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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黑色西部小说《老无所依》中，一位令人尊敬的警长亲眼目睹他所生活的小镇陷入突如其来的暴力泛滥之中。在困苦中，他开始怀念逝去的骑士时代。在他的想象中，那是一个淳朴的、连警察都不佩枪的时代，一个从来不存在的世界。面对难以言喻的邪恶，这种想象带给他慰藉，让他在坚守中维系了尊严。但沉湎于梦境也使他无能为力，面对混乱，他只能成为一个不幸的见证者。如果将小说中无法无天的西部边陲看作当今世界的一个象征，警长所对应的则是外交上的保守主义者，面对充满混乱的时代，他们的反应如出一辙，震惊于这个世界的脱节。随着特朗普势力的崛起，以及民粹主义煽动者和国外危险的威权政权势力的不断扩大，他们哀叹，当今世界秩序摇摇欲坠，美国正在失去曾经的主导地位。回望辉煌的过去，就像小说中那位警长一样，他们意识到末日已经到来。同样，他们对逝去时代的怀念也不能使之重现。诉诸一个想象的过去反会使历史变得贫乏，还会使我们失去在暮日之下面对危机时行动的力量。
本书将探讨那些委婉的政治话语。将委婉话语用修辞美化事物本身，使人们在讨论的同时避免了直面残酷的现实。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人们总是回望过去以寻求安慰，从模糊的记忆中想象出一个逝去的世界，一种所谓“自由秩序”（liberal order）。诸如“领导力”（leadership）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等修辞在当今国际关系纷争加剧之时被反复提及。但在这场争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是：我们是怎么走到了如今这种境况？我们此时应该做什么？正如我所说，所谓自由秩序的概念只会误导我们，幻想重回秩序亦是徒劳无用的。建立“秩序”和霸权的行径往往充斥着暴力，美国也不例外。如果我们想建立一个新秩序来取代特朗普将推动的未来，不能仅靠幻想来实现。唯有正视历史的黑暗，我们才能面对今天的选择。
“秩序”是由强者建立的等级体系，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来维持和平，历史上曾有很多国家创造过这种秩序，包括罗马、拜占庭、中华帝国、奥斯曼帝国、印度莫卧儿（Mughal）王朝、西班牙、法国和英国。这些国家的制度也往往带有帝国性质，毕竟，人类历史大多数时候都是帝国的历史，帝国即一种对其所属社会行使最高控制权的权力形式。大国用“秩序化”的方式改造世界，不仅通过制度和规范，有时也采用胁迫之术。秩序看似倡导某种礼节，但归根结底是基于武力威胁而存在的礼节。一旦相对弱小的国家忘记这一点，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就会立刻警示它们，例如1956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威胁英国停止在苏伊士运河的军事冒险，否则他们就将面临经济危机。可想而知，在秩序的缔造者看来，他们用秩序改造世界，建立规范，摆脱混乱，使国际交流加强理解、和平和安全。 [1] 霸权者在建立围绕自己的世界秩序时，会使用高尚的修辞讲述其所建立的秩序，以缓和霸权的现实。委婉的话语其实反映了他们的自负，仿佛他们是独一无二的秩序之源，从未发生过混乱，一切为了共同利益。那些更具掠夺性的霸主，如日本帝国，为其奴役计划加以“大东亚共荣圈”（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等荒谬的美化。美国号称迄今为止最温和的霸权，也忍不住使用各种美化之词：把战争称为“治安行动”，把镇压叛乱称为“反暴动”，把鼓吹造势称为“信息战”，把酷刑称为“强化审讯”。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曾反思他所处时代的（帝国）秩序，以及这种形式与实质之间的差距，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借古苏格兰国王之口指出，罗马所建立的秩序，其实质是暴力：他们所到之处变成一片荒芜，却美其名曰“和平”。 [2]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当下正走向衰落。对其大多数拥趸而言，美国所建立的秩序是不同的，是一种所谓自由秩序，也就是说是在自由、共识与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的。在他们看来，主导自由秩序的大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帝国，而只是一个相对温和的“霸权”（hegemon）。“霸权”这个词源于古希腊语，意思是“领导者”。其本意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放弃了帝国扩张的道路，而以一种开明的方式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世界，为经济自由和人的解放创造了环境。依靠财富、情报、军事力量等硬实力和一大批同盟伙伴，美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力。虽然这位巨人年轻有力，但美国让自己与其亲手设计的国际体系牢牢绑定，这种制度化的自我限制为美国赢得了更为广泛的权威。与早期的大国秩序不同，这是一个真正全球化的世界体系，它基于规则建立，打开了曾经封闭的世界，通过确立公海自由、稳定的货币体系等为各国实现公共利益。像过去所有的霸主一样，美国认为自己的地位不仅合法，而且神圣。 [3]
一些国际安全专家和政策实践者相信这是一种良性的分配体系，并且在过去的70年间，世界一直按照此体系运行。他们普遍认为，自由主义原则与美国主导地位，或者说与美国霸权之间的结合久经考验，由此美国和世界都能享受到最佳的利益。在其崇拜者看来，这一新的设计或许并不完美，但却十分高尚，它标志着一种和平秩序，一个没有帝国霸权的体系，而我们有机会重返那个旧体系。他们现在担心的是，唯一的可能性或许是倒退与混乱。
鉴于这一体系的崩溃似乎主要源于内部，其捍卫者面对肉眼可见的衰退感到越发痛苦。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并非被外部侵略者征服，而是自我造成的毁灭。由于对这一点缺乏正确认识，丧失制度信心的西方民众在蛊惑人心的政客和别有用心的外国势力的鼓动之下，成了激烈对抗的牺牲品。正如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警告的那样：“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遭受挑战，这种挑战并非来自我们一贯所担心的方面，而是来自这个秩序的主要缔造者和维护者——美国。”
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是持此观点的主要学者之一，用他的话来说，这就如同一个顽强不屈的罗马人亲手拆除了他们自己的城市。对于一个所谓非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来说，这种比喻确实令人不安。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美国主导的秩序。但能够将其称为自由秩序吗？我们应该对此种说法保持警惕。每种秩序都有其阴暗的一面，美国也不例外。其虚伪矫饰和武力威胁的一面远远超出了自由主义原则的范畴。无论这种威胁是明目张胆的还是悄无声息的，无论是精明算计的还是天真幼稚的，霸权者都将拥有自己的特权。这就意味着他们会一边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一边又对自己的市场加以保护；一边突袭其他国家的后院，一边又要求自己的主权得到尊重；一边谴责别国选举受到了干预，一边又出手干预别国选举。可见，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把霸权解释为“彬彬有礼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with good manners）绝非空穴来风。 [4]
从人们对重回秩序的种种渴望，以及自由主义野心和帝国的密切关系中，都可以隐约发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3—1921）的幽灵。人们一定还记得，威尔逊曾试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转化为新的国际秩序，他设想了一个法治的世界，一个逐步走向民主的世界，一个“权力共同体”（community of power）。但他也显露出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倾向，即通过为其他人设定规则，自己掌控游戏，以更好地保持领先的优势地位。新的霸权将取代旧的霸权，并行使它的特权。威尔逊在1916年谈到英国时说：“我们要建立一支比英国更强大的海军，然后我们就能够为所欲为了。” [5] 像大多数声称自己有着为世界带来和平使命的大国一样，威尔逊也时常挑起战争。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到后沙皇时代的俄国，威尔逊打击弱势敌手、扩大自由主义版图的做法明显带有帝国主义特征，哪怕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在起草一份演讲稿时，声称“美国人不应向别国发号施令”，而他的国务卿在空白处补充道：“海地、多米尼加、尼加拉瓜、巴拿马。” [6] 在这方面，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并不例外。
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针对的并非最低限度的“底线”主张，所谓美国主导的秩序至少优于其他方案。曾经的确是这样。在美国代表民主世界对抗极权主义时，对世界来说，美国总好过那些极权主义敌人成为主导力量，虽然美国在发挥主导力量时的种种行为也起伏不定。但随着霸权主义的发展，美国还是凭借决定性的优势成为那个看起来最为温和的大国。它曾经是20世纪对抗极权主义的堡垒；也曾经囊括了一半以上的诺贝尔奖，开创了爵士乐，帮助重建了欧洲，发明了脊髓灰质炎疫苗，还将人类送上了月球。与欧洲殖民者、第二次世界大战轴心国相比，美国的霸权看上去没有那么残暴，而且还更具有建设性。有些人可能已经忘记了，美国在缔造这一秩序的过程中也经历过痛苦的妥协。若无强权政治，仅凭它在道德层面的相对优势，并不能解释美国的崛起，同样也无法阻止自身的衰落。而当它自认不可或缺时，更会加速这一衰落。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城邦相比后来波斯的独裁统治更加开放和自由，但这并不能阻止它的自我毁灭。将思想停留在“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总不是最差的这种想法中寻求自我安慰，就如同在宣扬美国历史的时候忽视边境大屠杀和内战。
这里针对的是那些更为雄心勃勃的主张，即认为美国在践行霸权时不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美国见证了一场“世界历史性”变革，在主权、人权和自由贸易等领域，规则占据主导地位并由此确立新的国际体系；美国在这一体系中表现出了积极的克制态度；这一秩序带来的“好事”都是源于自由主义实践；而当下危机的源头则来自这一秩序之外。这样描述所谓自由秩序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有违国际权力关系的本质，完全无法阐明当下的问题。错误地认识过去，所以对未来也没有指导意义。
即使是美国最辉煌的成就——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也并不是以自由主义的方法获得的干干净净的贸易盈收，而是依靠强权优势，且往往是以残酷方式取得的优势。美国获益最大的恰恰是通过非自由主义的手段取得的，比如黑色交易、威逼胁迫，以及使数百万人丧生的非正义战争。如果不熟悉美国做过的各种行径，根本就无法理解美国的治国方略。种种政变、地毯式轰炸、封锁和“黑牢”都并非孤案，也不是一时的错误，而是美国维持世界秩序的强权手段的一环。繁荣的背后其实带来了大规模的污染。即使如今美国一再表示会自我限制，也不再热衷于插足对手国家的内政事务，它仍然几乎每天都在轰炸其他国家，其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经济制裁。当然这只是一种委婉说法，实际上则是严重的经济惩罚，有时甚至以经济封锁或是“极限施压”的方式波及全体民众，而且大多数时候并不能起到解放的效果。在我们这个“开放”的世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所生活的国家都正遭受着某种经济战。
但是，从另一面来看，美国同样也有它的情怀，它拥有纯粹的自由主义理想，这种理想是美国外交思想的支柱。对于大多数亲近权力的人来说，怀揣这种理想并非别有用心，也不是用普遍正义的外衣来掩饰狭隘的物质利益。扎根于他们内心并驱使他们的信念是，美国肩负着领导世界的重任。但很多时候，对理想的满腔热情会带来意料之外的不良后果。进入21世纪，随着外部约束力量逐渐减弱，强权意识和野心不断增强，美国加快了武装霸权的步伐，坚信自己具有更高远的视野，竭力鼓吹和建立一个更具冒险精神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为了传播自由之光，美国费尽了全力，从几乎已经被遗忘的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所经历的资本主义休克疗法，到旨在重塑大中东地区的一系列战争，再到全球金融体系的松动，以及在海外煽动的民主革命，这些行径已激起了历史的愤怒。发生在华尔街、莫斯科或巴格达的这些种种灾难背后，隐藏着一种怀旧心态，这种心态坚信，只有某个国家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这个国家的一举一动影响着世界稳定与和平，无所作为才是唯一值得担心的危险。把这段历史改写为一种发展和进步的叙事，或任何类似的叙述，都是在重蹈使我们走到今天的覆辙。但对于历史的讲述往往会走向虚无的幻想。 [7]
支撑这种自由秩序的理念中缺少一种正义叙事。更多的是对昔日荣光的怀念，哀叹秩序的垮塌，抑或为复兴挥臂高呼，但都不愿承认这一秩序如今的困境是源于自我毁灭。不知何故，“美国治下的和平”曾经强大到足以变革现代生活，但面对如今的失败结局却撇得干干净净，一切错误都归咎于他人。或是错归于那些信心不坚定的政要，或是怪罪民众失去信念。然而美国自由秩序的错误在于，它自认为美国的力量及其自由主义不仅是好的，并且从根本上便是正确的，其所代表的一切从本质上来说是善良而又明智的，至于那些破坏性的出格行径才是偏离之举，因此失败必定是另有他因。这种怀念为过去的失败找到了各种借口，比如邪恶的民粹主义者以及一系列“主义”（isms）——民粹主义（populism）、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种族主义（racism）——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这种怀念也会导致对当下局势的简单化认识，从而走向一些站不住脚的二元对立的选择：不是全球主义（internationalism），就是孤立主义；不是领导世界，就是退出世界；不是继续主导全球，就是在后美国时代被全球孤立。这只会损害我们今天面对重重限制的适应能力，而审慎的国家治理既需要力量投射，也离不开力量紧缩。
人们能在这位前副总统和总统候选人拜登身上清晰地看到所有自负的影子。他曾在2019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高呼“这一切都会过去”，立刻引起全场起立鼓掌。 [8] 这些掌声反映了人们的渴望，渴望回到特朗普挥动他的“破坏球”（wrecking ball）之前的世界秩序。 [9] 拜登把特朗普称为一个短暂的反常现象（passing aberration），并向世界宣布：“美国回来了，就像过去一样，肩负道德、正直、诚信……支持我们的盟友，等等，一切美好事物。” [10] 这里的“美好事物”意味着对历史的清洗。毋庸多言，这样的说法表明他们确信特朗普及其反叛是这一秩序的异类，可以迅速地扑向无尽的黑夜。同时也敦促人们，此时所需要的就是坚定信念，等待沉睡的国王归来。这也正是民主党普遍认同的，他们对外交政策的新思想没有太多争论，能否获得选举胜利才是实质问题。但是，如果拜登错了怎么办？如果是秩序本身存在缺陷，并引发了这些反抗怎么办？如果政治危机无法通过一张选票来解决，又该怎么办？
事实上，这样的自由秩序不仅从未真正存在过，而且也不可能存在。无论是美国还是历史上的任何强权，都不是通过道德、正直、诚信或支持盟友获得霸主地位的，而是用尽了一切黑暗手段才达到的。换言之，在一个充满反抗的世界中，若某个超级大国一味地追求权力，狂热于成为救世主，那么它的帝国历史只会变得更加血腥和暴力。这种霸权往往伴随着对规则的随意蹂躏与践踏，一边建立制度，一边又逃避制度的约束，为了保住自身的优势地位，反过来胁迫、欺骗和背弃自己的盟友。当其过分鼓吹自己所肩负的世界历史使命的时候，却反而被这一观念裹挟而导致出现意料之外的社会混乱和反抗，国内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也随之遭到了破坏，结果往往就是一败涂地。再委婉的说法也无法否认这段历史，但会对我们的记忆造成修改。这使我们无法了解这个世界的秩序从过去到现在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然也无法明白这个“秩序”代表了什么，因此只会使人们忽视当下的困境。
如果您也有这些疑问，请继续读下去。如果您有所信仰并坚持保留不同的意见，也不妨读一下此书，让我试着以自由宽容的精神来说服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