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三勤”教育与“根据需要而不是根据可能”的巡捕房建党方针

1938年，江苏省委考虑把巡捕房中我地下党斗争作为工人运动的一部分，改由江苏省委工会负责人刘宁一负责领导。其时特支党员20名。刘宁一刚负责领导巡捕房地下党时，党员人数不多，后来陆续发展了一批。那时巡捕房地下党的组织名称，没有明确是党委、总支、支部，就叫巡捕房地下党委员会，书记是刘泮泉，委员有邵健、刘峰、许孔珊，之后贾荣顺、马益三、张玉清也成了委员。马文林不是委员，但他负责法租界巡捕房一个支部，那里有三五个党员。这一时期巡捕房地下党组织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刘宁一代表江苏省委负责领导巡捕房地下党委员会，委员会下面在若干巡捕房设有支部。组织联系的方式根据发展的系统来确定，即谁在哪个巡捕房发展党员，就由谁负责联系。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不参加支部，单独成立组织，为党组。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将租界巡捕房改为警察局，对中国人民实行严格控制，推行奴化教育，颁发“良民证”，建立联保组织，一人犯法，全家遭殃，一户犯法，千户遭殃。一旦发生事故，全区封锁，十天半月不许进出，不少人受饥挨饿，甚至死去。同时，经常“戒严”“清乡”，实行黑暗恐怖统治，租界巡捕房地下党的工作开展环境进一步恶化。

早在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中即提出：“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党组织根据该方针和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指示，不再大量发展党员，以隐蔽自己、巩固组织为主，达到长期埋伏的目的。当时根据党中央的“三勤”政策，也提出了对巡捕房内党员开展“三勤”教育，即勤学、勤业、勤交友：勤学就是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以及其他整风运动的有关文件，贯彻党的意图，做好党的工作，同时了解敌人统治人民的策略和搜刮人民的方法，以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勤业就是利用自己的职业作掩护为党工作，同时不做违背人民利益的事；勤交友就是广泛地交朋友，开展深入细致的交心谈心活动，发展同情者和支持者以作为将来的同盟。把自己融入群众之中，摸清情况，利用和引导回乡探亲或因生活困难送家属回乡的警察，以及来沪探亲的警察家属，宣传介绍解放区与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的不同情况，使警察们通过三种不同地区的对照，产生对共产党、对解放区生活的向往。当时有些警察，因为家在解放区，有的被警方淘汰，有的主动离职，纷纷回乡参加抗日工作。

这一特殊时期，在巡捕房警察中的建党方针也有所调整：根据需要而不是根据可能。也就是说，即使在某个部门或单位有人要求入党，也符合条件入党，但发展与否则要根据地下斗争的需要，若在这个部门本来已有一批地下党员在那里活动，那么就暂不发展。当时中央规定，在白区斗争中，地下党要精干，人多了，体量大，势必接触也多，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一个千把人的大厂，有十来个人也就够了，重质不重量，关键是在要害部门发展党员。

怎么才能在要害部门发展党员呢？在工厂就是打入重要的车间和重要的技术部门；在巡捕房，就要打入政治工作部门，当巡官也是一种办法。总之，要想方设法往上爬，往里钻。越往上爬，越往里钻，对党的工作就越有利，获取情报也就越多。比如当时的特别支部成员刘友谅，靠着自己的胆大心细，成功打入了巡捕房政工部，搞到不少情报，所以后来就由地下党委员会特别联系。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占领上海，为了镇压上海抗日爱国人士，霸占了威海路一所中学的校舍，组成以日本宪兵特务为骨干，也吸收部分中国警察为辅助力量的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热爱祖国、献身革命的刘友谅就奉组织之命，打进了这一虎穴狼窝，为共产党和人民千方百计取得情报，并尽可能援救抗日志士。

1979年冬天，作家郑秀章为了写好长篇小说《浦江红侠传》，采访了新中国成立前打入日伪、国民党警察系统的共产党地下特别支部老共产党员刘峰、刘友谅等同志，尤其是刘友谅，讲述了很多他当年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郑秀章写道：

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听到一名中国通的日本特务在接电话，对方告诉这特务，有一名抗日分子从苏北来沪，在某时到某码头，与同党接头，云云。这名日本特务立即电话布置76号汪伪特务去逮捕接头人。他听后焦急万分，当时他通知组织上转告已来不及，而且也不知这位从苏北来的同志是哪一系统的，一时无法联系。他冷静分析后，估计76号汪伪特务执行日本特务的命令不会那么敬业，这伙吃喝嫖赌的汉奸败类，松松垮垮，多少会拖延一些时间。于是，他借口出外办事，果断地跑到某码头。果然汪伪76号特务尚未赶到，他身穿伪警制服，在码头上大摇大摆走来走去，注视着可能是在此接头的苏北来人。他说，我这么装腔作势，估计苏北的同志会提高警惕，赶紧撤退的。后来，事实证明，晚到一步的76号特务扑了个空。

记得他还告诉我，他身在虎狼窝中，由于工作需要，练就了独特的记忆力与识别力。例如，重要的电话号码，他只消听一遍就牢牢记住。与他同一办公室的日本特务背对着他打电话时，他听着拨电话盘的声音长短，就知道电话号码数字，立即知道这电话打到何处，并从日本特务的电话交谈中获得重要情报，晚上他便悄悄找上级领导转告这一天得到的情报。

他的工作极其重要，必须严格保守秘密，即使对自己的妻子也不能透露半点。而他因工作需要，经常晚上要出去送情报，又不能告诉妻子去哪里，不免引起妻子的误会和怀疑。因此，妻子有时悄悄跟踪，有时与他哭闹，他严守党的机密，又不便解释，使他很苦恼。后来上级领导以朋友、同事的身份，一再去他家，做他妻子的工作，情况渐渐有所改善。

刘宁一领导巡捕房地下党委员会的那个时期（1938—1942年），大致可分两个阶段，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还有英、法租界，他们在巡捕房发展了一批党员。同时，在当时群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的有利形势下，充分利用英、美、法统治阶级和日本军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结成广泛的国内、国际统一战线，从而使我们的地下党组织能在巡捕房中站得住脚。当时英、美、法各国与日本矛盾很深，他们利用这些矛盾，在巡捕房公开提出抗日，英、法巡官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此压制不是太多，不采取政治镇压。这样，巡捕房的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在抗日情绪上就有了共同点。党组织也就可以隐蔽在敌人统治机构内部活动，并借此保存自己的力量。

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群众的抗日情绪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新四军在淮南、苏北地区建立了很大一片抗日根据地，江南抗日游击队的活动范围很大，经常出没于上海附近一带。而往来于苏北、上海之间的群众也会不时捎来新四军抗日的消息，所有这些对群众的抗日情绪都起了很大鼓动作用。再加上巡捕中不少是山东人，有些人从山东老家带来八路军的消息，在巡捕房自然也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播开来。

当时，日本要把上海作为支援太平洋战争的物资供应地，残酷地对我国人民进行经济搜刮，提出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东亚新秩序的上海”“模范警察区”等，对各种物资严格管制，要有商统局的证明才能通行，这就需要把警察训练成为他们忠顺的奴仆。他们先从“整顿警界风纪”着手，要警察按章办事，奉公守法。为了对警察进行监督和控制，他们还在警察局成立了督察处、特高课，建立考勤制度，实行连坐法等，并要警察学习日文，接受奴化教育。中共巡捕房地下组织及时揭露了敌人的诡计，指出如果按照敌人的要求来做，就成了真正的汉奸警察，将被自己的同胞所唾弃、被世人所辱骂，并适时提出一些口号，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不为难中国人”“不买钱情买人情”“眼开眼闭敷衍了事”等，要求警察较普遍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抵制日伪的阴谋。

此外，党组织还在这些基础上，提出巡捕在当班时不要敲拉黄包车的竹杠，而要专找那些汉奸和贩运毒品的人的麻烦，罚他们的钱。当时上海有句抨击汉奸的最响亮的口号，叫做“上海不见，家里见；现在不见，将来见”。这句口号首先就是从巡捕房里传出来的，在上海市民中广为流传。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别以为你在上海充当汉奸无人知晓，一俟回到家里，就是解放区，总要揭底吧；你投靠日本鬼子，现在别那么神气，一旦鬼子跑了，这笔账将来是一定要清算的”。

另外，由于日军实行经济封锁，租界内物价飞涨，租界当局不但不增加华捕工资，反而减少米贴，使华捕生活日益困难，有些人为了生活，下班后兼做其他买卖，弄得精疲力尽，加上粮食、燃料等日常生活必需品都是控制极严的配给物资，人们普遍怨恨。党员根据党的指示，发动警察向日伪当局要求解决生活问题，要米、要面、要煤球。于是，有的分局在提出要求而得不到满足时就出现怠岗，这种情绪相互感染，此起彼伏，又看不出是有组织的行动。这样日伪不得不同意增加薪金和发给实物。

党还在福州路巡捕房发动华捕要求增加工资，实行罢岗斗争，其他巡捕房立即响应，形成整个租界的罢岗运动，造成帝国主义统治工具运转失灵的先例。各巡捕房推选代表一人（共24人）组成罢岗委员会，巡捕房党组织及时领导了这场斗争，特支书记刘泮泉和党员刘友谅、刘继霖当选为谈判代表，向租界当局提出要求：提高工资，改善服装，取消罚操，成立华捕互助会。英帝国主义在谈判中对代表进行欺骗、恐吓皆无效，恐事态闹大，即请工部局华董、租界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警务处副处长姚曾谟等人出面调停，结果除不同意成立华捕互助会外，其他均满足要求。这样大家就认识到只要团结起来与敌人斗争，就能取得胜利。

在这段时间里，巡捕房党组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进一步弄清了巡捕房内部的情况，利用了当时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方式和半合法方式，对华捕进行教育、培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发动和组织他们开展对敌斗争。经过长期的教育、培养和考验，慎重地将具备党员条件的华捕吸收入党。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约有党员40人，在公共租界（老闸、虹口、普陀、戈登路、汇司）、法租界的6个巡捕房建立了党支部，外围组织“新警同盟会”有200多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租界，形势发展对共产党很不利，工作更困难。巡捕房的党组织也有遭到破坏的可能。考虑到邵健在抗日宣传时有些暴露，刘宁一就决定让他撤到安徽明光去，开个布衣铺卖旧衣服，兼做交通员。1942年中央电令江苏省委机关和省委领导同志撤到华中局和新四军所在地淮南根据地，成立华中局城工部，部长是刘长胜，领导上海、江浙一带敌占区极其危险的地下工作。刘宁一在1942年10月16日离开上海。

当时地下党对安全保卫极为慎重。由于下级地下工作者遭逮捕的危险更大，所有支部或小组之间的横向联系都终止了，而上下级间纵向的联系也压缩到最低限度。少数几个在上海警察系统内部工作的干部，如巡捕房党的负责人邵健、刘峰、苗雁群、窦敬良等，一个个被召回淮南根据地城工部学习，有的进根据地的华中党校接受培训和整风学习，有的把家属子女带到根据地，在那里学习和工作。之后再被派回上海，分别负责党在警察系统内部10个小组的领导工作。

发展地下党员是很艰难微妙的工作，完全靠个人友情。通常先是对发展对象开展一段时间宣传工作，然后发展对象成为积极分子，再让其去建立前沿小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新”组织是“新友同盟会”和“新警同仁会”。

1942年，组织上考虑到刘泮泉有些暴露，决定让他撤到解放区去。他走后，巡捕房地下党就由邵健负责。解放前地下党员的斗争环境很艰苦，警察系统尤其如此。虽然党组织小心翼翼，采取小型分散、灵活多样、此起彼伏、消极怠岗等方式进行斗争，但日本特务机关还是觉察到有些警察不可靠，对与他们合作的中国警察深感怀疑，借口在警察中“肃清英美思想”，大量地开除有爱国思想和历次斗争中表现积极的警察。到了1944年底，有2000多名警察因此而被淘汰出了警察部队，其中有一些是共产党员。根据这种情况，党组织一边和当时坚持在浦东一带打游击的新四军三五支队负责人张锡珍取得联系，贴出了“欢迎警察兄弟参加抗日队伍”的标语；一边在警察中散播“此地不通，去找毛泽东”“此地不能蹲，投奔新四军”“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等口号，并贴出由“新警同仁会”具名的标语。警察局得知这个情况，感到后果严重，便迅速停止清洗。

通过历次斗争，警员们的斗志增强了，党组织把表现比较好的警员组织到党的外围组织“新警同仁会”中，给他们布置一些工作进行考察，逐步将具备党员条件的吸收入党。到日军投降时，党员有百人左右，党的外围组织有200多人，近10个分局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