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我很感谢波利蒂（Polity）公司的路易丝·奈特（Louise Knight）说服我写作这本书，也特别感谢伊内斯·博斯曼（Inès Boxman）帮助我度过这段时光。同样，我很感谢克里斯·普雷布尔（Chris Preble）说服我接受了本书的第一版，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非常友好地出版了第一版，并允许我们引用其中内容。感谢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Taylor &Francis）、《华盛顿季刊》（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丹尼尔·伊默瓦尔（Daniel Immerwahr）和乔什·希夫林森（Josh Shifrinson）为我提供转载内容的许可。我十分感激，感谢我的妻子简·罗杰斯（Jane Rogers）和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休（Hugh），感谢我的家人布赖恩（Brian）、缪里尔（Muriel）、埃米莉（Emily）和帕特里克（Patrick），感谢弗朗西斯·罗杰斯（Frances Rogers），感谢他们默默守护着这个家。

本书源自与朋友、同事和值得尊敬的对手的多次谈话。在此，我要感谢戴维·布莱格登（David Blagden）、珍妮·莫尔菲尔德（Jeanne Morefield）、罗伯特·桑德斯（Robert Saunders）、乔舒亚·希夫林森（Joshua Shifrinson）、塔尼沙·法扎尔（Tanisha Fazal）、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Mazarr）、罗塞拉·卡佩拉·杰林斯基（Rosella Cappella Zielinski）、瑞安·格劳尔（Ryan Grauer）、阿普拉提姆·萨海（Apratim Sahay）、贾斯汀·洛根（Justin Logan）、约翰·比尤（John Bew）、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詹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丹尼尔·德德尼（Daniel Deudney）、科里·沙克（Kori Schake）、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巴里·波森（Barry Posen）、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托马斯·怀特（Thomas Wright）、戴维·阿德斯尼克（David Adesnik）、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吉尔·巴恩多勒（Gil Barndollar）、彼得·希钦斯（Peter Hitchens）、马尔科姆·查默斯（Malcolm Chalmers）、马特·费伊（Matt Fay）、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丽贝卡·利斯纳（Rebecca Lissner）、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阿萨夫·西尼弗（Asaf Siniver）、杰米·加斯卡思（Jamie Gaskarth）、戴维·邓恩（David Dunn）、马克·韦伯（Mark Webber）、蒂姆·霍顿（Tim Haughton）、亚当·奎因（Adam Quinn）、迈克·斯威尼（Mike Sweeney）、斯蒂芬·沃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丹尼尔·尼克森（Daniel Nexon）、塔拉克·巴卡维（Tarak Barkawi）、杰罗德·拉伯（Jerrod Laber）、戴维·埃德尔斯坦（David Edelstein）、丹尼尔·贝斯纳（Daniel Bessner）、克里斯·普雷布尔（Chris Preble）、约翰·格拉泽（John Glaser）、埃里克·戈麦斯（Eric Gomez）、艾玛·阿什福德（Emma Ashford）、杰拉德·休斯（Geraint Hughes）、詹姆斯·戈德盖尔（James Goldgeier）、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兰迪·施韦勒（Randy Schweller）、安德烈亚斯·本克（Andreas Behnke）、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和丹·德雷兹纳（Dan Drezner）。

每一位撰述国际秩序问题的人总会对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致以默默的感激之意。我虽未曾有幸亲眼见过他们二位，但是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肯定本书的价值。我们还要感谢两位“约翰”的智慧——米尔斯海默和伊肯伯里。在柏林墙倒塌后，是他们搭建了理论的平台，方才使我们其他人能够登台起舞。第一位约翰帮助夯实了现实主义传统，并启发了写作本书的灵感。对于第二位约翰，虽然我质疑他的观点，但如若没有他开创性的思想体系，此书是不可能问世的。

关于美国，我还有最后一言：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都将是寒冬。这种寒冷并非来自外界的敌意。相反，它源于一种“严厉之爱”的精神，以团结那些认为事情已经变得非常糟糕的美国人以及他们的盟友。而在21世纪，阿谀奉承已致共和国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