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比较政治学者以及那些从事区域或国别研究的专家们，也许并不属于彼此称赞的社会。但是，他们需要对方的作品以建构并积累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创作这本广泛比较（横跨六个大陆的政治体系）的著作过程中，我得以重新领会这些专家的研究成果，并广泛地运用了它们。在注释中我注明了出处，以说明我所引用的是哪位学者的观点。但是，我还是想在此强调我所受的恩惠，并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我深深地感谢那些被汉斯·达尔德（Hans Daalder）称为协合民主分析的“开创学派”的比较政治学者。除达尔德本人，这个学派还包括：卢克·哈伊塞（Luc Huyse）、格哈德·莱姆布鲁克（Gerhard Lehmbruch）、瓦尔·R．洛温（Val R．Lorwin）、肯尼思·D．麦克雷（Kenneth D．McRae）、埃里克·A．诺德林格（Eric A．Nordlinger）、小G．宾厄姆·鲍威尔（G．Bingham Powell，Jr．）和朱尔格·斯坦纳（Jurg Steiner）。他们的研究与我的研究是并行的，但是在解释和结论上经常与我分道扬镳。尽管如此，他们的研究还是经常给予我灵感并一直激励着我。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阅读了本书草稿并提出批评意见的学者们，他们是：迈伦·J．阿罗诺夫（Myron J．Aronoff）、赫尔曼·巴克维斯（Herman Bakvis）、科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F．C．恩格尔·古特曼（F．C．Engel Gutmann）、米尔顿·J．易斯曼（Milton J．Esman）、赫尔曼·R．范岗斯特伦（Herman R．van Gunsteren）、伊曼纽尔·古特曼（Emanuel Gutmann）、西奥多·汉夫（Theodor Hanf）、乌尔夫·希梅尔斯特兰德（Ulf Himmelstrand）、蒙特·A．霍斯福德（Monte A．Horsford）、勒内·勒马钱德（Rene Lemarchand）、欣·西克·伦格（Hin Seak Leng）、R．威廉·利德尔（R．William Liddle）、R．A．J．范利尔（R．A．J．van Lier）、洛温、麦克雷、肯尼思·麦克罗伯茨（Kenneth McRoberts）、约翰·迈泽尔（John Meisel）、R．S．米尔恩（R．S．Milne）、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se）、乔瓦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J．H．斯佩克曼（J．H．Speckmann）、约翰·E．特伦特（John E．Trent）、R．K．瓦西尔（R．K．Vasil）、道格拉斯·弗尼（Douglas Verney）、彼得·维顿（Peter Verton）、J．H．怀特（J．H．Whyte）和史蒂文·B．沃利尼茨（Steven B．Wolinetz）。

我还要进一步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国际研究院，它在这项研究的早期阶段给予我慷慨的资助。该书的部分手稿，写于1972年我在堪培拉（Canberra）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政治学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以及1974年至1975年我在瓦森纳（Wassenaar）的荷兰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员的时候。我非常感激这些学者身份能让我不受干扰地阅读、思考和写作。莱登（Leiden）大学法律系的资助，使我能够在1975年访问苏里南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并作短期研究。

本书的部分章节，其早期版本曾在多个专业研讨会上发表，包括：1971年8月于意大利的贝拉焦（Bellagio）召开的“高度工业化社会的比较分析研讨会”，1972年6月于堪培拉召开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与通识学院政治系“共同合作进步研讨会”，1973年8月于蒙特利尔（Montreal）召开的“国际政治学会第九届大会”，以及1976年8月于比利时鲁汶（Louvain）召开的欧洲政治研究联盟“多元文化的政治研讨会”。我从这些会议中得到很多极有帮助的评论和建议。最后，我要感谢相关杂志准许我重新刊出发表于以下论文中的若干段落：“Typologies of Democratic System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1，No.1，April 1968，pp.3—44；“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Vol.21，No.2，January 1969，pp.207—225；“The Northern Ireland Problem：Cases，Theories，and Solu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No.1，January 1975，pp.8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