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是当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话题。

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承认，今日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谓“发展中国家”，英文译作developing country，与之相对的“发达国家”则是developed country，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发展的过程，而发展中国家则还处在发展的过程中。通常，区别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主要是根据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来判断的，为此人们提出了包括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NI（国民总收入）、CDI（综合发展指数）以及国民幸福指数（NHI）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指标。但是，如果进一步考究，汉语中的“发展”意味着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而develop一词在英文中的基本释义就是“（使）成长起来变得更大、更丰满，或者变得更成熟、组织化程度更高”。从这个意义上来阐释“发展中”和“发达”，就不能仅仅囿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判断，而应全面地、综合地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发展水平来理解。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政治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发展，政治发展必须适应经济发展。适时的政治发展将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和保证，而严重滞后的政治发展则可能拖延和阻碍经济发展。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伟大的进步，但相对说来，今日之中国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政治发展的任务。应该看到，今天中国的政治发展的程度，民主进程、法制化所达到的水平，民主所实现的范围和程度，公民权利实现的内容和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等等，与六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不少进步，但同时也应该承认，离广大人民的期盼、离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国家治理能力的需求和对民主权利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如果不体察这种距离，是很危险的。

和经济发展一样，政治发展同样意味着要完成现代化的进程，尽管这个进程在不同国家，由于不同的国情，会有不同的起点、不同的道路、不同的模式。不同的人对政治现代化的理解会有所不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也不同，譬如，政治发展的目标和前景，政治发展的过程和形式，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政治体系的综合能力，社会的组织化和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现代政治意识的普及和政治文化的改造，等等。但是，人们对“政治现代化”这个总的发展趋向大概不应该有什么异议。而对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表现，大概也没有什么可以置疑的，一般应包括民族国家的构建、民主化、法治化，尽管不同的国家会采用不同的形式，确定不同的具体指标。

不用讳言，关于政治现代化的种种概念，并不是产生自中国本土的，而是“舶来”的。中国的近代发展过程，就是先是落后挨打，然后学习欧美的过程，不仅学习欧美的船坚炮利，引进欧美的科学技术，也学习欧美的政治制度，引进欧美的社会、政治观念。随着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人学习的对象也进一步扩展，不仅学习过欧美，也学习过苏俄，而后也学习其他新兴国家的经验。

学习外国，译书为先。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的思想史、观念史、文化史就是从翻译开始的。翻译是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学习交流的必不可少的桥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古代中原的汉族与周边的其他民族之间，中国古代的统治政权与其他国家之间都保持了频繁的往来，因此，远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语际的翻译活动，历朝历代都设有专人专职从事翻译工作。但据说，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对华夏之外的语言的翻译工作始于西汉哀帝时期，从那时起直至20世纪初，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明代以前，中国人的翻译活动基本上限于佛经翻译，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才出现了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作品，如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鸦片战争前后，有了魏源等人介绍英、美、瑞士等国的议会制度，林则徐请人翻译了瑞士人瓦特尔编的《万国公法》，但大量翻译介绍西欧经济、政治学说则是戊戌变法之后，而其中最大贡献者当属清代“新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严复。严复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密尔（旧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欧洲近代的经典著作，开启了引进现代政治观念的大门。严复在从事翻译实践的同时，总结了翻译的经验，提出了翻译的标准，这就是他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的著名的“信、达、雅”。尽管今人对“信、达、雅”这三个字的理解比当初严复的解释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信、达、雅”作为对翻译水准的追求一直为负责任的译家所认同和坚守。人们接触域外的政治学原著先是阅读，但容易被忽视的是能阅读不等于能翻译，从阅读到翻译之间其实有相当的距离，要经过十分艰难的努力，要求译者的专业知识和双语语文都达到相当的水平。一般的阅读，可能并不一定要把每一句话都读懂，可以一目十行，明白其基本要义即可。翻译就不同了，必须句句到位，不仅字、词、句都得落实，疏通上下文，还要明白文字的语境，了解相关的知识和理论背景，在充分理解了原文后，要用自己的母语准确、顺达地表达出来，这就不容易了。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有时阅读一本译著，读了半天却读不大懂，文字别扭，语义不通，如果找来其原著看看，反而一读就懂了，这时就免不了会质疑译者的水平和责任心。因此，瞧不起翻译的想法当然是要不得的，而对于译者来说，忽视翻译的艰难，随意下手更是要不得的。

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翻译介绍的领域遍及科学技术、人文社会等各个领域，翻译出版空前繁荣。武汉大学的政治学同仁这些年来一直积极致力于介绍外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翻译了一批有影响的外国学者的政治学著作，如《美国式民主》《多头政体》《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财政危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预算民主：美国的国家建设和公民权（1890—1928）》《权力与财富之间》等，同时，为了提高翻译质量，我们在研究生中开设了“政治学英文文献翻译技巧与实践”课程。“政治发展与民主译丛”就是武汉大学政治学同仁在多年努力的基础上推出的一个翻译系列。我们希望，这个系列的推出将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进程有所贡献，我们也希望，这个译丛能够为中国的政治学发展有所贡献，并得到学界的检验、批评和指教。

谭君久
2011年8月于珞珈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