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有关自由秩序假说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过，从杂志专栏到学术文章，从政治宣言到研究专著，体裁形式多样。其核心就是自由秩序神话般的历史，这种假说认为，正是由于美国在20世纪中叶赢得了胜利，才拯救了整个世界。美国创立了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体系，并遵循其规范。新的秩序体系健全完整，而且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的受益者各方可能已经忘记了它所带来的好处，但将来一定会怀念它。
自由秩序假说的发展进程伴随着20世纪中叶两股力量的交汇，一是美国借着竞争对手在世界大战中遭受重创的机会迅速崛起，二是自由主义逐渐盛行。自由秩序的故事桥段通常被认为始于“杜鲁门时代”（Truman moment），即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所构想的“为防止地缘政治竞争而制定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蓝图”。 [5] 事实上，关于这一秩序的理论构想出现在更早之前。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关于世界和平的展望。在康德的观点中，各国只有服从于相应的原则与制度，才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就提出了“合作国际主义”（cooperative internationalism），虽然这一努力在当时注定是失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经由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以理想主义而又讲求实际的手段，这一设想最终被锤炼成为可行的方案。其核心步骤是他们面向未来世界的战时宣言：“四大自由”演说、1941年《纽芬兰宣言》和《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以及布雷顿森林金融结算体系等新制度。此后，美国在英国的配合下，开始动作频繁：1946年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1947年提出“杜鲁门主义”；1949年成立北约组织，逐渐巩固了这一形成中的新秩序，并逐步扩大美国长期以来的国际主义事业。新的安全体系以欧洲的正式集体联盟和亚洲的双边联盟为基础。同时，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全球性机构的建立为全新的政治经济框架奠定了基础。
对战后自由秩序的各种描述，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基本都有以下几个特点：法治和“规则”至上、符合人文主义精神的全球化进程和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发展、自由贸易、多边合作、主要基于永久性联盟的美国安全保障，以及通过倡导民主和市场改革来推进自由进程的承诺。在这个体系下建立的机构包括联合国、北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描述极力强调这一世界秩序具有启发性和共识性的一面，肯定其连续性和连贯性，而不谈或少谈及干预、冲突和杀戮。
秩序的倡导者们认为，人们应该充分肯定自由秩序在避免大规模战争、刺激经济增长、减少贸易壁垒以及推动民主和自由市场改革浪潮等向好发展方面中作出的贡献。自由秩序代表着超越性的价值观，这也是70多年来美国治国方略中“最始终如一的主题”，它代表着“以代议制政府和人权为形式的政治自由主义，以及其他自由主义理念，如互不侵犯、民族自决和和平解决争端等”。 [6] 在他们建构世界的进程中，秩序的缔造者富有远见卓识、继承了启蒙传统，寻求并推进国家间共同利益，通过有效的治理机制，包括在海外的权力投射，首次实现了这一理想。支持者认为，这种秩序还体现了一种行为模式，一种基于“规范、制度和伙伴关系”的体系，在霸权的治理下，集体合作相比竞争显示出了相当的优势，而随着全球共识的普及，更多主权应该被出让，以维护集体行动的利益。 [7] 也有人把这个秩序称为一种“内嵌式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体系， [8] 它拥有开放的市场和制度、合作性安全保障、民主共同体、渐进式变革、共同解决问题的机制、主权共享并且遵循法治。这一秩序还提供了宝贵的公共产品，如公海自由和全球公域。它创造了一个“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这些都是“世界历史性的进步”。 [9] 这种权力与社会目的的结合可以增强安全感，抑制自我扩张，并阻止霸权竞争。最终的逻辑是通过良性的扩张实现和平，“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越多，世界将会越和平、繁荣，人权越能得到尊重”。 [10]
“自由主义者”并非“不切实际”。自由秩序的拥护者认为，这一体系的开创者绝非乌托邦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以开明利己（enlightened self-interest）为目标的理想主义者。这种自由秩序不同于E.H．卡尔等现实主义者所抨击的战前抽象和平理想主义（pacifistic idealism）。事实上，它的理论基础既有自由主义的一面，也有现实主义的一面。今天，自由秩序的捍卫者坚信，权力的实用主义运用是有效制度的必要基础，而有效的制度体系反过来又重新定义了国家之间的关系。 [11] 建立这一秩序的前提是各国能够在无政府状态下理性地进行合作，并通过集体努力将“无政府状态”转变为“社会”。美国的霸权地位展现的是一种领导力，而非专横的支配或统治，它创造了“一种基于对物质利益、趋同价值、亲和关系和身份认同精心考量的共识秩序”。 [12] 自由主义不排除胁迫或暴力，但至少可以约束和减轻暴力影响。因此，那些采用强制手段的人也不情愿地使用武力，因而很少使用，或极力克制，尽可能保证暴力行为不违反自由原则。
除了美国史无前例的物质实力和影响力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称为这个自由秩序的稳定基础？其中一个答案就是其本身的制度框架在发挥着作用。另一个版本的自由主义叙事，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对于“自下而上”（bottom-up）模式的强调，认为超级大国国内的政治和宪法性质是决定性因素。 [13] 这种制度框架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它的主要建构者——美国——是自由的。如果一个稳定的霸权秩序需要一种足以使等级制度合法化的权威，那么自由主义国家无疑更善于获取这种权威，原因在于自由主义国家的宪法体制限制滥用权力，这使它们成为更值得信赖的国际社会统治者。在整个美国世纪里，秩序源于美国自身的自由主义政治本质，即一种有别于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一种有别于帝国统治的领导力。 [14] 用一个自由秩序崇拜者的话来说：当代“基于规则的秩序”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基于一套明确的规则，企图‘驯化’（domesticate）整个国际体系，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国际社会，以此来阻止修正主义行为（revisionist behaviour）” [15] 。到目前为止，这种尝试显然是成功的。在这一秩序中，美国给予了其他国家相应的权益，并通过重塑利益关系来逐步实现平衡。乐观主义者相信——或者说希望——自由秩序能够凭借这些特质对抗新兴敌对力量的崛起。 [16]
因此，自由秩序也被其拥护者称为一种新的分配制度。它综合了仁慈的国际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秩序的权力优势来发挥作用，这种优势根植于各种制度性设计，但同时也依赖于一个超级大国的强权维系。随着美国的实力在制度层面的不断深入和扩大，那些具有好战传统的全球权力中心，尤其是欧洲大陆和东北亚地区，不再出现大规模的战争。各国更乐于借助贸易、外交、联盟和模式化“峰会”等解决方式，并且逐渐确立了一种长期的共识行为模式。实力较弱的国家也拥有了外交渠道和发声机会。尽管国家间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在一般性提议上总能达成共识。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凭借自身权力和智慧开创了新的世界格局，创造了制度体系、永久联盟、开放市场、普遍共识、广泛合作，以及一般性规范与原则。反过来，这一体系也发挥了作用。比起早期更为暴力血腥的强权政治，它从根本上促进了国际社会的转型。支持者们将战后的每一个重大成就都归功于这一体系：没有发生重大冲突，核扩散得到了有效控制，经济不断增长，贸易更加自由，预期寿命逐步提高，以及全球南方的贫困问题得到缓解。他们认为，要想维持这个世界的文明进程，将永远离不开20世纪40年代后期建立的这一体系，而美国力量在其中肩负着世界领导者的使命，无与伦比，且无可匹敌——虽然他们也不确定这种影响力是否仍然可能继续存在。
这一切都提出了一个问题：非自由的秩序（illiberal order）会是什么样子的？自由主义本身具有矛盾性和多面性，它仅从所谓的对立面中寻求统一。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自由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发展成了“西方的构成性意识形态”（constitutive ideology of the West），特别是在与轴心国和苏联的斗争中，自由主义被确立为与它们相对立的意识形态。 [17] 自由主义开始与民主和摆脱暴政、追求自由的理想建立联系。在美国权力和引导的支持下，新秩序致力于构建一个具有民主启蒙精神和商业互联特点的世界，一个开放、合作和规范的世界。它标志着世界成功摆脱了旧的殖民帝国、贸易集团和势力阶层，而正是这些旧世界的产物助长了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和种族灭绝罪行（genocide）。
非自由秩序想必与上述相反：政治和经济上分裂和封闭、专制、不合作、践踏自由、肆意压迫、不尊重规则和制度规范。它将是一种压迫性的称霸统治（overlordship）。这种观点源于那些敌对的独裁国家，以俄罗斯为首，包括伊朗，以及像朝鲜这类的所谓“流氓国家”，它们在邪恶的意识形态驱使下，企图重新修订世界秩序。在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内部，非自由主义也正在以国内叛乱的形式发展，它们携手掀起了一场反启蒙运动（counter-enlightenment）。但除了对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的敌意之外，它们还有什么共同之处？一个统一的说法是将19世纪描述为自由秩序的历史对立面，自由主义者声称他们已经否定和拆除了那个旧世界。这里存在着一种难以界定的敌对状况，姑且称之为“地缘政治”（geopolitics） [18] 。其支持者声称，新的自由秩序不仅取代了强权政治，而且改变了强权政治的运行模式。一些美国官员的说法为人们勾勒了新自由秩序所取代的所谓前自由秩序的轮廓。据1992年美国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所说：“那些典型强权政治的自私算计……不再适应新的时代。”或者用乔治·H．布什（George H．Bush）总统在海湾战争中宣布采取军事行动的话来说，美国寻求的是“一个用法律而不是丛林法则来管理各国行为的世界”。听起来，旧世界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划定势力范围、寻求帝国主义或建立经济保护主义集团。而自由秩序则强烈反对这种将世界划分为由大国自由支配的不同区域的划定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的行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鼓励格鲁吉亚加入北约（NATO），承诺支持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并谴责俄罗斯在原苏联领土上建立“特权利益区”（zone of privileged interests）的行为。她坚称：“美国不承认这种势力范围。”奥巴马则断言“帝国和势力范围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事件中的行为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如今已是21世纪，你不能还采用19世纪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对于行为的合法性和可预期性的共识已发生了根本性的、系统性的改变，例如，这在战后反对领土吞并的规则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19]
针对美国在过去70多年中一手打造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吉迪恩·罗斯（Gideon Rose）尤为赞扬这种“团队合作”（team sport）模式：
（美国的使命是）巩固、保护和扩大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回顾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梦魇，不受监管的市场以及毫无章法的应对措施导致了经济灾难和极具侵略性的独裁统治。20世纪40年代，为预防此类问题再次出现，西方政策制定者开始构建一个全球体系，并取得了出色的成果。他们综合国内、国际事务，构建起一个统一、全面、灵活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持久性和产生的利益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20]
作为一种赞美的修辞，各种关于自由秩序的文献往往会采用夸大化的概括性话语，保护其讨论对象免受指责。对于伴随这一霸权体系而生的各种灾难，如反恐战争、在俄罗斯实行的自由市场“休克疗法”和全球金融危机等，都被巧妙地解释为是对旨在防止危险的冒险主义和不稳定的金融手段的自由主义主导秩序的背离。
为了维护和强化这一秩序，这些赞誉之词鼓吹美国要继续保持武装霸权。既然这个秩序是由美国创建和支持的安全体系，那么它就需要美国始终保持其军事优势、打击力量和全球影响力， [21] 这也反映了“美国至上主义者”（primacists）之间的共识，即美国显然需要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和影响力。在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约翰·伊肯伯里和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等人合著的一本具有代表性的文集中，作者一致认为，“美国应该成为国际体系的领导者”，且都不建议大幅削减军费开支，也不允许美国的优势地位被削弱。 [22] 即使是一个以合作为基础的体系，似乎其最终也取决于那个具有超强杀伤力和破坏力的国家实力。这将是我们观察的一种角度，因为如果同其他所有的霸权国家一样，这个国家的权威也依赖于武力强制手段，并频繁付诸使用，那么这个秩序的独特性就会受到质疑。
如果用自由秩序假说来衡量美国的治国之道，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它？标准是什么？是否可量化？首先是遵守规律。美国将基于国际法和国际体系来履行自己的义务，不仅要在大部分时间履行这个承诺，最重要的是，即使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即使它的利益会面临着多种可能，它也必须这么做。我们将期望看到美国自我解除自由贸易壁垒，即使这可能不符合美国保持经济优势的期望，但美国要能够始终如一地为外国工商业争取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也将期望美国以不情愿的、针对性的、谨慎的态度使用武力，尊重自由的人道主义准则和遵守武装冲突规则。我们将期望美国在对待盟友时，就像一个理想的典型霸权国家那样，主动承担账单而避免使用武力胁迫，将它们视为具有高度“自治力、协调力的独立体，不论实力大小，在法律上享受平等的（地位、主权、权利和国际义务）”。
总而言之，如果自由秩序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那么它应该不只成为方便美国的工具，还会带来某些不便之处。很多情况下，超级大国也要服从于自由主义的要求，而不能一意孤行。如果这一切听起来像是一种豪言壮志，那么事实确实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自由主义者为自己设立的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