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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泾港后面的哈尔滨路290号，靠近海伦路路口，有一座德式老建筑。1907年建成后，6月，公共租界警务处在这座建筑里设立了巡捕房，先是叫做汤恩路巡捕房，后来又叫做哈尔滨路巡捕房、嘉兴路巡捕房。1929年12月，巡捕房里来了个年轻人贾斌。一年零八个月后，他做成了一件大事。
1903年，贾斌出生在安徽合肥，1925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装订部工作。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文化教育出版公司，出版了不少马克思主义书籍，所以职工中有不少人具有革命的民主思想。不久他就参加了五卅惨案发生后的全市大罢工，举起了反帝大旗，列队到南京路示威游行。在那次罢工行动中，他结识了比他还小一岁的郑覆他。郑覆他那年虽然才21岁，却已经是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者了，不久前，他刚刚根据党的指示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
1926年，在郑覆他、陈醒华的介绍下，贾斌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由郑覆他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进入公共租界嘉兴路巡捕房，成为一名巡捕。
1931年8月，他在巡捕房建立了中共地下支部，担任支部书记。这也是上海警察系统中最早的中共地下组织。它像一把尖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是共产党在敌营的一座红色堡垒。
一年之后，这个小小的巡捕房就上了新闻：当时年过半百的陈独秀在岳州路永吉里11号的住所被逮捕后，就被押送到了这间巡捕房的看守所。这件事情被《申报》称为“清共以来第一起巨案”。
1931年10月，贾斌调到了英租界四马路巡捕房。在那儿，他交上了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名叫王范，比他小两岁，个子高，力气大，一身英气。一开始王范只告诉他，自己一个人在上海，举目无亲，形单影只，衣食无着，生活艰难，此前为了糊口，曾经在黄浦江边码头上干过苦力。后来是凭着壮实的身体和拳脚功夫顺利地考上了巡捕，上操班集训6个月后被分配到四马路巡捕房当巡捕。
有一次王范过去的工友来他们住的宿舍看他，讲起一件往事。那时候，黄浦江码头的工头如狼似虎，常常凌辱工人，把工人打伤后扔进黄浦江。有一天，一个工头又故意找茬，将一个工人打得鼻青脸肿，然后扔进黄浦江。王范突然如猛狮一般冲上前去，三拳两脚将工头打翻在地，然后把他高高举起抛进黄浦江，随后就潇洒地向工友们挥挥手离去。
如此好打抱不平、坚毅勇敢、嫉恶如仇的性格，让贾斌非常欣赏。他试探性地告诉王范自己的身份。没想到，王范激动地跳了起来，紧紧握住了他的双手。原来，生于江苏如东的王范，居然是1926年就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入党后恰逢大革命失败和严重的白色恐怖，他坚定无畏，积极参加了红14军的如皋革命暴动。不久，大批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实行“围剿”，活跃在南通如东一带的红军队伍被打散，王范临危受命，到上海找党组织汇报。当时敌人到处都在搜捕红军，他化装成农妇，镇定自若地在河边洗菜，随后趁人不备，嘴里衔了一根芦苇潜入水中，泅水十几里到达南通，然后又辗转来到上海。到达上海后，他一直在寻找党组织。
11月，在贾斌的介绍下，王范正式恢复了党组织关系，任四马路巡捕房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1932年初淞沪抗战爆发，日本浪人在上海街头横行霸道，杀害了两名正在执法的巡捕。王范领导发动了全体巡捕抬着遇害巡捕的遗体出丧、罢工、演讲。5月，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公共租界巡捕房成立华捕委员会。
旧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招收的巡捕，人数众多，成分复杂，但基本上是冀、鲁、豫等北方农村的贫苦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他们遭受帝国主义、军阀、地方恶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加上水旱天灾、兵燹人祸，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上海，迫于生计才投考当巡捕，接受训练后即被派去扳红绿灯、站交通岗或到马路上巡逻。“没得法，当警察”正是他们内心的真实写照。他们大多只读过私塾或中小学，既缺乏共产主义觉悟，也没有“三民主义”的意识，保留更多的是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意识。他们一方面充当着统治者压迫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深受洋人和中国官员的压迫欺侮。其中有一部分人的立场确实是死心塌地地为帝国主义服务，欺压人民，为广大群众所憎恶。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有一定的国家民族观念，只是为生计所迫而充当华捕，思想经常处于矛盾之中。
正由于存在这种情况，五卅运动期间，经过共产党的发动，在全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店罢市的“三罢”高潮中，出现了华捕罢岗的革命行动（事后不少华捕被开除）。后来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也有不少华捕同情和支持工人斗争。
共产党在巡捕房的地下组织，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进一步在华捕中进行宣传教育和分化瓦解工作，按照不同对象区别对待，争取和团结了一批倾向进步的华捕，帮助他们改造思想、靠拢人民，相机发展党的组织，不断扩大革命力量。
然而，由于敌人的白色恐怖和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影响，共产党组织与白区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党在上海的领导机关中央局、江苏省委都被敌人发现。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受到很大损失。1932年、1933年，王范、李乐平（上海法租界华捕地下党支部书记兼中共江苏省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被捕，余下的许多党员同组织中断了联系。这时，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也无法完全了解和领导上海的党组织。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在广大华捕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5年后，上海的抗日救亡活动很活跃，各界都组织了救国会，有文化界、工商界，也有妇女界的。一些暂时失去联系的党员，便通过参加这些救国会的活动，进而找到了党的组织。但是，这时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还是分散的、不统一的。
1936年4月25日，上海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132弄最后第二幢9号楼，一座红砖红瓦砖木结构的三层新式里弄房子前，来了一个年轻人。他面容清瘦，目光深沉，背微驼，穿着一件咖啡色上衣，外表颇像一个中学的教书先生。他就是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来上海工作的冯雪峰。
那天直至深夜，三个人影还在灯前晃动。鲁迅先生及其夫人许广平和冯雪峰倾心谈话。那时的鲁迅身体已经很不好，因为长期患有肺病，说话时不时咳嗽，人非常瘦削。为了冯雪峰的安全，鲁迅安排冯雪峰住在三楼北间小客房。
党中央派冯雪峰来上海，主要是为了了解和摸清情况，找到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党员和组织，然后十分谨慎地恢复与这些党组织和党员的联系，并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上海的党组织按中央的指示开展白区工作。当时，党中央由于与上海党组织中断了一段时间的联系，加之敌人在上海统治很严，对上海党组织的现状不尽了解。而党中央对在这期间一直住在上海的鲁迅最为信赖。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分别亲自与冯雪峰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具体交代任务。张闻天曾几次嘱咐冯雪峰：“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派你先去上海，就因为你同鲁迅等熟识。”因为上海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与中央长期失去联系，情况复杂，先找鲁迅，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鲁迅先生得知冯雪峰来意后，想了想，写下一个地址交给他。
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一条大弄堂的三层阁楼上，冯雪峰见到了王尧山。那么，王尧山又是怎么和鲁迅先生熟识并受到信任的呢？
1910年7月10日，王尧山出生在溧阳一户破落地主士绅家庭，家庭的没落迫使他早早辍学。他的哥哥是中共溧阳县委书记。1927年夏秋时节，他到上海当学徒，月薪一块银圆。后来，他在浦东电气公司谋得了一份职员的差事，每月有二十多块银圆的薪水。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把大部分薪水交了党费，积极投入党的工作。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他与党失去了联系，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左联”。在“左联”，他与鲁迅、周文、胡风等一批文化战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开始学习创作，发表反映社会现实、鞭挞社会黑暗的小说、诗歌和散文。鲁迅先生很喜欢这个用功的年轻人，曾为他逐字逐句修改文章、具体指导他写作。1934年秋，王尧山担任“左联”组织部长，经常组织成员深入工人、职员、学生、教师中，以文艺为手段，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白色恐怖期间，王尧山家成了党的地下秘密联络点。鲁迅也曾到过他家，在阁楼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见到冯雪峰，听到来自延安的指示，王尧山兴奋极了，就好像是孩子同母亲失散多年之后，终于又听到了母亲的消息。那可是在白色恐怖之下，从延安传来的信号啊！
1936年10月，负责文化统战工作的潘汉年来到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办事处，主要开展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工作，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冯雪峰过来后布置给大家的主要任务：一是打入敌人内部，开展情报策反工作；二是组织领导文化、教育、职工等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三是恢复党员关系和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当时的斗争环境十分险恶，大家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好在冯雪峰熟悉上海情况，工作比较顺利。他在与中央特科恢复关系时，又通过特科人员联系上巡捕房中的党员。
1936年，王尧山通过冯雪峰交托的情报系统（当时也叫“特科”）与在巡捕房内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刘泮泉等人取得了联系。当时上级研究认为，巡捕房的地下党组织很重要，是在敌人内部开辟工作的据点，所以决定由王尧山直接领导。自此，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开始恢复对各系统的领导，巡捕房的地下党员成立了党的组织——巡捕特别支部（以下简称“特支”），仍由王尧山负责领导。
当时巡捕房的特支书记是刘泮泉，还有几个委员，他们大多数住在杨树浦，那时王尧山常到他们家开会。特支的主要任务是向敌人统治机构内部纵深发展，特别是向敌人统治核心发展。采取长期埋伏的方针，党员、积极分子都不出头露面，而以灰色的面貌出现。为了得到更多民众的响应与支持，特支甚至利用帮派和旧的组织形式扩大与群众的联系，抓住群众抗日救国情绪高涨和生活困苦两大特点，开展适当的宣传教育和斗争。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非常谨慎。坚持党员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严格单线联系，在一个巡捕房内即使有三名以上党员，也不成立支部。
特支在获取敌人统治机构情报、营救被捕的革命群众和党员等方面的工作是比较出色的。巡捕房的地下斗争，是共产党在白区工作中一条很重要的战线，特支先是在公共租界的几个巡捕房发展党员，之后发展到法租界。黄浦、老闸、虹口巡捕房地下党的工作很有成绩。他们有的同高级巡官、翻译搞得很熟，许多敌人的内幕和领导层的重要情报，也能及时为共产党所掌握。党组织消息很灵通，有时敌人明天要抓谁，党组织今天就可以知道。如果有同志被敌人抓去，还可以通过关系聘请律师、接济家属，给狱中的同志送钱送物、传递消息、开展营救。这些都是因特支打入了敌人心脏才能起到的特殊作用。当然，特支工作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以前特科工作打下的基础。特支的工作和特科的工作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特支从成立起一直坚持斗争直到上海解放。在这十余年时间里，警察系统的中共地下组织基本上没有遭到破坏，而且实际上起到了中央确定的农村包围城市、里应外合的作用，证明了中央白区工作方针的正确性，也体现了上海地下党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政策的坚定性。
1937年8月，南京。一个名叫史连甲的男人出狱了。这是他第三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1933年在北平，他因为搞地下斗争被捕，被判处12年徒刑。后来转移到南京监狱服刑。这个监狱关的大多数是“共产党政治犯”。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只要有钱通融狱卒，什么书都能搞到，加上那里有共产党的组织，很多“禁书”畅行无阻。马列主义的书籍，只要把封面换成淫秽小说，就能送进去。那些年的牢狱生活，反而让史连甲眼界大开，思想上理论上有了很大的提高。1937年七七事变后，共产党向国民党当局交涉释放政治犯，史连甲被释放出狱。他在狱中的编号是“601”，因此他就把“601”的谐音“刘宁一”当作自己的名字。自此，“刘宁一”就成了他革命斗争的记录。
出狱后不久，刘宁一就来到了上海。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来到外滩亚细亚大楼（今中山东一路1号），见到了在这座大楼里办公的红色资本家、广大华行董事长，浓眉大眼、身体健壮的卢绪章。
广大华行当时是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西药商行，是上海地下党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它是中央直属秘密工作机关，直接受周恩来领导，曾为共产党筹措了大量的资金。
卢绪章安排他当自己的中文秘书，这其实是一个掩护性的职业，每天早晨去，吃了中饭便走，实际上他主要负责领导上海工人运动。1937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江苏省委，刘晓任书记，委员有刘长胜、张爱萍、沙文汉、王尧山。王尧山是组织部部长。后来，刘宁一也任委员，并开始任工人运动委员会（即省委工委）的委员，1939年任工委书记，同年省委成立社会保卫部，任部长。那时，省委几个领导同志中，刘晓、王尧山住在一个地方，沙文汉、刘长胜和刘宁一各住一个地方。省委活动经常是轮流在各住处开会，桌上放一副麻将牌，佯装成搓麻将，以此作为掩护，研究工作。除此之外，省委平时还有人联络、传送文件。1938年前，上海巡捕房警察系统中共党组织的领导是王尧山，那时刘宁一还没开始负责巡捕房党组织，但曾经听邮政局的党员许家学说过，他有个叔叔在巡捕房，是党员，后来才知道他的叔叔名叫许孔珊，曾影响过很多年轻巡捕，是“警委”骨干成员。
刘宁一和卢绪章后来成为好友。有一次卢绪章告诉他：“周恩来教导我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刘宁一就画了一幅墨荷图送给他。
就这样，慢慢地，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党组织得到恢复，租界巡捕房又重燃革命星火。根据党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关于在敌占区进行隐蔽斗争的指示，巡捕房党组织发动华捕参加各种反帝爱国活动。有的华捕冒着失业危险，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纪念九一八事变四周年的游行示威（1935年9月18日），参加了鲁迅逝世后的送葬行列（1936年10月9日），旁听了国民党审讯“七君子”（1936年10月23日）等。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运动和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影响广泛，特别是九一八、一·二八和八一三等一系列事变以后，中国人民抗日爱国浪潮波澜壮阔，工人、学生和一部分革命军人的抗日救亡行动，也使华捕受到深刻的教育，激发起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为后来积极投入人民革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通过这些活动和西安事变等事件，党组织对他们进行了反帝爱国、抗日救亡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教育，加深了华捕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激发了一部分警察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反抗上级、弃警投军事件屡有发生。
1937年11月上海华界沦陷，日军对公共租界虎视眈眈，形成对租界的包围，并不断派遣特务进入租界，进行捣乱和暗害活动，企图为接管租界创造条件。租界的治安受影响，引起控制者英美帝国主义等的不满。
上海党组织抓住时机，出版了《译报》、《永生》周刊、《新生周刊》、《世界知识》等进步刊物，还翻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反对投降活动》等文章，在进步人士和广大群众中扩大影响。当时党在华捕中做了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引导他们阅读进步书报和毛泽东的文章，使他们了解共产党“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方针，看清自己的前途，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上海人民为支持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募捐活动。在党的领导发动下，巡捕也开展了为新四军募捐的爱国运动。尽管华捕经济不宽裕，但仍然坚持每月捐款。这种半合法的抗日救国募捐活动既是党组织发动华捕投入群众性革命斗争的形式，也是党培养和考察他们的一个方面。这一为新四军募捐的行动一直坚持到1941年日军占领租界才停止。
当时全国范围内的抗日形势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根据地，不断扩大解放区。这对大部分家乡及亲属在长江以北解放区的巡捕的影响是巨大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斗争的事迹和军民鱼水的佳话，通过乡亲们的往来在巡捕中广为传播，这种客观斗争事实的教育，进一步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使一部分巡捕逐步认清了真理之所在，从感情上日益倾向于共产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党通过进一步教育和实际斗争的考察，遵循积极、慎重、个别、秘密的原则，采取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方法，先后使数以百计的警察加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党在上海警察系统建立组织、发展党员的成功事实，再一次证实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的巨大胜利。
这些战斗在上海警察系统的地下党员，从入党起就受到党组织的严格要求和教育，共产党始终注意抓好形势、阶级、纪律、气节等方面的教育，严密组织生活，把经常的、个别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同隐蔽的对敌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党员的政治素质不断提高，保证了在特殊环境里进行特殊斗争却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