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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马斯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原来是《新华日报》以金条顶租的职工宿舍。1946年6月，在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驻沪联络处的成员租下这里，在那扇红漆大门上钉了一块铜牌，上面镌了三个楷书大字：“周公馆”，作为中共代表团在沪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当时中共办事处是借住，但国民党当局不同意中共公开亮相，只能以周恩来个人的名义挂牌。为适应蒋管区这一具体情况，即以“周公馆”作为对外公开名称。铜牌下端还刻有一行英文字：“Gen.Chow En-lai's Residence”，直译过来就是“周恩来将军官邸”。这里居住着周恩来及夫人邓颖超，以及董必武、李维汉等其他党员干部。
自5月初随着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而由重庆东迁，一直到同年11月19日因谈判最后破裂而撤返延安，在这风云变幻的7个多月中，周恩来副主席经常奔忙往返于南京—上海—南京之间，同国民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周公馆就是他受党中央、毛泽东重托，在国民党盘踞下的上海指挥战斗的总部。它对外作为办事处使用，中共上海工委也设在这里。在这里，周恩来曾多次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积极开辟反对蒋介石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战争。由此这里便成了众所瞩目、中外媒体聚焦之地。
周公馆是一幢坐北朝南、三层一底、被一道高高的黑漆竹篱笆围起的西式独立花园洋房，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南面，隔花园与梅兰芳公馆相望。庭园中种有一株雪松，挺拔苍翠，巍然屹立。园内，紫藤、蔷薇、冬青等树木花卉交相辉映，错落其间。
周公馆的一楼是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卧室、会客厅和大家的餐厅。二楼是外事人员的办公休息地点，从楼梯上来便是他们的房间。当时的年轻工作人员可说是家徒四壁、身无长物的无产者，除了床铺就是办公桌，故而它既是住处又是办公室。靠右边一间小室住着于产、许真夫妇。许真其时正处于临产状态。出了阳台往左拐，是一间较大的工作室兼卧室，住着乔冠华和龚澎（上海工委委员中管外事方面的成员）。房门对过楼梯口（周公馆靠北的一面）是陈家康、徐克立（南方局妇女组）夫妇的居室。陈家康是上海中共代表团的发言人，助手是王凝。文书的工作一般找他请示汇报。他们窗外下面是一条僻静的小巷。这条小巷也是有“眼睛”盯着的。从市区过来，首先看到的是陈家康夫妇房间的窗台。为了安全起见，在这个窗台上摆着一盆菊花作为警戒信号。每当有敌特或他们雇用的地痞流氓要来捣乱时，就把花盆撤掉。外出回家前要先打个电话问问，到家时还要先抬头看看这个窗台，见花盆还在，才能揿铃进门。三楼是董必武一家和其他办事处人员的卧室。
周恩来常在一楼大客厅接待四方来客、民盟朋友和文艺人士，他和他们纵谈国内战局、谈判动态，交互切磋，以达到宣传、教育广大中间力量和全国人民的目的。
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周公馆是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是特务警察监视、盯梢、捣乱、破坏的重要目标。在这里，打入国民党警察局的中共地下党员们，为保卫周公馆，展开了一场反监视、反破坏、反捣乱的斗争。
自1946年三四月间一些先遣人员“顶”下这所房子后，除面向梅公馆的这一面外，其他三面，都被国民党特务的眼睛盯上了。这里过去是法租界中很安静的高级住宅区，没有店铺，更没有叫卖的小摊小贩。可打从周恩来住进去，门前左右突然热闹起来了。装扮成各色闲杂人等的暗梢整天不停在窥探，对进出公馆的办事人员和来往动态无不严密监视，间或跟踪独行外出的同志。马路对面设了个从不见有人光顾的皮鞋修理摊。一些拉三轮的，装作候客总停在门口。卖香烟的小贩，剃头挑子，也在门前晃来晃去，一眼就看出是些最蹩脚的“演员”。连周恩来偕人外出有时也不能幸免。一次周恩来乘车离馆，中统特务的汽车紧跟不舍，最后他下车怒斥驱走了特务。文书每天外送通讯，路上都要学会“拐弯抹角”，迅速换乘牌号不同的电、汽车来回“甩尾巴”，甚至连探亲访友都得如此照办，以免“殃及池鱼”。
因为周公馆位于国民党卢家湾警察分局辖区内，“警委”卢家湾支部的同志们就在党的领导下，担负起了保卫周公馆的战斗任务。1946年初夏，支部委员宋玉龙从国民党军统方面探听到特务正在监视周公馆的情报。宋玉龙是派守在唐生明公馆的驻卫警，唐宅也是军统头目戴笠在沪的“行宫”。一天，戴笠坐轿车来到唐宅，下车进屋后，留在轿车旁的两位副官模样的人就谈论开了，只听他们说：中共有代表团在马斯南路，上峰关照要严加“保护”云云。宋玉龙获悉的情报引起了“警委”的极大关注。
这天傍晚，地处上海西区永嘉路上的一幢普通的平房，不时有穿西装和长衫的人进入。每每有客到，门口一位摆茶叶蛋摊的老妇便会发出一句叫卖声：“请买五香茶叶蛋！”旋即门半开，来者需对上暗语，方能进去。“警委”的部分领导就是在这间平房里，和卢家湾警察分局地下党支部讨论制定了保卫周公馆的紧急特别任务。
徐本初是卢家湾警察分局的三等警长，秘密身份是该分局中共地下党的支部书记。他介绍说：马斯南路属卢湾区警察局管辖，根据市局旨意，已派出调查科对周公馆进行全天候监视。调查科专事迫害爱国人士和进步人士。市警察局在给分局下达的第一批监视名单中，注明监视对象是团长周恩来、副团长董必武、秘书陈家康，另有邓颖超、李维汉、潘梓年、乔木等人。不久还将下达第二批补充名单。国民党当局十分害怕中共在统治区内公开设立机构，更害怕中共办事处与社会各界人士的接触，很可能窃听周公馆的电话，拆检邮件，盯梢出入人员，也可能制造车祸等，态势十分险恶。
接下来，与会者就如何反监视斗争展开讨论：打入警察局的地下党员要争取到那里站岗值勤，利用合法身份摸到第一手敌情；要在警察中分化瓦解，争取更多的力量；要及时将敌特动态传递给周公馆……
通过干事姜敏和支部书记徐本初，“警委”立即分头布置宋玉龙、李春荣、王锦来、许金根、李炳南等党员，借上岗、巡逻之机，进行实地调查、摸清敌情，以便进一步向上级党组织请示保卫周公馆的具体措施。按照党组织的布置，大家立即分头行动起来。
马斯南路是一条浓荫蔽日、幽静宜人的小街。这一天，街上突然出现了几位身穿黑色制服、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由北向南巡视而来，忽而停步查询过往的行人，忽而又敲响沿街住宅的门。有胆大的老百姓问一句干什么，回答是查户口的。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迹象，即使有一辆汽车停在路边，他们也要上去盘问一番。往日幽静的小街变得不平静了，仿佛进入了“戒严”状态。
他们不是别人，正是徐本初带领了几位地下党员，借巡逻之名，全方位地踏勘周公馆附近的地形。
在途经周公馆时，透过篱笆间隙，可看到院中一派生机，这里寄托着中国革命的希望。徐本初一行怀着敬仰之情，深情地注视着竹篱笆内的一切，他们多么想进去见见神往已久的周副主席。但不行。他们仅仅驻足片刻，里面的工作人员已对他们投来了警惕的目光。周公馆的保卫者，却不能直接与周公馆接触。地下党的纪律极其严格，有情况只能通过组织，由另一条渠道转告。
宋玉龙和李春荣也接连到周公馆周围察看了好几次，发现坐落在周公馆大门对面98号有一个小窗口，窗内似乎人影绰绰，里面有人在向周公馆探望。蓦地，有同志发现有一个光点在黑篱笆上晃动，他扭头寻去，光点正是从该院窗口里射出来的。他定神一看，原来里面有人装着刮胡子，凭借一面大镜子的反射，窥视着仅仅相距10米的周公馆。
这很可能就是敌特的监视据点，要不要进去查查“户口”，摸摸底细？不！切不可打草惊蛇。于是，这一行负有特殊使命的警察，装作悠闲地离去，实则心照不宣地对这一可疑之处多加留意，展开调查。
王锦来、许金根和李炳南也发现了这个小窗口，很快，他们通过内线了解到，这栋门前挂着妇孺医院招牌的建筑，是警察局调查科和中统人员的据点，里面的人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和市警察局政治科的特务。他们负责监视出入周公馆的车辆和人员，24小时昼夜不断，屋内还架有摄影机，会拍下进出周公馆的每一个人。并且根据警察局局长宣铁吾的密令，他们每天都要将所见情况汇总整理成“监视专报”，密封后直接送市警察局。此外，周公馆周围有好几家房子，都被特务机关强“租”下作为监视点。
就在“警委”同志调查摸底的日子里，国民党卢家湾分局奉命在周公馆附近的上海第二特区监狱（位于马斯南路285号，今思南路99号）北边增设了马斯南路派出所，所长对该所警察训话道：中共办事处就在近旁，本所责任至关重大，要“多加保护”“随时报告为要”。以上种种敌情，同志们都一一向“警委”作了汇报。不久，徐本初以个别谈话的形式，正式向有关党员传达了“警委”关于保卫周公馆的指示。他说：在中共代表团的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希望，保卫周公馆就是保证革命获得胜利，这是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听了上级的指示，同志们十分激动，表示要坚决完成任务。大家决定充分利用警察这一身份及职务上的便利，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为保卫周公馆作出贡献。随着国共双方在军事战场和谈判桌上斗争的日趋激烈，国民党当局对周公馆的监视也日益加紧。当局强化了周公馆对门医院里的监视点，除已在那里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市警察总局政治科的特务以外，又增派了卢家湾分局政治组的特务，三股力量合在一起，严密监视进出周公馆的人员和汽车，记录这些人员的特征及车号。
“警委”通过种种关系，将同志们安插进马斯南路派出所，有的当交通警，有的干起了内勤。这是一张非常微妙的监视网络。特务机构盯着周公馆的一举一动，我们的同志又从背后注视着他们的动向。在这一场“间谍战”中，往往出现这样的循环：特务窃取了周公馆的情报，我方一经获悉又反馈给周公馆，提请注意。于是乎，始于周公馆，又终于周公馆，而周公馆始终巍然不动，安然无恙。
当时，周公馆的一辆黑色轿车常常载着周恩来外出活动，特务的汽车则往往尾随在后。为挫败特务的阴谋活动，“警委”指示卢家湾警察分局地下党支部：要千方百计确保周公馆汽车安全进出，畅通无阻。于是同志们就把手中的红绿灯作为战斗的武器，只要一看到周公馆的汽车，就大开绿灯。马斯南路、复兴路口和重庆南路、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口各有一处红绿灯，只要这几处交通岗上是他们在执勤，周公馆的汽车就能畅通无阻。而一发现跟踪的橘黄色特务汽车（不使用时，一般停在复兴西路北边），他们就立即打开红灯拦截，以便让周公馆的汽车甩掉尾巴。有一次，一辆特务汽车从周公馆门口跟踪而至，见交通警察开红灯，只得被迫停下。车上的特务虽然对着我们的同志大骂了一阵，却始终不敢暴露他们的真实身份，好容易等到放行，周公馆的汽车早已远远离去。
徐本初还利用警长身份，以查岗为名，骑着自行车在周公馆附近转悠，向值岗警察中的党员逐一布置任务。但凡发现有来历不明的汽车停留，就以此处不准停车为由，设法把它撵走。
敌人的监视虽然严密，但他们增派的卢家湾分局的特务和“警委”成员本是同事，利用这一点，同志们常常趁巡逻或下差路过医院的时候，故意问他们：“你们老是蹲在这里做啥？”往往问得他们无言以对，相当尴尬。时间一长，有些特务也不再回避他们，有时眼珠朝四周转转，悄悄地指指对门，说是“没办法，看看人头，记记汽车号码”；有时还叹叹苦经，说是件苦差事。在这种时候，同志们往往表现出十分同情的样子，向特务递上一支烟，装作漫不经心地说：抄汽车号码有啥用场？上海的汽车号码多得很，随便写几个交交差算啦，何必盯牢看，看得眼睛也发酸。这种“同情”的表示，一定程度上起到松懈他们斗志的作用。久而久之，特务监视时无精打采，甚至开起小差。
一回生，两回熟。有时，“警委”的同志会拿几张舞票或电影票来找特务，“老弟辛苦了，请你去看一场美国最新电影《出水芙蓉》，怎么样？”特务一听很高兴，就将值勤记事本朝他们手里一塞，“老兄，帮帮忙，拜托你今夜给我记一下。”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特务一走，“警委”同志就拿起笔，胡乱地涂几个数字，把本子丢在一边。不久之后，特务的跟踪往往徒有其名。周公馆的汽车，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四通八达。
在斗争中，大家充分发挥了每个人的主动性和聪明才智。无论是在预先布置的场所还是在一些偶然的场合，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们都处处提高警惕，绝不轻易放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与国民党特务展开机智的斗争。
有一次，悼念叶挺飞机失事大会在玉佛寺举行，周恩来出席了大会。在上级党组织安排下，徐本初立即前往参加保卫工作。又有一次，国民党三青团分子假冒学生和苏北难民在周公馆附近闹事，他们狂呼乱喊，在墙上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寻衅闹事。正在马斯南路上岗巡逻的地下党员张文汉、王锦来，见状立即赶上前去寻找借口加以驱逐。驱逐的借口是：上峰布置过“保护”任务，如果闹出事来，我们可担当不起。这种理由在其他警察看来也是冠冕堂皇的。因此，他们和我们的同志一起驱逐了这些三青团分子。
同志们还借口搞清洁卫生，“喝令”一些拾垃圾的孩子，把特务粘在墙上的标语撕掉，把涂在地上的字句擦掉，然后拿些钱给他们。有时候，大家偶然得知周恩来的行踪，也主动前去保卫。一次，他们在中正南二路南昌路口的啤啤理发店附近看见停着军调处的汽车，估计有周公馆的人员在此理发。王锦来就利用苏北同乡的方便，与理发师傅闲聊，证实了这个猜测。从此以后，只要发现周恩来或周公馆其他同志在那里理发，就主动在周围来回走动，加以保卫。因为穿着警服的缘故，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在监视呢。
周恩来有时去梅兰芳家，同志们看见了，也主动在梅宅附近加以警卫。在每天晚上例行巡逻时，大家也始终不忘各自担负的重任。那时他们的巡逻路线是：重庆南路—林森中路—复兴中路—马斯南路—建国西路，周公馆正好处在这条巡逻线上。于是大家就以“巡逻”的名义，执行保卫周公馆的任务。在巡逻时，他们仔细地观察周公馆附近的动静，随时准备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事件。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常常看见周恩来在汽车间的平台上挥手送客。望着周副主席那坚毅、亲切的面容，大家对祖国的明天充满了希望。
周恩来经常在周公馆举行招待会，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分析国内时局与和平前途，这引起了当局的恐惧。特务机关便派出特务，乔装打扮，几次混入周公馆刺探情报，但由于被“警委”的同志及时察觉，特务的勾当无一次得逞。
1946年7月11日晩间，长期以来热心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了。四天后，闻一多又在昆明惨遭特务的毒手。噩耗传来，周恩来一时难抑心头的悲愤，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他当即决定，在周公馆举行一场具有相当规模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很快“警委”就获悉，有中统特务冒充记者身份，且有合法的记者证，也将混入这次招待会，企图起哄捣乱。于是，迅速将此情况告知周公馆。周恩来毫不畏惧，当天下午3时，他身着一套陈旧的灰色派力司西装，打一条朴素的深色领带，挥舞着手臂，慷慨激昂，严厉痛斥国民党特务暗杀李、闻两先生的卑劣行径。结果特务反被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语震动，悄悄地中途退席，溜之大吉。
另一次，周恩来宴请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有于伶、黄佐临、吕复、周信芳、丹尼、白杨等。宴席是向南昌路洁而精川菜馆预定的。但是，在电话通知中，警察局调查科特务窃听到请客的消息，立即向洁而精川菜馆施加压力，由特务冒充侍应生与菜馆工作人员一起，混入了周公馆。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警委”同志很快得知这一情报，立即向上级汇报，于是周公馆预先作了周密的安排。宴席开始之前，陈家康乐呵呵地告诉来宾：“今天，大家在这里可以畅所欲言，‘耳目’已被我们关在厨房里了。”原来，菜馆人员被限制在厨房内操作，一概不准进入客厅，厨房门口有专人把守，即便如端菜和清理台桌的杂活，也都由周公馆里的工作人员来干。特务尽管混入，却根本无法见到宴会的场面，也听不到宾主的谈话，一无所获。
1946年8月1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国共内战“调处失败”。10月下旬，国民党的军队攻占张家口和安东（今丹东）。奉毛泽东、党中央电召，周恩来即将返回延安。特务机构得知周恩来将要撤离的消息后，更加变本加厉地猖狂行动，甚至策划以撞车的卑劣手段来暗害周恩来。一时间，周公馆门前一片刀光剑影。
“全力保护周恩来同志安全撤离”，成为每一位地下党警察的心声。在那段日子里，同志们的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这一天终于来临了。那是11月的一个夜晩，“警委”同志早已各就各位，以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性事件。
“警委”成员王锦来是交通警，当晚正好上岗。他负责把守马斯南路复兴路口的红绿灯，发现复兴路以北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内有几个人在探头探脑，一看车牌号，就明白了几分，“这是中统特务用来跟踪的车子，我得设法拖住它”。他沉住气，手握住红绿灯扳手，目光灼灼，注视着马斯南路107号大门。
“吱”的一声，周公馆大门悄悄打开了，里面驶出一辆牌号为17360号的墨绿色轿车，他立即打开绿灯放行，轿车风驰电掣般一闪而过。守候一旁的特务赶紧发动车子，准备穿过马路，紧随其后，不料吃了“红灯”，被迫停在路口，眼见着周恩来的车子跑得无影无踪。
三年后，这些昔日保卫过周公馆的卫士，又肩负起了保卫大上海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