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000多名上海失业警察的复职斗争

1910年张承宗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早在青年时代，他便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追求革命。1935年4月参加革命，加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2月，参与组织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并任第四大队队长。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初期，张承宗曾负责过联系中法校友联谊会的工作，该联谊会有一小组党员在法租界巡捕房里担任职员、翻译、警官方面的工作，如张云啸、吴复培、郑振华、袁锟田等，直至日军侵占租界，这些关系交给江苏省委的情报委员会负责。1945年日本投降后，受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委派，张承宗负责中共上海局，领导上海警察局内地下党工作。不过上海解放前他从未踏进过上海租界巡捕房或国民党警察局的大门，而是到地下党有关同志的家里，或者到约定的掩护机关里会面或开会。他就这样一直工作到上海解放前夕，这之后他所领导的警察工作交给了领导市政公安局党委的李士英。

抗战甫胜，国民党接管上海。当时上海人民以为受苦难、受煎熬的日子过去了，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的日子来到了。然而很快，来到上海的“接收大员”们让民众大感失望。他们如狼似虎地忙于“劫收”抗战胜利果实，不顾人民死活，四面出击。“劫收”工厂后，复工无期，大量工人失业，还颁布法令，不准罢工罢课，不准游行示威。那些“劫收”大员还到处抢夺敌伪财产，大搞“五子登科”（即金子、票子、车子、房子、女子），有时因为互相争夺，甚至纠集多人，持械斗殴。他们还勾结敌伪，重用汉奸，一些叛国投敌、作恶多端的汉奸摇身一变，成为“忠于党国”的英雄，参与“劫收”活动；而长期坚持与敌伪进行斗争的工人、职员、学生却被称为“伪工人”“伪职员”“伪学生”，要加以“甄别”。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当局连续发布各种禁令，禁止罢工、罢课和集会、游行。因此，冲破国民党禁令，消除部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是摆在地下党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

国民党政府当局接管上海警察局后，要对警察进行甄别，要警察交铺保（由两家商店在保证书上盖章）。此时，一些被汪伪警察局以抗日及其他种种借口开除的警察，经常三五成群地聚谈就业问题。他们认为自己是被汪伪开除的，现在抗战胜利了，理应复职就业，以便养家活口。“警委”书记邵健和副书记刘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派了颜筱云和窦敬良等几个失业警察中的党员去深入了解群众的情绪，掌握群众的动态。“警委”还以颜家为秘密联络点，专门汇总研究这方面的工作。联络点由刘峰负责联系，经常来联络的还有“警委”干事苗雁群、刘诚等人。

“警委”认为，鉴于广大失业警察普遍怀着渴望复职的迫切心情，地下党应及时把他们组织起来向当局游行请愿，要求复职，这样，既可解决一部分失业警察的生活问题，又可扩大社会影响，对工人复工斗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还可乘复职之机，让一部分党员和基本群众打入敌人内部，以积蓄力量，长期潜伏。据此，“警委”请示了中共上海市委。市委指示，要趁敌人刚来，脚跟未稳之时，给他们当头一棒，打破抗日胜利后上海的沉默气氛，冲破国民党不准罢工、罢课，不准游行示威的法令。

1945年9月，“警委”以经济斗争的形式，发动了一次有1000多名失业警察参加的要求复职的游行请愿。“警委”首先向各支部说明开展复职斗争的意义，要求各支部做好在职警察的工作，用真人真事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罪恶，发动警察反甄别、反交保，并要求每月给两天休息日，要使他们同情和支持失业警察，起码要做到不破坏、不镇压失业警察的斗争。当时据大家初步估计，1941年至1945年间，被日寇汪伪开除的警察有一千几百人，除了极少数是党员外，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党的基本群众。他们遍布于上海各个角落的贫民窟里，尤其在普陀区长寿路樱华里、大旭里、梅芳里，江宁区昌平路、东京路（今昌化路）三乐里、麦根里、通安里，新闸区斯文里，杨浦区华忻坊，虹口区香烟桥一带更为集中。对以上各处，“警委”分派专人负责串联。同时，发动失业警察互相联系，互通情况。有一个外号叫“大头菜”的老警长在失业警察中，人头熟、人缘好，家中人少房间大，进出聚谈比较方便，大家就请他出面，邀请失业警察到他家聚谈。没过几天，失业警察越聚越多，他家容纳不下了，就将聚集地点改为胶州公园（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将胶州公园改名为晋元公园。1949年以后改为静安区工人体育场，北部兴建江宁电影院）。这个公园地方偏僻，游客不多；加上门警和管理人员都与警察相识，于是，胶州公园便成了失业警察聚会的场所。

9月中旬，胶州公园经常人头济济，连闸北、南市、浦东原中国地界的失业警察也纷至沓来。失业警察有了这一集会地点，斗争情绪愈益高涨。“警委”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便要党员放出消息：凡正式要求复职的失业警察，可携带印章去胶州公园登记，以便联名向当局请愿。同时，委派颜筱云起草了一封联名请愿复职的长信，誊写在一本契约簿上，以备失业警察登记时签名盖章之用。联名登记约在9月中旬。在登记的那些日子里，地下党员在胶州公园的后门口摆起一张八仙方桌，凡自愿要求复职的失业警察，就在联名信上签名盖章。考虑到游行请愿等活动需纸张等费用，所以规定登记者，随交两毛钱。登记约搞了三天，人数已过千。登记后，大家根据“警委”的指示，在胶州公园举行了两次集会。

集会的主要目的，一是继续发动群众，以坚定群众的斗争信心和决心；二是推选代表，以便“警委”通过代表公开领导这场斗争。关于代表名额，“警委”经研究确定，党员占四分之三，群众占四分之一，党员代表人选由党员在集会上提名争取通过。最终推选的结果是，党员中苗雁群、刘诚、窦敬良、贾永顺和颜筱云当选为代表，群众代表则是一个姓王的老警员。“警委”领导这场斗争的具体分工是：书记邵健全面负责，副书记刘峰分管失业警察的发动工作，副书记马益三着重做好在职警察的支援工作。根据“警委”的指示，几位代表围绕着游行请愿这一中心任务，作了具体的部署。

首先，登记的失业警察按照其原来所属的分局汇总编排。这个做法有两个好处：一是原各分局的人员相互熟悉，关系较深，在游行请愿时便于照应；二是有利于加强统一领导，物色骨干力量和基本群众。在确定游行请愿时，以原分局所属的人员为基本单位，每基本单位分成若干排，每排四人。其次，加紧做好游行请愿的物资准备工作。如书写横幅、标语，购买纱布、药品等等。书写工作由柏华英承担，医疗工作由何德贤负责。第三，设想了游行请愿的初步方案。确定游行路线为：从胶州公园出发，沿胶州路经康定路（或北京西路）拐入江宁路（或石门二路），再转入南京路，沿南京路向东进入河南路拐入福州路，直抵警察总局。考虑到沿途可能遇阻，又拟定组织少数联络人员，按既定路线先行，如遇阻拦，立即返回报告，并派出代表数人与之说理，争取同情。游行队伍如遇武装冲击，则不坚持硬拼，采取化整为零分散前进的方式，然后再集中于福州路警局门口，而推选出来的代表则坚持与阻拦人员论理，并率少数人赴总局谈判。至于队伍的集散，则根据当天斗争的情况由代表商议后临时决定。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警委”决定于9月25日举行失业警察要求复职的请愿游行。

那天清晨，1000多名失业警察聚集于胶州公园。上午8时半，失业警察组成请愿游行队伍整装出发。队伍由苗雁群暗中带队。队伍前头是一条上海失业警察要求复职的大横幅；队尾跟着几辆三轮车，一辆坐着何德贤，装作医生随带药箱，一辆坐着颜筱云和柏华英，随时注意沿途动向，如有紧急情况，即可往返策应。大家扛着大旗和横幅，从胶州公园一路高呼“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复职！”等口号，按预定路线抵达警察总局，沿福州路分列东西两旁。

国民党政府当局没有料到接管上海还不到两个月，竟出现了示威游行队伍，大为惊慌，一面同代表谈判，一面下令警察驱散人群。接着，刘诚、窦敬良、贾永顺等四名代表进入警局大门，说明来意，要求局长宣铁吾接见，并递上联名请愿复职信。过了好长时间才出来一个督察处的“三朝”（租界、汪伪和蒋帮）人物施思谦，“传令”说：“局座有要公在身不便接见，但代表可以留下。不过队伍聚集总局大门，有碍观瞻、影响交通，可至二马路教堂内等候。”为了使斗争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大家决定把队伍转移到二马路（今九江路）教堂内。四位代表则上楼再次要求宣铁吾接见。在代表的坚持下，副局长俞叔平“传令接见”，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一个一个地分别接见。起初，代表们仍坚持要一起接见，后因相持不下，姓王的代表动摇了，单独去见了俞叔平。隔了约十几分钟，姓王的出来说：“不当代表了。”说完就下楼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窦敬良冲进俞叔平的办公室，说他代表一千多名失业警察要求复职。俞叔平却说道：“你们没有复职的权利，因为你们是伪警。要复职去找汪精卫。”窦敬良回答说：“抗战期间，我们捐过不少钱，我们都有一颗爱国的心；正因为我们爱国抗日，所以才被汪伪开除了，现在抗战胜利了，爱国的警察难道就没有复职的权利吗？”俞叔平蛮横地表示，被汪伪开除的警察，他是不能同意复职的。窦敬良从俞叔平那儿出来后，把刚才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刘诚、贾永顺。于是三人根据预定的目标，坚持要见宣铁吾。

见请愿代表不肯屈服，警局竟把三位代表拘捕起来，关进了拘留室。时近中午，静候在教堂里的大队人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这时，姓王的代表走来了。大家焦急地询问谈判结果并打听其他三位代表的下落。谁知姓王的却说：“当局说复职是决不会成功的，要求大家解散回去。我这个代表再当下去，以后的饭怎么吃呀！”一听此言，队伍一下子骚动起来，有人叫骂：“你这个走狗！”“滚，滚蛋！”有人高呼：“我们要复职！”“我们要吃饭！”接着施思谦又来到了教堂，说什么应该解散回家，不必在此久等。苗雁群不等他说完，就在人群中喊道：“施思谦是英国走狗、日本汉奸！”群众也一哄而上，高声叫嚷：“我们要见宣局长！”“宣局长今天不答复我们的复职要求，我们就是不解散！”“施思谦滚回去！”施思谦被轰走了，但仍不见三位代表回来。正在此时，马益三组织了各分局在职警察前来支援失业警察的斗争。他们送来了面包和开水。大家啃着面包，喝着开水，心里觉得有了依靠，情绪暂时稳定了下来。

下午4时许，“警委”在江西路电话局里紧急碰头研究。邵健、刘峰分析了当时斗争的形势，一致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要立即掀起一个斗争的高潮，以显示失业警察团结的力量，争取斗争的胜利。苗雁群和颜筱云根据“警委”指示，重新把队伍开到福州路警局门口，放声高呼：“我们要见宣局长！”“我们要求复职！”“放回我们的代表！”憋了一整天气的群众情绪激昂。此时，施思谦把头伸出北部四楼窗外，挥手喊道：“请大家回到教堂，宣局长要向你们训话！”于是队伍又重新回到教堂，席地而坐。

不一会儿，宣铁吾在一队骑警的护卫下来到教堂。他操着一口绍兴官话，气势汹汹地说：“你们是被日本人开除的，又不是我把你们开除的，怎么找我要求复职，要复职去找日本人。”队伍中有人高喊：“抗战胜利了，不找你找谁去！”宣铁吾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要大家先解散回去，复职之事等他们研究后再转言代表云云。队伍仍以“不答应复职决不解散！”“释放我们的代表！”等口号予以答复，宣铁吾见势不妙，只得悻悻而回。

被关在拘留室里的三位代表也一直大喊大叫要见宣局长，并抗议对他们的非法拘留。这样一直持续到晚上6时半以后，由于失业警察的要求合情合理，同时又得到社会舆论与在职警察的同情，当局考虑到刚来上海，事情闹大不好办，宣铁吾不得不同意接见他们，当众答复了要求，释放代表并同意适龄的失业警察考试合格后复职，具体办法可去警察训练所商谈。代表认为警察当局已基本同意复职，游行请愿的目标也已经初步达到，于是表示接受，并约定10天以后去警察训练所商谈考试事宜。

晚上7时多，三位代表回到教堂报告了这一消息，大家个个欢欣鼓舞。因时间已晚，代表们宣布就地解散，并通知后天上午到胶州公园再议。次日，刘峰来到联络点，传达了“警委”对下一步斗争的指示。指出虽然我们原则上准备接受考试这一条件，但必须降低考试的要求，力争只须填写履历及测试一般常识。“警委”又估计到当局还会以年龄来限制，必须力争对年老体弱者给予救济，名册由代表负责造具呈报。

第三天上午，失业的警察们仍在胶州公园集会，由代表们总结了前天游行请愿的情况，着重指出当局原则上同意复职，这是大家团结一致斗争的结果。代表们又把“警委”关于继续谈判的意见以他们个人的看法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大家没有异议。为防止当局的言而无信，“警委”决定仍集体列队游行赴警察训练所，以壮声势。

10月4日上午7时，队伍在外滩公园门口集合，8时出发，经平凉路、江浦路、榆林路到达警察训练所。3位代表进所谈判，当局由总队长周静波为全权代表。在谈判中，周静波提出复职的两个条件，第一要考试，第二应试者要有小学毕业文凭，年龄要在35岁以下。代表表示不能接受，提出不限年龄免试复职。经过反复斗争，直到下午才达成4点协议：第一，考试形式为填写履历表及测试加减乘除和普通常识；第二，文化程度为初小，年龄放宽到40岁；第三，如果考试不及格，要录用为驻卫警；第四，年老的要给予救济，救济名册在一星期后由谈判代表负责造具呈报。谈判结束后，代表就地向大家宣布了谈判结果，队伍原地解散。

几天后，警察当局贴出重新考试的布告。失业警察分期分批去了榆林路警察训练所应试。参加考试的失业警察有800多人。考试时，文化程度较高的失业警察用各种方法帮助其他人填写履历表及常识测试题，从而增加了复职的人数。见榜录取者约有600余名，他们不久就进了警察训练所“训练”，3个月后被分配进各局充当警察。没被录取的则被编为驻卫警，人数约有150多人。至于年老体弱的，则由党员造了清册，报送总局，当局约于1946年四五月间发放了救济金。但谈判代表一个也未被录用。

这次“警委”领导的复职斗争，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职警察也达到要求，不再甄别、交保，但仍有数百人生活问题未得到解决。“警委”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就涉及租界时期许多老警察要求发还养老金这一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再与国民党警察局开展一场斗争。所谓养老金是在英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巡捕房的一项福利制度，即华捕每人每月都要从工资中提出3％至5％存入储金会，租界当局再贴一部分钱存储起来，作为年老退职时的养老金。日军占领租界后，储金会无形取消，原来存的钱也未发给大家。为了缓解华捕生活的困顿，当时党组织决定发动警察，向国民党政府要还这笔钱。“向国民党讨还养老金”这个主张一经提出，就得到了警察的热烈响应。

但国民党当局推说这是过去租界的事，与他们无关，拖了几个月不予解决。“警委”请示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后决定，于1946年春节正月初一，散发《告市民书》（由邵健、刘峰、苗雁群印发），争取社会同情支持，给国民党政府当局施加压力；同时发动有关警察到英国领事馆要求英国人解决。数百名被日伪开除的华捕，聚集到外滩英国驻沪领事馆门前。英国人见数百人围在门口，答应请示伦敦政府。后来英政府回电表示此事应由中国政府解决。“警委”进一步发动失业的老巡捕和他们的家属，扶老携幼，不断到国民党市政府门前哭闹，去索取养老金。当局迫于这种情势，又感到再不解决，会影响国际声誉，怕引起涉外纠纷，才作了妥协，向参加储金会的老警察发还了养老金，使失业的老巡捕暂时摆脱生活上的困难，对在职的老巡捕也有所补益。

随着这场复职斗争取得全面胜利，共产党在国民党警察系统的力量又有了加强。 V1yHnJEmQw87zGpj2xbyLZ9Lu4FBLo2RBbV7UPbtDr6G4Thjp2RkFlonq554vB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