洲政治中，甚至在世界范围都是背离常规的典型。罗伯特·A．达尔（Robert A．Dahl）在对114个政体的研究中发现，在亚文化多元程度偏低的政体中，有58%属于多头政体或近于多头政体；亚文化多元程度适中的，仅有36%可归于多头政体或近于多头政体；而亚文化多元程度极高的，则仅有15%可归于此类。 [3] 许多非西方国家被两个相关的问题困扰：各种类型的严重分裂与政治不稳定。 奥地利 、 比利时 、 荷兰 和 瑞士 的协合民主经验提供了具体实例，证明民主政体已成为多元社会中的一个稳定而有效的政府系统。本书第二部分（第五、六、七章）将把协合民主作为一种规范模型来探讨，这对第三世界的多元社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将协合民主视作一种规范模型的论点，对我们这个时代中弥漫的悲观情绪是一大挑战，而且是突破成见的精心设计。这根植于如下的论断：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早期对民主前景的极度乐观之后，到70年代，人们墨守陈规的智慧又显得过于悲观。当然，近年来，多元社会中出现了太多民主失败和暴力泛滥的状况，这已经无法保证人们对民主政治成功率的乐观期许。然而，完全的绝望同样也与事实不符。除非悲观论者完全相信，在第三世界的多元社会中，协合民主不仅不太可能而且完全不可能，他们或许可以心安理得地对本书所论的观点和建议加以排斥或置之不理。但是，如果审视了所有的证据，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观点其实是不成立的。
我们还要对这些民主悲观论者提一个醒，他们的论调将带来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如果政治家和政治学家相信，民主无法在第三世界的多元社会中运转，他们也就不会尝试在这些社会引入民主或实行民主。这样一种消极态度实际上增加了非民主政府获得优势的可能性。
迄今为止，我所运用的概念都是人们熟悉并广泛采用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概念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对这些主要概念作出界定，仍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误解的可能性。首先，“多元社会”是指一个社会被哈里·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所言的“ 区块隔阂 ”（segmental cleavages）所分割。埃克斯坦写道：“政治分化紧沿着区块隔阂产生，而且特别关注社会分殊化的客观界限，尤其是那些在某一社会显得非常显著者。” [4] 区块隔阂在性质上可能是宗教的、意识形态的、语言的、地域的、文化的或民族的。在埃克斯坦的界定中，还隐含着更进一步的特征：沿着区块隔阂而组织起来的，是政党、利益集团、传媒、学校和志愿性团体等。而被这些区块隔阂所划分开来的人口群体，也就是多元社会中的区块。
“民主”这一概念，实际上很难界定。在本书中，它是达尔所论的“多头政体”（polyarchy） [5] 的同义语，这样界定符合我们的用意。多头政体并非一个充分体现所有民主理想的政府体系，但却是在相当程度上接近这些理想的那一模式。
政治稳定性与民主几乎同样难以界定，其用意也模棱两可。本书将其视作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同时也结合了比较政治研究文献中频繁出现的理念，诸如体系维持（system maintenance）、国内秩序（civil order）、合法性（legitimacy）和有效性（effectiveness）。 [6] 稳定的民主政体，其首要特征在于它具有维系民主的高度可能性，以及低度的公民暴力（不管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潜在的）。这两个维度紧密相连，后者也可被看作是前者的先决条件和指标。同样，一个政体所拥有的合法性水平和决策有效性也是相互关联的，而且与前两个要素有关。这四个维度也互相依赖地共同塑造了民主稳定性的特征。
协合民主这一关键概念，我们已对其作了暂时性界定。在下一章中，我们还要对其作详尽分析。在这里，重要的是强调，它是从多元社会中典型的区块隔阂与区块精英的政治合作的角度来界定的，而与被用在协合主义比较分析中的两个相近概念存在区别。这两个概念，一个是洛温的“ 区块多元主义 ”（segmented pluralism），另一个是莱姆布鲁克的“ 协和民主 ”（concordant democracy）。洛温将问题聚焦于协合民主的第一项特征，对于精英回应和深度隔阂的后果，他并没有作出讨论；而且，他只将这一概念局限于宗教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分裂上。莱姆布鲁克在定义“协和民主”时，将其理解为管理冲突的一种策略，它通过不同精英之间的合作与协商，而不是竞争和多数决定来实现；而这正是协合式政府的第二个特征。 [7] 换言之，如果将其指称的范围扩大到多元社会中所有的区块隔阂，协合民主就意味着区块多元主义，并结合了协和民主的要素。洛温和莱姆布鲁克提到的例子，以及诺德林格在比较研究深度分裂社会中的民主式冲突调节时所使用的例子，与本书第一部分所谈论的四个国家是一样的。 [8] 当然，这三位学者采用的个案还包括 卢森堡 、 黎巴嫩 和 马来西亚 。其中， 卢森堡 完全可以拿来与欧洲四大协合民主国家作比较，但本书从实际出发对此不得不作删除处理，因为它缺乏充分的资料以供分析之用。而 黎巴嫩 和 马来西亚 ，我们将在第五章作出探讨，它们是第三世界中相对成功的协合民主案例。
作为一种经验模型，协合民主的重要性来自于它对理解西方民主政治的贡献。协合民主受到关于民主稳定性的理论化体系（特别是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对政治体系所作的经典分类）的激发。阿尔蒙德的这一分类最早于1956年提出，是当代对不同类型民主政体加以区分的重要尝试。 [9] 因为协合民主代表着一种积极的努力，它建立在阿尔蒙德颇有影响的类型学的基础上，而且力图使其更加精细化。所以，有必要对阿尔蒙德的思想作一仔细回顾。之所以这样做，还有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阿尔蒙德不仅辨别了诸多直接用来界定民主类型的变量与关系，而且将若干相关理论和概念整合到他的类型学中。比如，重叠与横贯的成员身份（overlapping and crosscutting memberships）、政党体系（party system）、分权（separation of powers）与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这些理论和概念在分析协合民主的过程中同样至关重要。
在阿尔蒙德最早的论述当中，政治体系被区分为四大基本类型：英美型（Anglo-America）、欧陆型（Continental European）、前工业化型（preindustrial）或部分工业化型（partly industrial）与极权主义类型（totalitarian）。以政治文化和角色结构为分类标准，前两大类型即为民主政体。英美型政治体系的特征在于：“同质而世俗的政治文化”和“高度分化”的角色结构。欧陆型政治体系的特征则在于：“分裂的政治文化”——即存在互相分离的“政治亚文化”，角色结构方面存在“植根于政治亚文化并倾向于构成分离的亚角色系统”。 [10] 也就是说，欧陆型体系为多元社会。英国和美国是第一种非多元化的类型，而魏玛德国、法国与战后的意大利则属于第二种类型。这两种民主类型的划分，在之后的1966年由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所共同提出的更加细致的政治体系分类中得到了坚持。 [11]
在进一步讨论阿尔蒙德的类型学之前，我们得首先注意到两点：其一，尽管阿尔蒙德的术语是以地域命名的，但他并不是以地理位置作为区分英美型和欧陆型民主的基本标准或补充标准。实际上，在阿尔蒙德作出这一分类的同一篇论文中，他就明确反对任何地域性分类，因为地域性分类“不是建立在政治体系的属性的基础上，而是依据空间上的接近作出的”。这是一种不太切题的分类法。 [12] 其二，阿尔蒙德在1956年的论文及其后的著作中用于分类的个案，都是运作于或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早期的政治体系，并不必然能反映70年代的情形。在这里，尤其应该注意英国和美国的例子。此外，“法国”主要是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
在阿尔蒙德的两次论述中，政治文化模式和角色结构，是与他所讨论的国家的政治稳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英美型政治体系中，存在同质的政治文化，以及自主的政党、利益集团与传媒，因而与政治稳定相关。而在欧陆型政治体系中，则存在分离的政治文化，互相依赖的政党和集团，因此与政治不稳定相关。同样的相关性也隐含于阿尔蒙德提出的“比较政治的功能分析法”中。 [13] 威廉·T．布卢姆（William T．Bluhm）认为，阿尔蒙德的分类包含着“一个有关最有效（也即稳定）的政治体系的理论”；同时，他也评论说，“让人惊奇的是，最有效的秩序其特征……看起来与那些代议制民主特别是它在英国的具体呈现相像”，换言之，也就是英美型政治体系。 [14] 用阿尔蒙德自己的话讲，欧陆型政治体系与“僵化”以及“一直存在的通常被称为‘专制政治’复辟的威胁”紧密相连。这样的不稳定的政府类型，不能轻易地维系民主，并可能导致独裁统治。阿尔蒙德认为，这类政治体系甚至内含着“极权主义的潜在可能”。在最近的著作中，阿尔蒙德指出，欧陆型民主的僵化特征对其稳定和存续带来了显著的（大概是不利的）影响。与此形成对比的，英国政治体系则被描绘为“灵活的”，也就是它“比众多（可能是大多数）其他政治体系，更能够富有弹性地回应其内外需求”。 [15]
阿尔蒙德的框架与分权原则相当接近，而分权原则与民主的稳定性也是相关的，特别是与一个草创的民主政体维系其真正的民主品质的可能性有关。阿尔蒙德于1966年就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在就任演说中，他将分权理论与系统理论作了一个比较，并将前者描述为18、19世纪政治科学的“主导范式”，但现在，这一范式已被系统范式所取代。另一方面，他称《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为“系统论者”，以此强调这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 [16] 分权原则与阿尔蒙德的功能分析之间的联系，在整个分析当中特别重要。因为，区分英美型和欧陆型政治体系的标准之一，就是角色结构，也就是角色自主与分立的程度。
分权原则与阿尔蒙德的分析框架存在的主要区别是，阿尔蒙德将分权理念从政府的三个正式分支（立法、行政与司法）延伸到非正式的政治亚结构（政党、利益集团与传媒）；而且，阿尔蒙德对后者（输入结构）比对前者（输出结构）强调得更多。其他的差异则主要在术语方面。“权力”在阿尔蒙德那里被转换为“功能”，而“分立”则变成“边界维持”。按照《联邦党人文集》的说法，分权和各政治功能间适当的边界维持，都于民主体系的稳定性有利。在作为英美型的一个例子的英国，“其政体的亚系统之间”存在着“有效的边界维持”；但是在作为欧陆型代表的法国，我们则会发现“在政治体系的不同部分之间，边界维持是薄弱的”。法国的政党和利益集团“并不构成 分殊而自治的 政治亚系统，它们是互相渗透的”。特别是在天主教徒、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亚文化系统中，就更是如此。同样，英美型与欧陆型在它们传媒的自主性上也是有区别的。美国、英国和前英联邦都拥有“自主性和分殊化程度最大的传媒”；而法国和意大利则有“一个容易被利益集团和政党左右的‘新闻界’”。 [17]
就像分权原则要辅之以制衡的理念，边界维持也要有配套的一对孪生概念：“多功能性”与“规管角色”。依据阿尔蒙德的说法，完全的边界维持绝对不会出现。政府的正式分支机构、政党、利益集团等，从来都不只是承担着单一的功能：“所有的政治结构，不论其如何专业化……它们都是多功能性的。”因此，举例来说，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强调政党是唯一的利益凝聚者，除了承担利益凝聚的功能，它别无其他功能；倒不如说，利益凝聚是政党专有的职责。在当代以英美型民主为原型的专门化政治体系中，存在若干特定结构，“这些结构在功能上有其特殊之处，同时，它们往往还承担着与整个政治体系范围内的功能相关的所谓规管角色。” [18]
在阿尔蒙德的类型学中，除其首要准则（即角色结构）与分权原则相一致外，其第二准则（即政治文化）也与集团理论家阿瑟·F．本特利（Arthur F．Bentley）和戴维·B．杜鲁门（David B．Truman）所阐明的“多重的成员资格”命题，以及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所提出的极其类似的命题——横贯隔阂（crosscutting cleavages）——紧密相关。这些命题宣称，当个体同时隶属于若干个不同而且在利益和观念上存在分歧的有组织或无组织的团体时，因为心理上的交叉压力，他们将倾向于持温和的态度。另一方面，如果组织由异质成员构成，其领导人也将顺从于在此情况下的政治交叉压力，因而也倾向于采取温和而中间道路的立场。对政治稳定而言，这些温和的态度至为关键。相反，如果一个社会被尖锐的隔阂撕开，成员资格和忠诚对象不是多重的，而是排他性地集中于社会的各个分立区块，对政治态度上的温和取向与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的交叉压力将不复存在。就像杜鲁门所讲的，一个复杂的社会若想避免“革命、堕落与倾覆，并保持其稳定……它是很有可能做到的，因为这样的社会存在着多重的成员资格” [19] 。李普塞特也认为“稳定的民主得以维系的机会，将取决于集团和个体拥有若干具有政治关联性的横贯联结的范围” [20] 。而本特利也将政治妥协称为“交叉团体的运作过程” [21] 。
用政治文化的术语讲，重叠的成员资格是同质性政治文化的特征；而在一个分裂的政治文化中，互异的亚文化之间，很少或根本不存在交叠的部分。在阿尔蒙德的分类框架中，稳定的英美型体系有一个同质性政治文化，不稳定的欧陆型体系则存在深刻的亚文化裂痕。在阿尔蒙德看来，欧陆型体系的僵化和不稳定，是“由其政治文化的状况造成的”。举例来说，阿尔蒙德与鲍威尔对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法国政治体系作了这样的描述：分化为“三个主要的意识形态阵营或亚文化”，而主要的政党、利益集团与传媒则“被整合于相应的意识形态阵营”，结果就是，各种需求“堆积起来却又不能转换为政策方案或制定成法律”，以及“长期的僵化和短暂的危机清算”。阿尔蒙德与鲍威尔有时也会采用成员资格交叠理论的话语，运用到一个国家如法国身上：“个体很少有机会置身于这种能够调和其刚性政治态度的‘交叉压力’中。” [22] 在《公民文化》一书中，阿尔蒙德与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则表明：“成员资格的模式随国家而不同。举例说，欧陆型天主教国家中，这一模式往往由意识形态聚合而成。家庭、教会、利益集团和党员资格，往往与它们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政策特征相一致，在对观点的影响上也互相强化。而在美国和英国，交叠模式看起来就普遍得多。” [23]
阿尔蒙德的类型学，不仅与分权和成员资格交叠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且与传统的民主政体二分法异曲同工。传统的二分法，即根据政治体系中运作的政党数量，将民主政体区分为两党制和多党制。有必要强调的是，这种分类法通常不只是用于区分不同的政党体系，而且用于区分整个政治体系。比如，西格蒙德·诺伊曼（Sigmund Neumann）就认为：“这些不同的政党体系对选举过程有着深远的影响，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甚至更大……故而，依此方法（即根据政党数量）所作的分类，被证明非常具有启发性，也是非常必要的。” [24] 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也有总结：“一党制、两党制与多党制的区分，将成为划分当代政体的基本模式。” [25]
迪韦尔热和诺伊曼也都强调，在政党数量和民主稳定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迪韦尔热相信，两党制不仅因其能准确地反映民意的双重性而“看起来与事情的本质相呼应”，而且往往比多党制更稳定，因为它更具有调和性。在两党制中，我们发现“政治分化水平的降低”，而这一点能够限制政党的煽动行为；然而，在多党制下，“政治分化的加重和差异的强化”则伴随着“意见的普遍‘极端化’”。 [26] 相近的，诺伊曼也认为多党制不像两党制，多党制没有“秩序的统一和集中”，因此，“不能够担当形成有效政策的重大承诺”。 [27]
阿尔蒙德认为，在当代有着适当边界维持的发达政治体系（也就是英美型政治体系）中，利益凝聚是政党首要而特有的功能。这一功能处在“政治过程的中间阶段”，并被假定能将表达清楚的利益转化为“相对少的若干备选方案”。因而两党制看起来能理想地符合政党所具有的这一功能，而多党制似乎就不是那么有效的利益凝聚者。虽说如此，阿尔蒙德一开始就不主张将他的英美型体系与两党制划等号，或将欧陆型体系与多党制划等号。他曾指出：“若将用于区分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方法，套用于区分极权主义、英美型和欧陆型政治体系的本质属性，根本就不得要领。” [28]
然而，在后期的著述中，阿尔蒙德又隐含地接受了将他的类型学（至少是针对民主体系的那一部分）与基于政党数量的分类框架等而视之。他写道：“一些政党体系比其他政党体系在凝聚利益方面要有效得多。政党的数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要对广大选民负责，两党制经常被迫趋向聚合性政策。”另一方面，“大量小型政党的出现，如下这种可能性将会增加：即每个政党基本上仅仅转化特殊亚文化和委托人的利益，却只有最低限度的整合。”两党制不仅是最好的凝聚者，而且有助于有效的边界维持。在阿尔蒙德看来，让凝聚结构不仅与决策结构，而且与利益表达结构区别开来，那将是值得追求的。“竞争性的两党制或许最容易确保和维系这种区别。” [29] 不管是有效的凝聚，还是适当的边界维持，都直接地与民主稳定性有关；而且，这两个方面都是英美型民主的特征。
阿尔蒙德的类型学虽说理论丰富、浑然一体、构架精简，但唯一的缺憾是，它未能令人信服地处理小型的欧洲民主政体。在他最先对英美型和欧陆型政治体系的不同性质作出阐释的论文中，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低地国家被明确地排除在欧陆型政治体系之外，而奥地利和瑞士则未被提及。有关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低地国家，阿尔蒙德单独划分了一个类型，但未在细节上予以充分说明。他只是讲：这些政治体系“兼有欧陆型和英美型的某些特征”，而且“介于欧陆型与英美型之间”。在他后来的著述中，关于这第三种政治体系到底在哪些方面有别于前两种类型，阿尔蒙德作出了详细的说明。在吸收了以政党数量作为分类标准的相关论说的前提下，他作了如下区分：危机和僵化的多党体系（法国和意大利），运转良好的多党体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低地国家）。在后一种多党体系国家中，至少存在某些政党是广泛的利益凝聚者，比如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及比利时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天主教政党。 [30] 这一标准尚未让人非常满意，因为它并不太适用于荷兰的政党，虽然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好像很符合它。
第二个标准是将运转良好的多党体系与僵化的多党体系区分开来。这一标准让人满意多了，至少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来说是这样。在这些国家，“政治文化更为同质，而且融合了世俗和传统的元素。”实际上，在这一方面，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同英美型政治体系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在《公民文化》一书中，阿尔蒙德和维巴就提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英国、前英联邦、美国都拥有“同质性的政治文化”。 [31]
但是，瑞士与低地国家这些运转良好的多党体系，以及奥地利的两党体系，都不具备同质性政治文化这一特征。特别是，比利时与卢森堡的天主教、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等精神性派别，荷兰的天主教、加尔文教、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等柱状或垂直群聚，以及奥地利的天主教、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阵营，所有这些亚文化，都相当接近于阿尔蒙德所论作为欧陆型政治体系特征的亚文化。实际上，这些国家在政治文化方面甚至比法国、意大利和魏玛德国分裂得更为彻底；在每一个亚文化中，都有一个互渗团体和传媒的牢固网络；在不同的亚文化之间，也比较缺乏弹性和交叠的成员资格。洛温依据区块多元化的程度对西方民主政体所作的归类，证明了如下描述：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与荷兰属于区块化程度最高的一类；欧陆国家（在阿尔蒙德那里，指的是法国、意大利与德国）连同瑞士与美国，属于中度区块化的一类；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与冰岛，在区块多元化方面则属于低度的一类。 [32]
协合民主的政治稳定性，必须以一个额外因素来解释。这个因素是，不同集团的领导人超越了区块和亚文化隔阂而在整体层次上合作。而不是依据用于解释政治文化的变量来将它们划归到中间位置。正是因为这样，欧洲协合民主的经验对第三世界的多元社会而言，具有如此重大的规范性意义：这些欧洲国家的稳定民主并非因为它们的社会是轻微多元化的，而是因为它们超越了社会中深刻的区块隔阂。
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亚洲和欧洲的国家，以及一些南美洲国家包括圭亚那（Guyana）、苏里南（Surinam）与特立尼达岛（Trinidad），因为人口区块间的深层分歧和统一性共识的缺乏，它们都被相应的政治问题困扰。有关政治发展、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与新兴国家民主化的理论文献，都以一种自相矛盾的独特方式来对待该事实。一方面，诸多作者隐晦地拒绝承认其重要性。沃克·康纳（Walker Connor）甚至指责，大部分论述国族建构的一流理论家“就算没有完全地无视，也都倾向于轻视与种族分歧有关的问题”
[33]
。另一方面，那些认真对待民族分歧问题的作者，往往又赋予它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比如，在卢西恩·W．派伊（Lucian W．Pye）
著名的关于非西方国家政治过程十七大特征的综合诊断中，民族分歧就首当其冲。他认为，在非西方社会，政治领域与社会和私人关系领域之间并未有清晰的分殊化，“非西方政治的基本框架是共同体式（communal）的，即所有的政治行为都会因为考虑到对共同体的认同而深受影响”
[34]
。
这样的共同体依附，正是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讲的“原初”忠诚。这种忠诚可以建立在语言、宗教、风俗、地域、种族或认定的血缘纽带的基础上。 [35] 欧洲协合民主国的亚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宗教性的和意识形态化的。而且，其中两国在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外，还有语言上的分歧。如果人们愿意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信仰，这些亚文化团体也可以被看作是原初团体。不论是否为西方的，所有这些社会在这里都是指多元社会。此外，这个概念的界定——本章开头曾经提到，相当接近于J．S．弗尼瓦尔（J．S．Furnivall）运用它时所讲的意思。值得一提的是，阿尔蒙德和弗尼瓦尔的概念框架是充分兼容的。因为，弗尼瓦尔曾明确地将文化差异概括为多元社会的一大特征：“每个群体都持有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自己的观念和习惯。”他将多元社会界定为，一个社会中“不同部分的社群在同一政治单位中相互毗邻，但又彼此独立”。这一界定较之于格尔茨的界定多少要狭窄一些，因为它并不涵盖地方性分殊化。弗尼瓦尔的多元社会是地理上混合但社会上互相回避的，“就最严格的意义讲，它是人群的混合，因为彼此并没有结合在一起” [36] 。后文中我将提出一个更为宽泛的多元社会界定，这一界定与本研究所作广义比较研究的目的最为吻合，尽管时常有人批评这种界定过于宽泛，而且包含了太多内容。 [37] 同时必要的是，我们应该在多元社会的广义范畴内，留意质与量的差异：不同类型的区块隔阂之间的差别，以及社会多元化程度的差异。
非西方政治的第二大显著表征，就是民主塌陷。晚近独立的国家，主要是在其政治领袖对民主表达的热望之下，起初关于民主的前景均保持着乐观主义，但之后，一种幻灭感就随之而来。而且，在很多观察家看来，非西方政治的这两大基本表征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一个多元的社会不堪维持一个民主政府。这种关联在弗尼瓦尔的著作中已有隐含。他将多元社会的概念用于殖民依赖，并认为殖民地的统一是通过殖民支配的非民主手段维持的。这一观点，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对多元社会实行代议民主的机会的评估是一致的：“在一个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国家中，独立的制度建构近乎于不可能。如果人们中间缺乏伙伴情感，特别是，如果他们操持不同的语言，对代议制政府运转必要的统一民意就难以存在。” [38]
这种论断在M．G．史密斯（M．G．Smith）那里也有最明确的表述。某一区块具有支配性，这是史密斯界定的多元社会的一部分。但这不只是一个界定的问题。按照史密斯的说法，多元性必然引发由支配和强制维持的政治秩序：“文化多样性或多元性会自动带来一种结构上的必要，使某一文化区块处于支配地位。它……使在集团关系上加以非民主的规管成为必要。”这一观念内含着一种与阿尔蒙德区分欧陆政治体系时相近的二分法类型学。一种类型是由“以共识和文化同质为特征的整合型社会”构成，另一种类型则由“以分歧和文化多元为特征的规管型社会”构成。这种观点隐含着一种理念，即文化同质性是建立民主政府的先决条件，而且包含着“许多晚近独立的国家，要么解体为文化上分离的不同区块，要么维持着他们的认同；但这种认同只会出现在不同集团间存在支配或依从关系的情况下” [39] 的具体预测。
在政治发展的相关文献中，这些理念也显得非常突出。“政治发展”概念很不定型，它被不同的内涵界定着。但是，除了分殊化功能和专业有效的结构的发展外，它通常包括两个维度（至少在当前的民主悲观情绪盛行之前），其一是民主化，其二是国族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或国族建构。同时应该提及的是，有关政治发展的观念中，有三个重要的方面。首先，民主化和发展的其他维度通常被认为是依赖国族整合的。比如，派伊就认为，在对整个政治体系没有深刻认同的情况下，政治发展通常不能得到长远的推进。在发展进程中，国族整合的重要性有时使如下两个概念完全等同：政治发展也就是国族整合。 [40] 其次，紧随着这种命题的是对政策制定的要求：国族建构必须被提到优先位置，并成为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最后，通常的观点是国族建构要求根除那些原初的次国族纽带，并由国族忠诚来取代它们。伦纳德·宾德（Leonard Binder）就主张，“国族整合要求创造出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文化—意识形态共识，而这种共识尚未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出现。” [41] 在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断言中也隐含了这一观点，政治现代化即意味着国族整合，它还包括“大量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政治权威，被一个世俗而单一的全国性政治权威取代” [42] 。
政治发展研究的一个替代路径是“中心—外围”范式（center-periphery framework），但这一范式没有提供一个关于国族建构进程的替代性解释。其创新性贡献在于，它强调了精英的关键角色。在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关于“中心—外围”分析路径的经典表述中，“中心”是指社会中拥有权威的那一部分，而“外围”则是权威实践于其中的腹地。“中心”同时是价值和信仰领域的现象。依照循环式界定，中心价值体系是中心的，因为“它被社会的统治权威所支持”。这一价值体系在中心位置具有共识性，但在外围，对此价值体系的依附就越发地薄弱——外围的价值观念多被认为是异质而分化的。这一模型对多元社会意味着，必须存在由某一区块构成的中心的政治支配，或者，作为替代，若要避免支配，则要在“将大量人口凝聚到中心制度和中心价值体系中”这个意义上创造全国性共识。 [43] 这些结论与政治发展其他理论的结论也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如果“中心—外围”范式并不隐含这些结论，它对多元社会的适用性将面临一系列麻烦。在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国族建构会议上，与会者普遍赞同该范式作为描述性和启发性的分析工具是有用的。但他们也批评道：它在应对区域与文化分歧的社会时缺乏清晰感。大会总结了这些要点：
这一模型中的“领域”到底指什么？若“中心”是一个领域概念，则存在一个中心还是可能有多个中心？……社会与文化同质性达到何种程度，“中心”才会被接受为权威和忠诚的合法所在？若这一同质性不存在，或者存在来自地区性中心对支配性中心的拒斥（这些地区性中心可能将自己视为支配性中心的竞争者，甚至是后者的对立面），那么，支配性中心还能被当作“中心”吗？ [44]
如果“中心—外围”路径的确不能回答上述问题，它就必然被判定为与多元社会研究无关。然而，希尔斯明白无误地表明，他的“中心”概念排除了任何类型的独断式精英联盟。中心价值体系并不必然具有彻底而纯粹的共识性，统治阶级甚至也可能是“相对区块化”的，但是一直存在基于“围绕中心价值体系的共同关系”的亲合感，正是这种亲合感统一了不同部分，而不仅仅是“联盟利益的感知” [45] 。这样一来，上述诸问题无法通过协合民主而获得解释。
大量关于政治发展的理论文献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它们夸大了西方民主国家的同质性程度。人们通常将“发展”视作从非西方国家的当前状况或它们独立时的状况向一个可欲或可能的目标迈进。而这一目标，正是同质性较高的西方社会的理想类型。弗尼瓦尔对多元社会的分析，就受制于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二分法。在早期针对荷属西印度群岛的研究中，他认为多元社会并不局限于热带地区。他还举出了诸多例子，包括存在种族隔阂的美国，文化上分歧的加拿大，以及信仰上分化的爱尔兰。 [46] 但在后期的著作中，他就将“热带属地的多元社会与西方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统一社会”作了一个鲜明对比。 [47] 然而，他关于“标准的同质性西方国家”的模型并不能普遍适用于西方社会。这一模型接近于阿尔蒙德的英美型政治体系，更明确地讲，就是英国社会的理想范本。詹姆斯·S．科尔曼（James S．Coleman）也批评政治发展的通行看法，因为这一看法假定：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一个“现代”政体。在他看来，这种看法散发着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西方狭隘的规范主义偏见” [48] 。更加致命的是，这并非真的是西方式的狭隘假定，而仅仅是英式的狭隘假定。
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概念，连同他对西方民主的二分法类型学，使他避免了这一错误。他认为政治发展的水平应该通过角色分殊化、亚体系自主性以及世俗化的程度衡量。 [49] 这些方面都是角色结构和政治文化的属性。实际上，这与用来界定两种西方民主的概念是一样的。欧陆型政治体系有着分裂的政治文化（也即非同质、非世俗化）及低自主性的亚体系，相比于英美型，则应该被视为发展得相对不足。
弗尼瓦尔及其后的学者，都认同阿尔蒙德有关文化同质或多元造成的政治后果的论述。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一个事实：许多西方社会（即阿尔蒙德所讲的欧陆型政治体系）正属于多元类型。至少已有一位观察家强烈地指出了这个错误。艾尔弗雷德·迪亚曼特（Alfred Diamant）反驳派伊将政体分作西方与非西方两类，他说，在派伊所论非西方政治的十七个特征中，诸多特征“可以原封不动地用于描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奥地利”。他还认为，更为普遍地看，主要建立在英国共识政治基础上的西方理想类型应该被放弃：“我们可以更加成功地从阿尔蒙德称之为包含若干亚文化的欧陆型政治体系中，推论出这样的理想类型。如果我们运用基于多种族（多民族）社会、缺少强大共识的欧陆型，非西方政治体系将更具包容性，而且不再遥远。” [50] 但是，迪亚曼特的告诫还是大大地被忽视了。
自弗尼瓦尔以来的政治发展理论家所犯的第二个严重错误是，他们忽略了众多欧洲多元社会已经通过协合方式实现了稳定的民主。弗尼瓦尔主张，西方经验不能为多元社会提供规范性模式，多元社会的问题“需要西方政治科学之外的适当工具。在西方，政治科学运用的基本问题是，怎样最佳地确认并实践社会公意”。他并不相信引入新的政府形式就能够促使多元社会实现并维系民主，而且他特别反对作为共同体代表议程的协合民主，因为“它倾向于削弱而不是强化社会意志，同时引发局部间分化而不是促成社会统一”。这种悲观的论调不可避免地使他得出结论，该结论在政治发展文献中依然流行，即创造全国性共识不仅是民主的先决条件，而且是非西方政治领导人应当完成的首要任务。“仅仅确立基本的机构是不够的。首先，必须转变社会。政府的作用是创造一个社会公意以作为把人民当作整体来代表的政府的基础……社会转型是政府转型的先决条件。” [51]
在应对政治发展问题的流行办法中，上述药方构成了第三个严重错误，而且是带来最严重政治后果的错误。虽然全国性忠诚替代区块忠诚，看起来是对多元社会的问题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法，但试图这样做却是异常危险的。因为原初忠诚的坚韧性，试图根除它们的任何努力，不仅很难成功（特别是在短期之内）；而且，完全可能适得其反，不是带来全国的整合，而是刺激区块内的凝聚力以及区块间的暴力。
协合民主避免了这一危险，而且提供了一个更有前景的途径去实现民主和相当程度的政治统一。
[1] Aristotle， Politics ，Ernest Barker（tra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181.
[2] “协合式的”这一概念来自于约翰尼斯·埃尔图修斯（Johannes Althusius）的协合体（consociatio）概念，参见其 Politica Methodice Digesta （1603）一书。
[3] Robert A．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pp.110—111.
[4] Harry Eckstein， Division and Cohesion in Democracy: A Study of Norwa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34．另参见Alan Zuckerman，“Political Cleavage：A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No.2，April 1975，pp.231—248；及R．A．Schermerhorn， Comparative Ethic Relations: A Framework for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Random House，1970，pp.123—127。
[5] Robert A．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pp.1—9，231—249.
[6] 参见Harry Echstein， The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 Problems and Dimensions， Sage Professional Paper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No.01—017，Beverly Hill：SAGE，1971；以及Leon Hurwitz，“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Political Stabilit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5，No.3，April 1973，pp.449—463。
[7] Val R．Lorwin，“Segmented Pluralism：Ideological Cleavages and Political Cohesion in the Smaller European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No.2，January 1971，pp.141—144；Gerhard Lehmbruch，“Segmented Pluralism and Political Strategies in Continental Europe：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of ‘Concordant Democracy’，”论文宣读于the Round Table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Turin，September 1969，pp.1—2。另参见Gerhard Lehmbruch， Proporzdemokratie: Politisches System and politische Kultur in der Schweiz und in Österreich ，Tübingen：Mohr，1967。
[8] Eric A．Nordlinger， Conflict Regulation in Divided Societies， Occasional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No.29，Cambridge，Mass.：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Harvard University，1972.
[9] Gabriel A．Almond，“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18，No.3，August 1956，pp.391—409；这篇文章被原封不动地收录于Gabriel A．Almo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Essays in Heuristic Theory ，Boston：Little，Brown，1970，ch.1。
[10] Gabriel A．Almond，“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18，No.3，August 1956，398—399，407.
[11] Gabriel A．Almond，and G．Bingham Powell，Jr.， 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Boston：Little，Brown，1966，pp.217，259—266.
[12] Gabriel A．Almond，“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18，No.3，August 1956，p.392.
[13] Gabriel A．Almond，“Introduction：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Gabriel A．Almond，and James S．Coleman（ed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p.3—64.
[14] William T．Bluhm， Theori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Classics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5，p.150．也可参见Stanley Rothman，“Functionalism and Its Critics：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Gabriel Almo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er ，Vol.1，Fall 1971，pp.242—243，246—247。
[15] Gabriel A．Almond，“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 Journal of Politics ，Vol.18，No.3，August 1956，p.408；Gabriel A．Almond，and G．Bingham Powell，Jr.， 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Boston：Little，Brown，1966，pp.106，262.
[16] Gabriel A．Almond，“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0，No.4，December 1966，pp.875—876；Gabriel A．Almond，and G．Bingham Powell，Jr.， 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Boston：Little，Brown，1966，p.11.
[17] Gabriel A．Almond，“Introduction：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Gabriel A．Almond，and James S．Coleman（eds．），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p.37—38，46.
[18] Gabriel A．Almond，“Introduction：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Gabriel A．Almond，and James S．Coleman（eds．），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p.11，18.
[19] David B．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 ，New York：Knopf，1951，p.168.
[20]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0，pp.88—89.
[21] Arthur F．Bentley，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A Study of Social Pressures （4 th ed．），Evanston：Principia Press of Illinois，1955，p.208.
[22] Gabriel A．Almond，“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18，No.3，August 1956，p.408；Gabriel A．Almond，and G．Bingham Powell，Jr.， 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Boston：Little，Brown，1966，pp.122，263—265.
[23] Gabriel A．Almond，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p.133—134.
[24] Sigmund Neumann，“Towar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Sigmund Neumann（ed．），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p.402—403.
[25]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Barbara and Robert North（trans．），London：Methuen，1959，p.393.
[26]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Barbara and Robert North（trans．），London：Methuen，1959，pp.215，387—388.
[27] Sigmund Neumann，“Towar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Sigmund Neumann（ed．），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402.
[28] Gabriel A．Almond，“Introduction：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Gabriel A．Almond，and James S．Coleman（eds．），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p.39—40；Gabriel A．Almond，“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18，No.3，August 1956，p.397.
[29] Gabriel A．Almond，and G．Bingham Powell，Jr.， 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Boston：Little，Brown，1966，pp.102—103，107.
[30] Gabriel A．Almond，“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18，No.3，August 1956，pp.392—393，405；Gabriel A．Almond，“Introduction：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Gabriel A．Almond，and James S．Coleman（eds．），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42.
[31] Gabriel A．Almond，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p.28—29.
[32] Val R．Lorwin，“Segmented Pluralism：Ideological Cleavages and Political Cohesion in the Smaller European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No.2，January 1971，p.148.
[33] Walker Connor，“Nation-Building or Nation-Destroying?” World Politics ，Vol.24，No.3，April 1972，p.319.
[34] Lucian W．Pye，“The Non-Western Political Proces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20，No.3，August 1958，p.469.
[35] Clifford Geertz，“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c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Clifford Geertz（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Free Press，1963，pp.109—113.
[36] J．S．Furnivall，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rma and Netherlands Indi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8，p.304．
[37] 参见如O．D．van den Muijzenberg， De “Plural society”: Een onderzoek naar gebruik en bruikbaarheid als sociologisch begrip， Amsterdam：Sociologisch-Historisch Seminarium voor Zuidoost Azië，1965，pp.114—116；及Ira Katznelson，“Comparative Studies of Race and Ethnicity：Plural Analysis and Beyond，”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5，No.1，October 1972，pp.135—154。有关不同的观点，可参见Michael F．Lofchie，“Political Theory and African Politics，”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6，No.1，May 1968，pp.10—15。
[38] John Stuart Mill， Consideration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York：Liberal Arts Press，1985，p.230.
[39] 这是利奥·库珀（Leo Kuper）对史密斯理论的总结，见Leo Kuper，“Plural Societies：Perspectives and Problems，” in Leo Kuper，and M.G.Smith（eds.）， Pluralism in Afric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14。
[40] Lucian W．Pye，“Identity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 in Lenard Binder et al.，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117；Lucian W．Pye， 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Little，Brown，1966，p.38．关于国族建构方面的研究文献，有一个总体性评论，参见Stein Rokkan， Citizens，Elections，Parties: Approaches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rocesses of Development ，Oslo：Universitesforlaget，1970，pp.46—71。
[41] Leonard Binder，“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8，No.3，September 1964，p.630.
[42] Samuel P．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34.
[43] Edward Shils，“Centre and Periphery，” in Paul Ignotus et al.， Personal Knowledge: Essays Presented to Michael Polanyi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1th March 1961，pp.117，118，124，128.
[44] Rajni Kothari，“Introduction：Variations and Uniformities in Nation-Building，”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23，No.3，1971，p.342.
[45] Edward Shils，“Centre and Periphery，” in Paul Ignotus et al.， Personal Knowledge: Essays Presented to Michael Polanyi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1th March 1961，p.126.
[46] J．S．Furnivall， Netherlands India: A Study of Plural Econom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9，p.446.
[47] J．S．Furnivall，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rma and Netherlands Indi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8，p.307．在该书中，弗尼瓦尔将美国和加拿大这类国家描述为具有“多元特征”的社会，但还并不是多元社会（p.305）。但是，奥利弗·C．考克斯（Oliver C．Cox）则声称，出版于1948年的这本书，其内容的写作肯定早于1939年出版的《荷属印度》（ Netherlands India ）。参见Oliver C.Cox，“The Question of Pluralism，” Race ，Vol.12，No．4，April 1971，pp.392，400。弗尼瓦尔对多元社会与具有多元特征的社会的区别，类似于史密斯对多元社会与异质社会所作的区分。参见M．G．Smith，“I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of Pluralism，” in Leo Kuper，and M．G．Smith（eds．）， Pluralism in Afric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p.28—29。
[48] James S．Coleman，“The Development Syndrome：Differentiation-Equality-Capacity，” in Lenard Binder et al.，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74．也可参见Ali A．Mazrui，“From Social Darwinism to Current 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 World Politics ，Vol.21，No.1，October 1968，pp.70—75。
[49] Gabriel A．Almond，and G．Bingham Powell，Jr.， 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Boston：Little，Brown，1966，pp.105，306.
[50] Alfred Diamant，“Is There a Non-Western Political Process? Comments on Lucian W.Pye's ‘The Non-Western Political Proces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21，No.1，February 1959，pp.125，126.
[51] J．S．Furnivall，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rma and Netherlands Indi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8，pp.489—490，503，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