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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阅读警长关于请求书的报告时，确实感到非常震惊，他们还不带丝毫讽刺地将其称为“澄清”。这些为了揭示“罪证”而写的报告是那么不清楚，充斥着“差不多”和简要记录，以至于我们只能想象这项庞大的、轮廓尚且模糊的警方工作。但警长们会找人协助：他们有那么多工作要做——总是被警察总监呵斥着去处理商铺的照明和选址、街道清洁和士兵之间的斗殴——不得不差遣警探走访夫妻周围的邻居，以便更好地了解情况。“差不多”占了主导，这些报告表明警长有时会传唤相关人员到案，有时则不这么做；他们只是草草地询问客栈老板，只是大致听听某位兄弟或连襟的说法。整个过程丝毫没有系统化：一种安稳的无序，证词、直觉、传闻杂乱地堆放着，没有什么是真正经过分类的。东一处西一处地散落着不再犯的保证、父亲的训诫、几句建议。还有在听了一方或另一方的说辞之后下达的监禁命令。登记簿上常常能够看到一天内做出了几份报告：任务当然沉重，如何才能仔细、严格地完成？
1779年9月10日
J．卡弗尔控诉丈夫品行恶劣且有虐待行为。
传唤到案：丈夫承认虐待，因为她带走了他想要的那个六岁的孩子，是她把他置于这样的境地；他当着我的面承诺离开她。
1779年9月17日
B．库丹控告其妻子
B．库丹，旧挂毯商
[……]因嫉妒不停地折磨她，谩骂那位她怀疑与他生活在一起的贝尔特朗女士，以及房东勒孔特和他的妻子。
我见过请愿人的妻子，她的说辞毫无真实性可言，我觉得她是个不听劝的女人，她对丈夫无所不用其极，穆泰尔警长都知道，似乎就连父亲都纵容她在丈夫的铺子里偷货品，我尽可能想让她听点道理，但不成功。至于丈夫这边，他向我保证陈述的真实性，告诉我他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去理智地和妻子生活在一起，他看起来是个诚实的人，而他的妻子非常坏。
1779年10月22日
德尼女士控告其丈夫。
我没有听到对席方的陈述，请愿人的丈夫没有接受传唤，我无法结案。
1779年10月25日
小瓷砖街旧货商，弗朗索瓦·雅各布·潘松的妻子表明丈夫的精神紊乱日复一日加重，近日来她感到害怕，请求将其关入埃斯基罗尔医院
，并发放抚恤金。
我见了潘松的妻子，她证实了事情的真实性，有证人为她作证。可以结案。
确实，这些警探没有时间耽搁在那些家庭争执、夫妻间的小偷小摸和责骂上，他们后来也这么说过，抱怨被夫妻间微不足道的不幸占据了。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十八世纪的警察工作范围不明确，有什么事做什么事，从来没有真正占据主导局势的地位。警方的目标是做到无处不在，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效，而且那也不是讲求分类、方法和策略的时代。警方尽可能出现在一切发生混乱的地方，做出反应，并不就表示它用秩序应对混乱：警方的澄清就反映了他们的工作。
警方的调查中时而还会加入堂区神甫的证实，后者有时会在此类案件中成为征询的对象。他们只是在请求上签字，但有时也会直接介入。比如1728年10月，圣热尔韦的神甫给警察总监写信，对让·特拉森·德·爱萨尔——他的妻子请求监禁他——做出不利证词：
我，具名人，教士，神学博士，巴黎圣热尔韦堂区神甫，证明本堂区裁缝师傅让·特拉森·戴·爱萨尔精神极其错乱，行为极其不端，他虐待妻子，致使整个街区陷入丑闻，还在邻居想要救他妻子的时候，对邻居施暴。
写于巴黎，1728年10月3日
圣热尔韦堂区神甫
同年，圣保罗堂区神甫支持了一桩相反的丈夫控告妻子的请求：
我，具名人，圣保罗堂区神甫，证明热内维耶芙·阿罗歇，巴黎纸牌制造师傅安德烈·马塞的妻子，是个放荡的女人，道德和行为如此败坏，因此我请求警察总监阁下将她终身监禁在综合医院。
于巴黎，1728年10月22日
圣保罗堂区神甫
此类状况确实不是常态，而且可惜的是，由于缺乏素材，不可能在这些介入和它们的结果之间建立关联。堂区神甫真的具有某种影响力吗？档案既不能给出肯定的回答，也不能给出否定的答案。
只有一个有趣的发现：相比1750年之后，在此之前出现了更多的教士和神甫的证词，但需要更系统的研究才能证实这一点。
街坊肯定要么支持监禁请求，要么对此表示愤慨。邻居和商贩在请求书下方签字，如果所涉及的丑闻真的搅得他们不得安宁，他们也会以自己的名义写信给警察总监。行业团体也会参与其中，为某一方辩护。
阁下，
主管巴黎果蔬蛋奶食品制造师傅和商贩行会的管事师傅们恭请阁下下令释放他们行会的管事师傅之一，目前监禁于比赛特堡的亚历山大·布鲁诺。
他们将终生为阁下的健康和福祉祈求。
或许是出于阶级间的团结，但有时主人也会保护用人，雇主也会费心捍卫其雇用的劳工。
马车出租人乌达尔恭请阁下知悉，马车夫乌德于礼拜六，即1738年2月28日，因妻子的虚假指控，在位于屠夫街的家中被捕，其妻子为了摆脱丈夫，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阁下的信仰。请愿人斗胆希望阁下能够了解乌德及其妻子的生活和品行，知道二人中间谁才是有错的，并惩罚此人[……]
警察总是对街区的气氛非常敏感，了解它接收事件、散播传闻、产生“骚动”的方式；警探在小酒馆和大街小巷闲逛，把握街区这个古怪之人的脉搏。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与事情本身一样重要，毕竟对于发生的事情，他们永远也得不到确凿的证据。甚至有的时候，警长认为一次监禁有助于威慑有点过快陷入混乱的街区。在这种情形下，不是街区的反应造成了监禁，而是通过让其中一位不见天日，将街区本身当作目标。1756年，在家人的请求下被监禁的怀胎三月的绣工卡特琳娜·路易就是这样的情况，关于她，警长写道：“所有人都说这个姑娘一直人很好[……]但这个街区本身需要一点教训：全是贱民，只有畏惧才能让他们有所克制。因为大部分下层女性的放荡，国家失去了多少有用的臣民啊……”
这非常专断，终有一天，所有国民都不会愿意再忍受这种情况或成为其同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