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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下来，这些文本似乎并没有体现出女性和男性的不端行为存在非常清晰的差异：请求书似乎为两性提供了几乎相同的标准。酗酒、浪费财物、放荡既是男人的问题，也是女人的问题。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妻子更加强调丈夫游手好闲这样的现象，就好像男性的工作和女性的工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而且并不是相比起女性，男性更多地由职业定义。游手好闲对两性来说都是恶，这很正常，毕竟夫妻也是两个人工作的结合。酗酒也不是专属男性的缺点：丈夫和妻子都会为此控诉对方。本就困苦的生活之上，葡萄酒、烈酒让夫妻关系进一步恶化，毁掉彼此间的理解，妨碍信任，引出各种各样的经济混乱。这是灾难性的，会直接破坏为维持可能的经济稳定所做出的所有努力。
但在这种有关不端行为的典型刻画中——不加区别地不偏向男女之间任何一方——还是寓居着很能说明问题的不同与不调和。正是这些不同和不调和让男性与女性各自扮演的角色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并帮助我们更加明确伴侣各方对另一半的行为的期待。
妻子会控诉挨打、受伤和受虐待。她们提到刀、尺、卡钳、火铲、小锅、柴架的凶残，它们可以用来满足丈夫的愤怒。她们忍受这些已经很长时间了，大多是从久远以前的新婚就开始了，而当她们感受到生命切实受到威胁时，就会惊慌失措。“请愿者不想在还是花季的年龄就失去生命”：她四十岁，嫁给一个裁缝十三年
，后者不停地虐待她，她不久前就“差一点死在刀子的击刺之下”
。她也通过告诉警察总监“这个残暴丈夫的恶劣脾性”来为自己辩护。
四分之三监禁丈夫的请求涉及对暴力和虐待的控诉（七十个丈夫里只有八个想要提妻子对他们施加的某些虐待行为）。殴打是典型的男性攻击方式，是无法忍受的行为，会受到谴责，尤其因为这种粗暴带有非人性的色彩。对于有些残暴的举动，这些文本也不会保持沉默：“他残忍地折磨妻子和女儿”“他杀死了她先后怀上的三个胎儿”“他猛地打晕她，又把她扔下楼梯”“他弄死了第一任妻子，还虐待怀孕的现妻”“他对她施暴，让她活在恐惧之中”“他用火钳挖掉了她的一只眼睛”……
描述出来的这种暴力如此骇人听闻，是因为它的见证者经过漫长的创伤和羞辱，已经走到了绝境。她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只能揭露由可悲的同居生活、由暴力的角落里显而易见的激烈情绪组成的日日夜夜。相反，她们很少展开讲述性行为中可能的暴力。正是我们之前已经谈到过的羞耻心让她们有所保留，人们只能通过几句扭捏的、绕弯子的、含糊的话，看出她们拒绝某些形式的性行为。“他在她身上实施一些不好的手段”“他任由自己对她做出一些她出于羞耻心无法说出的过于羞耻的行为”“他拿着刀强迫妻子”“他很不正派”“他过度使用她的身体”：这些说法中没有任何明确的东西，它们勾勒出一个个极限，却不描述围绕着这些极限的都是些什么，它们指出存在极端和过分的方式，但都没有切实地揭示出他们是怎么做的。从我们手头的资料来看，在所有揭露性的语句中，这一类直到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末才出现——就好像在此之前，这样的话都不能说一样——这只是巧合吗？这是个简单的问题。相反，男人和女人以同样的方式记录配偶患有的、经由主治大夫认证或医院配药处证实的性病。疾病本身就足以证明对方所犯的错误和他/她的放荡。
“放荡”（débauche），这是最常被使用的词，最常出现在代书人的笔下，是关键词，但也是不明确的词，它似乎概括了人会犯的一切错误，无需费心给予它确切的意思、真正的内容。然而在仔细阅读文本之后我们发现，虽然在国王那里，丈夫和妻子都可能被指认为“放荡的”，但这个形容词却涵盖了极为不同的现实和情境。当丈夫控诉妻子放荡，描绘出来的几乎总是同样的形象：一个游手好闲的、堕落的女人，行为极其不端，生活习惯糟糕，非常爱花钱，喜欢与男人为伴。一般还会加上她对酒精的热爱，以及不好好打理家务。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丈夫一方的控诉，就会发现这种有点刻板的“妓女”形象包含了两种差异明显的行为模式。当然有放纵、暴力的女性，她们偷窃、酗酒、卖掉家里的家具、辱骂自己的丈夫，但也有一类，她们只想离开丈夫，和自己钟情的某个男性一起生活。
后一种情况相对简单，毕竟就是二人分开的事；但丈夫乐于抹黑妻子的形象。他补充一个又一个细节，好让她的形象贴近妓女的形象，就好像害怕不这样就没有说服力，不足以获得国王的命令，就好像担心警长或警探的调查结果认为妻子的私情并没有那么危险。他们这样做或许有道理，司法档案中的其他一些研究可以证实这一点。
性方面的随便会扰乱公共秩序，这是肯定的，然而妻子离开丈夫投向另一个男人是非常私人且没那么严重的事情，警长每天都要处理这样的事件。既然没有公共层面的丑闻，没有威胁到街区的安宁，真的有必要让国王打开监狱的大门吗？丈夫完全清楚这些：想让妻子受到实实在在的惩罚，他就必须证明她成了“公共的”女人，因此这也就不再只是私人事务。
天使还是妓女：只要离婚还没有成立，就没有中间的情况，而来自丈夫的请求书足以反映出这种不可避免的二选一。用妓女的危险面孔遮住妻子的脸，首先是为了在面对离异事件时可以模糊化自己的个人错误，接着是为了要求权力机关给予惩罚。
妻子所描述的放荡的丈夫，是日复一日过着没有拘束的生活的人，不去工作，不时在外夜宿，不规律地偶尔回一次家；是“找女人”的人，和她们寻欢作乐，在小酒馆嬉闹，然后像猫一样，夜间狂欢之后疲惫地回家。很少有妻子控诉丈夫与某一个女性建立稳定的、持续的关系；她们更多的是涂抹出一幅碎片化的丈夫的肖像，将他们说成浪子，他们的放荡是各种各样的游牧精神造就的：比如1728年克洛德·鲁索的妻子表明的那样，“他游手好闲，沉湎于葡萄酒、烈酒和女人”
。
妻子的文本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有意思的印象：她们期待丈夫真正参与她们的生活，这种参与与工作、理解和诚实有关，这是当然的，但也与在她们身边度过的时间和操持家庭事务的时间有关。夫妻生活因为某个特殊日子一下子清晰起来，家庭主妇的平淡形象有一点动摇，让另一种附加的形象显现出来：渴望丈夫参与家庭事务、认为丈夫一再地不在场并不正常的妻子形象。而既然这种女性的期待——这种欲望——被呈现在国王面前，那是不是至少它是为国王所接受的？
从请求书中读到的有关与子女关系的部分证实了我们的观察。这打破了或许是受刻板印象波及而形成的预想，显然，“糟糕的母亲”这个修饰语并不是丈夫针对妻子时所常用的论点。相反，我们吃惊地发现，妻子常常坚定地控诉丈夫不怎么照看孩子：她们不能容忍丈夫虐待孩子，这是肯定的，但她们同样受不了他们对孩子弃之不顾，甚或像其中一位所说的，“他不怎么操心孩子”，不照顾他们，还对他们说“下流话”。这不仅仅是抚养孩子的问题，也是丈夫的经济义务和世俗义务的一部分；做母亲的需要这种责任得到落实，会在丈夫忘记的时候提醒他，同时在控诉的时候，传达出一种有必要引起注意的照看和教育的图景。孩子受到的损害在母亲身上会呈现出某种切肤之痛，而同时她想让人们注意到的正是这种感觉。她和孩子们形成了一种情感的和经济的共同体：如果丈夫没有照顾孩子，她就会像身体受到背叛一样，感到经济上受到了背叛。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经济的必要性与道德义务混合在一起，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相应地，丈夫对妻子的需求更多在于希望她们对自己态度积极，而不是照顾好孩子。似乎他们相信她们作为母亲的情感甚于相信她们作为伴侣的依恋。无论原因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最倾向于通过考察妻子对自己的责任来评判她们。
还有另外两个请求监禁的动机是只有女性会提出的：疯狂和不信教。而且，男性的疯狂被认为是他行为不端和放浪形骸的必然结果。
让娜·加特里恭请阁下知悉，她嫁给这位名叫安托瓦内·夏瓦利耶的泥瓦匠伙计已有四十六年，他一直表现出疯狂的迹象，一年比一年严重，只能归为放荡和不端行为，因为他从未表现出规矩人该有的样子，总是在小酒馆里花掉挣得的每一分钱，完全不顾家，甚至常常卖掉妻子和自己的旧衣物，只为去小酒馆喝酒[……]
不信教并不比疯狂容易被接受：“他既不怕上帝，也不怕魔鬼”“他不参加弥撒，寄希望于某种想象中的朝圣”“他甚至卖了我祝圣用的蜡烛”。此类态度加上别的问题就足以表明丈夫的无耻。在我们阅读的文本中，从未出现过丈夫以此指责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