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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密札制度与其他国王命令没有什么不同：如同所有社会团体，家庭也理应对国王保持透明。在这里，因为国王命令的必要性，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界限变得不再清晰：家庭是个特殊场所，在其中，个人的平静生活营造出某种特定类型的公共秩序。这就是为什么国王有权利监督家庭的运作和它突发的梗塞。
受到密札制度许可的家庭镇压体系勾勒出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组织场所，在那里，常常力量不平等的两方——一方代表了家庭权威，另一方是家庭成员——展开奇特的战斗。双方并非独自作战：他们各自汇集并形成自己的社会关系组织，以为己方作证。下令监禁的信件也是对借由与他人关系而打造形成的家庭组织提出处罚。这正是需要指出的基本特征：家庭密札制度无论多么具有私密性，都不会只涉及一个家庭，这恰恰说明了家庭与其周围世界之间必不可少的嵌套关系，无论它多么想要与世隔绝，都是不可能的。
在巴黎，家庭的监禁请求遵循一套首都特有的程序：大家族将他们的诉状（请求书[placet]）呈给国王本人或宫廷大臣。国王实际出席的皇家会议将对请求书进行细致的审核。
对于平民家庭，则完全是另一套行事方式：他们向警察总监提交请求书，后者在他的办公室里审核请求书，指挥调查询问，做出判决。调查询问当然是由地区警长执行的，他将获取信息的权力授予警探。极大程度上融入邻里关系和城市生活的平民家庭是不可能将自己从这种社会毛细血管中排除出去的。城市组织、邻居、警长、堂区神甫、商人、租户都是家庭生长不可缺少的沃土。警察总监在搜集到资料后就要起草一份详细的报告呈交给大臣，并等待国务秘书发来的命令。这至少是路易十四时期最常规的流程；到了路易十五统治期间就很快瓦解，取而代之以越来越便捷的手段。那时警察总监的汇报常常只有几条简要的记录，甚至不等皇家的答复就自己承担了执行国王命令的责任。
由警察总监承接是巴黎特有的程序，这同时解释了在常规审判和皇家命令之间长期存在的滑移，毕竟两者几乎是由同一人执行的。外省遵循的则是另一种形式的程序：比如朗格多克，是“军事当局[……]确保实施针对家庭的命令，作为贵族权益的保护者，军事当局接收这一阶层的诉讼和控告” [6] 。它也接收来自其他阶层的所有请求书：针对家庭的监禁并非贵族阶级的特权。
家庭密札制度促成了私人镇压的合法化：皇家权力允许根据家庭请求合法监禁某个家庭成员，但不负担监禁所需的任何形式的开支。如果想不经过常规的、公共的司法机构就惩罚身边的某个人，就需要一方面请求国王，让他相信确实遭受了不幸，从而施恩下达官方命令，另一方面为国王提供财政支持，监禁费用不由皇家行政机构承担。以签发命令牟利：对不幸的讲述，再加上钱，就是有力的物证。
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种操作是惯例，是政府被允许和鼓励的职能之一。这解释了为什么每项事务的资料都如此丰富，为什么人们能怀着如此有力的坚决起草请求书。可以说给警察总监写请求，让他知道那些在家庭内部蔓延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纠纷，是一种投机行为——就其最现实的词义而言——对于平民阶层尤其如此。首先必须找到一位代书人，在以标准形式向国王陛下致敬的同时，将日常生活中翻江倒海、磕磕撞撞的细节传达出来。家事细节的堆积，尤其是属于私生活和家庭关系暗处的私密的不幸催生出堆积如山的行政文件，让人们在阅读材料时感到震撼。请求书的后面还有邻居的证词：有时是邻居在下方签名并注明职业，有时是他们自己书写证词，用他们的方式讲述其所看到的、知道的、听到的。家中远亲、街角小酒馆的老板、楼梯脚下卖杂货的商人、住在同一层的租户都是主要证人。为了让请求书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最好还要说服堂区神甫——街区有影响力的人——和巴黎居民楼里可怕、可憎又可敬的担保人房东。
如果是请求监禁孩子，而孩子的父亲已经去世或缺失，就可由母亲提出请求。母亲的身边围绕着她的近亲，亲戚的意见会让请求具有更为确定的分量。警察总监的秘书接收请求书，将其派给街区的某位警长和警探，让他们“核查事实，汇报情况”。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单独进行调查，一个负责调查工作并对请求书进行汇报，另一个对汇报加以注释。警探听取证人、邻居、签名人的陈述，之后警长汇报给警察总监。汇报是否详细取决于案件本身和警长。接下来，警察总监会自行总结汇报，交给国王的秘书。这一部分通常是形式化的：最终警察总监可能不等待任何答复就下达执行监禁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