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想象力的哲学加冕。自我授权。诗人同盟。马格瑙。诺伊弗。施托伊特林。早期颂歌,过于庄严。文学与生活。荷尔德林不是浪漫派诗人。古希腊崇拜狂。席勒的《希腊诸神》与荷尔德林的古希腊。诸神的回归?《许珀里翁》创作的开始。
对康德作品的研究没有削弱荷尔德林的诗歌热情。相反,那个年代的哲学简直提升了文学创作和艺术的地位。事实上,康德不光分析知性的规则运行,可能也还对此进行监督,此外还做了更多的工作。这一超负荷工作在精神生活中引发了轩然大波。
康德秉承洛可可式的风格,把我们包含四种不同判断方式的知觉力和认识力构建成一只八音钟——它整体上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种美学构架,接下来分别有三个范畴的关节附着在那些判断方式上面,比方说“判断的质”就包含“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这三个范畴以及其他。(康德甚至还想在其思想器械上安装更加精密的齿轮组,无论如何,当他宣称可以随心所欲地完整描绘“纯粹知性的树形图”时,就已经借此发出了威胁。)康德的这一整套思想体系需要鲜活的能量,以便能对经验材料进行加工和重组。相关能量的确定是康德哲学的核心部分。他把该能量称为“能产的想象力”,而这一点必定会让今天所有只把康德视为知性的机械师的人大感震惊。康德写道:“人说想象力是知觉的必要组成部分,可能还没有心理学家想过这一点。”(Kant 3,149)康德在这一关联中强调了想象力充满创造性的“自发特征”,它不像感官知觉那样是纯粹接受型的,而是可以创造出来什么,由此我们面前才可能呈现真实事物的图像。在艺术世界里,对康德这一思想的理解可以用如下形式表达: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在创作。进一步思考的话——正如浪漫派所做的那样,想象力就会被理解成构造世界的力量,以及将自然和人类精神结合起来的基本原则。
所以说,想象力的加冕不仅是狂飙突进和其后的浪漫主义时期的成果。康德自身也曾为此事忧心;如果考虑其公众声望的话,他可能就是最有成效的加冕者。不管怎么说,对荷尔德林而言,由康德推动实现的想象力的地位提升,便是哲学所能赠予诗歌的最好礼物。
于是,类似感知和认识这样的接受过程所依存的创造性原则,就被康德称为“想象力”。他还为此创造了更加复杂的概念。他不怕造出那些难理解的怪词,称之为“统觉的先验统一”,或者更简单地称作“纯粹的自我意识”,说它是“可以把一切知性运用,甚至整个逻辑以及其后的先验哲学附着其上的至高点”。(Kant 3,136)这个顶点也可以直接称为自决或自由,由此瞬间就从抽象遍布的沙漠抵达鲜活生动的世界。作为创造性的自我授权,概念研究的这些微妙手段就这样在神学院的年轻学子身上发挥了作用,当然也影响了荷尔德林。
其实,荷尔德林并不需要哲学上的支撑,因为他的创作热情已经足够高涨,另外他还加入了一个由另外两名同学——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诺伊弗 和鲁道夫·马格瑙 组建的诗人同盟。同盟成员按照克洛普施托克的新创词称呼自己为“领袖人物”。他们每月至少碰面一次,有时也更频繁,每次聚会都安排一个成员朗诵一首自己的诗歌,随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诗学主题的文章也会拿出来讨论,并正式存档。此外,成员们还会朗诵自己最喜爱的、视为标杆的诗人的作品,比如克洛普施托克、施托尔贝格 ,但主要还是席勒。有时候,这些“领袖人物”也会开怀畅饮。当然,荷尔德林会尽力把聚会的欢快气氛调动起来。马格瑙后来描述过其中的一次聚会:“我们坐在一间精巧的花园小屋中,里面摆满了莱茵葡萄酒。大家依次唱着欢乐的歌曲,整个聚会期间都没停过。我们把席勒的《欢乐颂》留到最后,准备在喝潘趣酒 的时候唱。我起身前去拿酒。回来的时候,我发现诺伊弗睡着了,荷尔德林站在角落里抽烟。波列酒 摆在桌子上,冒着气。现在要开始唱歌了,但荷尔德林希望的是,首先要让卡斯塔利亚圣泉涤荡我们所有的罪恶。花园附近流淌着所谓的哲学家之泉,这就是荷尔德林的卡斯塔利亚圣泉;我们穿过花园,用泉水洗涤面庞和双手;诺伊弗一脸庄重地走了进来;‘席勒的这首歌,’荷尔德林说,‘不允许不洁之人来唱!现在我们来唱歌吧’;在唱到‘对善良的神灵举起酒杯’一节时,荷尔德林的清泪夺眶而出,他满腔热情地举起酒杯,向窗外的天穹高呼‘对户外善良的神灵举起酒杯,让整个内卡河谷回声萦绕。’”(MA III,573)
荷尔德林有三首诗收录在所谓的“领袖人物”同盟书中:一首是《友谊之歌》;一首是《爱之歌》——这是唯一一首当时就已公布于众的诗,略微加工后在荷尔德林生前即已印刷;还有一首《致宁静》。
《爱之歌》一诗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是以何等的禁欲主义方式来靠近主题。在诗中, 天使般的喜乐 升腾,微风 与河谷里的花朵谈情说爱 ,而爱扇动它 撒拉弗 的翼翅 。(MA I,89f.)这里所言的爱是广袤的、宇宙和天穹意义上的爱,绝不是狭义上的、炽热的爱,也不是肉体之爱。《致宁静》变换了宇宙之爱这个母题,但诗中还是有一个未婚妻的形象近乎羞赧地出场: 永恒像梦境一样消散/少年安睡在未婚妻的臂弯里。 (MA I,92)《友谊之歌》与具体场景的联系更为紧密;诗中,大家把盏围坐、高声欢庆: 热情高涨手挽起手/群情振奋畅饮美酒/我们欢唱友谊之歌。 (MA I,92)人们感觉置身于一个山盟海誓的共同体——反对世上 空无价值者 ,立志开创更高的英雄伟业:重要的是尊崇上帝和父国,甚至可能为其献身,不过还不能预见为了何种具体目的,以及抗击哪些敌人。满怀感伤和忧悒之情,朋友们想到了一个将会分道扬镳的未来,而每个人都不得不形单影只,在生活的 暴风雪 中开辟自己的道路。不过,但愿大家不会互相背弃。在诗歌的终章,歌咏者沉湎于友人们在他离世后齐聚在他坟茔之前的想象: 那里盟友为他编织花环/可是在他弟兄的鬈发间/他的灵魂仍垂头窸窣作响/低声悄语:别忘记我。 (MA I,94)
马格瑙和诺伊弗比荷尔德林早两年离开神学院。没过多久,荷尔德林就跟预先就准备从事牧师一职的马格瑙失去了联系。马格瑙也会写诗助兴,但仍是一个冷静而坚强的人,动辄嘲讽极度热情地醉心于诗歌创作的荷尔德林,并与之保持距离。有一次,马格瑙还写了一首极不连贯的讽刺诗嘲弄荷尔德林:
只是有时候,
在荷尔德林的公牛棚 里,
会响起这个人马怪 般的蹩脚诗人的脚步声,
那时他可能无法为“山谷灾难” 几个字
找到复杂的韵脚……
……他望向天空,仿佛
上帝的圣膏不会朝他流下。(Michel,58)
马格瑙后来通过入赘的方式得到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牧师职位,这在荷尔德林看来就是犯下了渎圣之罪——他本人可是愤怒地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于是对马格瑙再无任何兴趣。
与诺伊弗之间的友谊则保持得长久一些。荷尔德林向他敞开心扉,对他承认自己所受的心灵折磨,跟他讨论诗歌问题,交换诗歌作品。荷尔德林最重要的信件有些就是写给诺伊弗的,在一定时期内对他倾注了毫无保留的信任。诺伊弗最后也成了牧师,但一直对文学不离不弃,组织出版年鉴,偶尔还会发表自己的诗歌作品。两人之间的友谊持续到了1800年。从荷尔德林写给诺伊弗的最后一封信可以窥见端倪,了解两人最终形同陌路的原因。原来荷尔德林终于意识到,他对作诗归根结底的宗教般的严苛要求几乎不为诺伊弗所理解,而且无论如何得不到他的赞同。从写于1799年12月4日的最后一封信中,可以看到如下说明: 我只是想对你坦白,我对你有点心生怨念,因为你今年夏天对我表达过一些与诗歌相关的颇为轻率的言论。 (MA II,849)据推测,诺伊弗在一封没有保存下来的信中提醒过荷尔德林,让他千万不要忽视读者的口味。(MA II,791)类似的提醒荷尔德林当然经常听到,这可能深深地伤害了他。在这个时期的诗歌《众人的喝彩》里,我们可以读到: 啊!众人会喜欢,集市上的热销货,/而奴才只会敬畏暴力之人,/信奉神性者/只会是那些本身怀有神性的人。 (MA I,191)在荷尔德林看来,诺伊弗心中可能没有什么 神性 。
通过诺伊弗的介绍,荷尔德林结识了斯图加特的活动家——戈特霍尔德·弗里德里希·施托伊特林。此人是文书处的律师,也是施瓦本地区文学生活的中心人物。他向外界敞开大门,家里经常高朋满座,这也是因为他有几个漂亮女儿的缘故。他还撰写书评,出版小册子,扶持年轻作家,为他们在他负责出版的文学年鉴上提供发表平台。施托伊特林的1792年《缪斯年鉴》首次刊登了荷尔德林的诗歌,即图宾根时代的颂歌。
1789年的复活节,荷尔德林在斯图加特拜访诺伊弗时认识了施托伊特林,很快感觉跟这个比自己大一轮的人颇为投缘,于是在1793年把《希腊》一诗献给了他。荷尔德林在诗中沉湎于空幻的想象,设想假如两人在古代的希腊天穹下相遇的话,那么他跟施托伊特林之间友谊的亲密度还将提升多少: 假如我在那里邂逅你,爱友,/像这颗心多年前发现你那样!/啊,我会多么迥异地拥抱你! (MA I,149)
荷尔德林偶尔会冒出中断牧师教育转而学习法律的念头,每每此时他都会把施托伊特林当作榜样。显而易见的是,此人凭借律师职业安身立命,成功地为自己的文学生活提供了经济支持:每当荷尔德林怀疑其诗歌热情能否养活自己的时候,追寻施托伊特林的人生道路就会成为一个吸引他的想法。
施托伊特林是法国大革命的热情拥趸,也乐于参政议政。他接过了出版舒巴特的《编年史》的任务,而且进一步提升了该期刊的民主化极端倾向,导致它在1793年被禁,施托伊特林则被驱逐出境。这个深深扎根故土的人未能在这场驱逐中幸存下来。他在国外试着从事新闻业维持生计,然而徒劳无果,之后在1796年自沉于斯特拉斯堡附近的莱茵河中。
在图宾根的岁月里,荷尔德林越发倾向于将诗歌从直接的生活现实中剥离出来,并效仿席勒,将诗歌创作提升到哲思活动的高度。这一时期荷尔德林创作了由多节组成、格律组织严格而且经常押韵的颂歌,它们用庄严的音调来召唤和展演理想主义的观念。正如在席勒那里发生的一样,唯有与诗中凸显的行动者的意志冲动和行为动力联系起来,这些理念才能焕发生机。但是,当一个理念构想被当作此类东西来赞美的话,那么它就始终是抽象的,这大概就好像荷尔德林的诗歌《缪斯颂》一样——为了表现其美学理念,荷尔德林在创作此诗时选取了席勒的《艺术家》作为参照。与荷尔德林不同的是,席勒在这首诗中表现了艺术创作及其兴盛和抗争,由此给该诗赋予了形象性和活力,而这些特征是作为美学理念化身的缪斯发出的、仅有庄严和雄辩之音的召唤肯定缺失的。
在1790年的硕士论文中,荷尔德林就已经思考过缺少生动性和具体性的问题。 现在却没有什么客体作用于我们的感知和欲求能力 ,他在论文中写道, 除非是在整体表象之下。在我们进行解析、获知清楚概念之时,我们是完全觉察不到的。 (MA II,35)这样一个在所有的概念解析工作之前影响感知的整体表象,对他而言就是 形象化 ,这一点他在希腊神话中就已清楚窥见。现在,他又回溯到这样的 形象化 上面。但他没有像席勒那样描写艺术家的所作所为,而是让缪斯女神浮游到庄严的高空: 哪里,学者的锐利目光震颤/哪里,希望的无畏羽翼下垂,/愉悦和生命就会从深处萌发,/当缪斯女神从宝座那里示意之时。 (MA I,105)
图宾根时期的颂歌是如此高高在上,以至于它们既没有达到思想上的清晰度,也没有形成意义上的生动性,而只是呈现了没有生活关联的诗性自我。举例来说,这一点从主题为莱布尼茨前定和谐观的《和谐女神颂》就可窥见。该诗召唤古希腊罗马神话中掌管宇宙秩序的女神乌拉尼亚,而召唤也被视作思想原则的 形象化 。她受到赞美,因为她去除了逼近的混沌,并把它转化成创造的能量。 端坐在古老混沌的波涛之上,/你庄重地微笑示意,/而那些狂野的生灵/互亲互爱地飞向你的暗示。 (MA I,112)颂歌赞美女神恩赐福祉的作为,直到她本人被赋予言说功能,并与她创造出来的人类对话。此刻,被赞颂的女神自身在赞颂人类。赞颂不休不止,从下至上,再从上到下: 更加美好,在你那里找到我的圣像/我为你注入力量和勇气/探索我的国度的法则/成为我所造之人的造物主 。(MA I,113)赞颂升入高空,而争吵留在下面: 我们愿望的斗争已经爆发,/火热的争吵划破了天穹的寂静。 (MA I,114f.)
这可能很美好,但诗歌和生活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当荷尔德林在致友人诺伊弗的信中尽情哀诉日常生活以及自身的怯懦时,这道鸿沟就再次呈现出来,令人痛苦。在这封充满哀叹的书信的末尾,他写道: 你会笑话我的,如果你知道我……最近有个想法,要给勇气守护神写一首颂歌。实际上,这是一道心理上的谜语! (1792年9月;MA II,492)谜语如何解开呢?也许可以这样来解释:这些颂歌不仅以勇气为主题,而且意在帮助它们的创作者,让他在此时缺乏一切——既无朋友、温暖、理解、灵感、美食,而且也无勇气的情境中变得大胆起来。换句话说,尽管这些颂歌赞颂的是远离个人生活情境的神灵世界及其理念,但它们也是自我暗示的语言行为。这就是颂歌的实存关联。有关勇气的诗章赋予其作者胆量。
后来,荷尔德林带着些许不适回忆了图宾根时期创作的颂歌。他在1798年2月给弟弟写信: 显然,我过早地……追求一些思想辽阔的东西了 (MA II,680);在上文引用过的《众人的喝彩》一诗中,他回顾了自己 措辞更为丰富、所言愈加空洞 (MA I,191)的生活时代。
令人惊讶的是,在表现力和主观性几乎不存在的时代,荷尔德林如何飞升到抽象而雄辩的层面,而且恰好是在那样一个时代——自从维特发出“我重新进入自己的内心,找到一个世界”以来,创作者就学会了满心欢喜地表达“自我”。
那个时候,文学与生活开始紧密靠近。作家的愿望是效仿卢梭来表达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东西,读者则在所阅读的文字中寻找作家生活的蛛丝马迹,于是作家及其生平突然变得有趣起来。这一点也属于当时兴盛起来的天才崇拜的背景。文学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以前它富有教益、代表性和雄辩性,现在则变成个人的、私密的、具有表现力的东西。
一方面,读者在文学中寻找生活;反过来,文学也给读者规定好了生活样板。生活与文学之间的交汇蓬勃进行,而且是双向的。读者试着按照书中读到的那样去生活。他们穿上维特的燕尾服 ,或者像席勒的卡尔·莫尔那样举手投足。他们寄希望于已经划分了角色、标明了氛围、确定了情节的文学剧本里的经历。在这个充满主体性的时期,从文学中涌现出一股导演生活场景的力量。对所谓的消遣文学来说,比如拉方丹 的家庭小说、歌德的内弟武尔皮乌斯 [1] 的强盗故事以及格罗斯 [2] (和席勒)的帮会小说,适合严肃文学的内容就只是蹩脚的东西。生活的文学化在严肃文学和消遣文学这两个层面上都是可能的。对文学模式的辨别让以下举动成为可能:在由日常仪式构成的生活长河中,可以提取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作者也跟读者一样,想在文学的镜像中提升生活的价值,赋予它一种厚度、一种戏剧性和一种氛围。人们想借助阅读或者书写的方式,目睹平时处于日常生活的缥缈之中而不可触及的实存经由语言表达出来。文学即是自我提升。
只有处于这样一个醉心文学、文学与生活交相渗透的环境里,早期浪漫派雄心勃勃的理论纲领才能在稍后得以形成。荷尔德林将会体验那些在耶拿的年轻天才的崭露头角,他们被精神赋予灵感,意欲借此让自己和他人陶醉其中:文学的意图是让生活舞动起来。身居耶拿的天才大肆开展诱惑性的试探,想要完全摧毁文学与生活之间的隔墙。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和诺瓦利斯 为这一行动贴上了“浪漫化”的标签。每一种生活行为都要承载诗歌意义,呈现特立独行的美感,显露跟狭义上的艺术品同样有其“风格”的创造力。对浪漫派作家而言,与其说艺术是产品,不如说它根本就是事件,是人带着创造性能量和蓬勃生机开展活动的过程中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事件。诺瓦利斯坚信不疑的是,“商业活动”也能以诗意的方式进行。在施莱格尔看来,快乐的交往就是得以实现的“普遍诗”。人们要用诗歌来感染生活。如何实现呢?最好就是借助浪漫派的陌生化技巧,对此蒂克 如是描述:“我们要尝试的只有一点,就是把习以为常的事变得陌生化,于是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在辽阔而困顿的远方寻找的某一教益或愉悦离我们多么近。奇妙的乌托邦经常近在咫尺,但我们用望远镜观看时掠过了它。”(Tieck I,75)
荷尔德林在图宾根时期的颂歌就是这样的“望远镜”,它们忽略了自身存在和日常奇迹。由此,在浪漫派第一轮的回旋中,荷尔德林肯定没有进入这个圈子。他的诗歌都是围绕宏大主题展开:自由、不朽、世界和谐以及人类。但是他诗歌的主题并不涉及或静或动的人类,跟荷尔德林本人更是毫无关联。这让他已经有点不适了。“爱人类是不够的,”有一次他给弟弟写信说道,“人类也需要可以给予他们爱的个体之人,尤其是也必须与自身亲密相依。”后来,他在1795年给席勒写过一句话,也许可以很好地解释图宾根颂歌远离生活的特征: 对自己以及周遭环境的不满,驱使我进入了抽象世界。 (MA II,595)
如果说个性化表达的时代趋势尚未给荷尔德林打上烙印,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当他顺应相关趋势的时候,就有一些充盈着迫切情感的诗歌诞生,比如说《我从来无法忍受……》,开头几行如下: 我从来无法忍受!/永远永远都是如此/少年的脚步,像一个被拘禁之人/那些细碎的、预先测定的脚步/每日走来走去,我从来无法忍受! (MA I,75)
他还中断了《我讨厌自己……》一诗的写作,让它以一种未完的形式示人:
我讨厌自己!那是一个令人生厌的东西
人心,如此幼稚而软弱,如此倨傲,
如此友善……
但又是如此阴险!走开吧!我讨厌自己!
如此狂热,当诗人之火温暖它的时候,
但是,当一个没有朋友的少年
偎依在我们身旁,心是如此倨傲而又冰冷!
它又是如此虔诚,当生活的风暴
让我们屈服的时候。(MA I,78)
假如荷尔德林继续传达内心的种种矛盾,让他日渐陷入苦恼的一对矛盾也会流于纸面:一边是他在其中长大的传统基督教信仰,另一边是他心中宗教意义越来越强烈的古希腊精神世界。荷尔德林重视古希腊的宗教意义,这一点日益把他与那些仅把古希腊视为教育体验的同时代人区别开来。对荷尔德林来说,古希腊已成宗教。
自温克尔曼 以降,对古希腊的关注确实风行起来;哲学界对它展开纯学术研究,赫尔德赋予它文化人类史的卓越地位;它开创了建筑以及表现艺术门类的风尚;威廉·封·洪堡把它视为教育理想,歌德从中为其魏玛剧院开创了古典戏剧;浪漫派利用古代哲学和神话开展睿智而巧妙的游戏——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赋予活力的诗。诺瓦利斯盛赞那个时代的“活化”力量。威廉·海因泽 [3] 认为对古希腊的热情简直太过禁欲,于是突出强调那些有关情爱的、感官享乐的、狂野的、不受约束的,甚至放纵恣肆的一面——明确反对温克尔曼提出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因为充斥着赤身露体的场景和淫荡不堪的谈话,海因泽的大尺度长篇小说《阿尔丁海洛和幸福诸岛》成为当时的一桩丑闻,不过也正因如此被人阅读无数。
古希腊深得受过教育的大众群体的喜爱,以至于就连席勒这位自身凭借《墨西拿的新娘》与古希腊戏剧建立了关联的人,都发出了提防古希腊崇拜走向狂热的警告。古代成为风尚,不过是作为艺术现象,而绝不是作为宗教现象。几乎没有人从宗教意义上重视古希腊的诸神世界。虽然那时候神话传说成为一个主题,但神话意识尚未被人再次发现。
在荷尔德林那里却不一样。他准备为自己发现古希腊,而且其着眼点不是教育这一主题,而是日益赋予他实存意义的神话宗教的精神方式。
1788年,席勒的诗歌《希腊诸神》引发轰动。它是那个时代反响最强烈的诗歌之一,文人、哲学家、神学家和教士都在这首诗里读到了对基督教的诽谤。该诗也给荷尔德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帮助他认识到自己的古希腊热情与其他人的“古希腊狂热”之间的区别。
席勒对希腊诸神世界的召唤自然有其博学的一面。但这首诗几类百科全书的广度无法掩盖席勒追随神话意识时对实存所持的心醉神迷,而他此举的目的在于体会业已消失的生命强力,并在可能情况下抓住它。因为席勒这首诗的真正主题不是复古的博学多识,而是后来被尼采称为“狄奥尼索斯式”的世界蓝图。这里指的是为存在重新注入的盛大而丰盈的生命强力,它在爱、友情、政治和自然中都有体现。神话的感觉让人类可以谙熟他们在尘世里的所有感觉。但是,这一点在基督教时代以及随后的世俗化现代都已成过去,而这一反差也正是席勒所重视的。席勒这样描写后来被荷尔德林称为 诸神夜晚 的景象:“悠哉回到诗人之国的/是诸神,他们对尘世来说已属多余,/世人已经长大,摆脱了神的引带/借助自己的浮游立足。”
席勒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认为基督一神教与现代社会中抽象理性的统治之间可能存在关联。基督一神教把上帝置于不可见的彼岸,以及同样不可见的内心深处,由此就让世界得以消退。“所有的花朵悉数凋零/在北方朔风的吹刮之下。/为了让众神之一富盈,/这个诸神世界只得消逝。”
在这首诗中,对希腊诸神的回忆变成了对基督教上帝的大胆清算。席勒强调的基督教之神的特征,就是源自恐惧,以及对感官享受的敌视:那是一位颇有良知的神,鼓动凡人进行徒劳无益的自我指涉,把他们变得过于内化,进而孤独。这位神攫取凡人靠的是罪恶感,而不是存在的愉悦。他不像希腊诸神一样跟人类分享尘世的欢乐,他不是代表欣喜若狂的生活乐趣的神。
这首诗讲的是神话意识和现代意识之间的众神与巨人之战。有着神话意识的希腊诸神的世界已经衰落。剩余部分逃入诗歌里面:“啊,只有在诗歌的仙子之国里/还存活着你传奇般的印迹。”(Schiller I,164)
尽管这一点聊胜于无,但荷尔德林逐渐意识到,他还想要更多。席勒的这首长诗让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了诸神世界的衰落,于是不愿满足于“传奇般的印迹”。神性可能会在诗歌中占据一席之地,但它的当务之急是要在生活中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他在大无畏的瞬间自问:借助自己的诗歌来让诸神回归,这难道不能成为自己的使命吗?接下来他还会向那些 虚假神圣的诗人 开炮: 你们这些冷冰冰的伪君子,勿谈论诸神!/你们有智识!但你们不信奉赫利俄斯 ,/也不信雷神和海神;/大地已死,谁还会感谢她? (MA I,193)
席勒的《希腊诸神》一诗向荷尔德林展示了祛魅后的世界这一问题,并赋予了荷尔德林尝试着复兴神话意识并找回神性的灵感。荷尔德林将会通过模仿并超越席勒的方式,为神话体验寻找一种诗歌语言,同时又为我们已经失去这一体验的日常性深感悲伤。他意识到,真实性只有通过亲身见闻和经历才能真正产生的维度已经消失。因此人们再也无法 看见 大地,再也不能 听见 鸟鸣,人与人之间的语言已经 枯萎 。因为我们处在 贫瘠的时代 ,置身 诸神之夜 ,于是就涌现出了 虚假神圣 ,借此神话的主题和名目只是滥用于艺术游戏。
1793年7月,荷尔德林在致诺伊弗的信中首次描写了他的 诸神时刻,彼时我从令人愉悦的自然的怀抱中,或者从伊利索斯河畔的梧桐小树林里回归,我聚集在柏拉图的弟子中间,用目光追随这位圣人翱翔,看他如何掠过幽暗辽远的史前世界,或者眩晕地跟随他进入不可见底的深处,进入全灵国度最偏远的际涯 —— 在那个地方,尘世的灵魂将其生命发送到自然的千万条血脉里面,四处散发的力量在不可计量的循环之后返回那里;或者我因为苏格拉底的酒杯和宴席上苏格拉底的欢乐友谊而沉醉,倾听那些热情洋溢的少年如何诉说甜蜜而火热的语言向神圣之爱致敬,而戏谑者阿里斯托芬在其间逗趣,终于大师 —— 神性的苏格拉底本人用他神的智慧开导他们所有的人,告诉他们什么是爱 —— 此时,我心灵的朋友,我自然不会那么沮丧,有时还会认为,我还必须能向我确实为之生活和奔忙的小书,我的《许珀里翁》,传达在此类瞬间温暖和照亮我的甜蜜火焰的一丝火花…… (MA II,499)
《许珀里翁》——这部作品诞生于荷尔德林对希腊文化的皈依时期,那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感情之火熊熊燃烧的时段。几个月以后,他在行囊里装上了《许珀里翁》的初稿,离开了图宾根和修道院。初稿还将伴随他几载光阴,直到他在经历些许犹豫和绝望之后最终为作品画上句号。
[1] Christian August Vulpius(1762—1827),德国作家,曾担任魏玛图书馆秘书,最有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强盗头子里纳尔多·里纳尔迪》( Rinaldo Rinaldini,der Räuberhauptmann )。
[2] Carl Friedrich August Grosse(1768—1847),德国作家、翻译家、地理学家,创作有长篇小说《守护神》( Der Genius )等作品。
[3] Johann Jakob Wilhelm Heinse(1746—1803),年轻时姓氏曾作Heinze,德国诗人、作家、翻译家、图书馆员,曾协助雅可比出版女性杂志《鸢尾花》( Iris ),其代表作为两卷本艺术家小说《阿尔丁海洛和幸福诸岛》,该作品对荷尔德林的书信体小说《许珀里翁》极有影响,荷尔德林的著名哀歌《面饼与葡萄酒》即是献给他的。
神学院时光落幕。政治动荡不安。伦茨。宁愿做家庭教师,而不是牧师。夏洛特·封·卡尔布。荷尔德林在路德维希斯堡拜访席勒。埃莉泽·莱布雷特。告别以及动身前往瓦尔特斯豪森。
我数着那些时刻,直到我知晓何时可以被允许走出这个世界 (MA II,510),荷尔德林在1793年秋致诺伊弗的信中写道。他在那年6月成功通过了神学专业的毕业考试,即便成绩并不出彩。兼有庆祝性质的所谓“检阅考试”、在斯图加特教会管理部门进行的监事会考试以及布道考试都还尚未举行,但荷尔德林在图宾根的学习时代已经接近尾声。最后几周他是这样度过的: 我清晨四点钟起床,给自己煮咖啡,然后开始工作。大多数时候,我就这样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直到夜幕降临;陪伴我的经常是神圣的缪斯女神,是我的那些希腊先贤;现在我恰好又开始研读黑格尔的康德研究著述。 (1793年5月致诺伊弗;MAII,496)
但生活的进程绝不是全然内化的,因为修道院学生踊跃参与的外部政治活动进展得过于激动人心。那时候法国大革命已经转入恐怖时期,激进的雅各宾派与温和的吉伦特派之间的两极分化在修道院里也可以窥见端倪。荷尔德林属于雅各宾派——无论如何他是赞同处决国王的,尽管他对母亲当然还是摆出一副温和派的面孔。然而,当夏洛蒂·科黛 在浴缸里刺死了煽动1792年臭名昭著的九月大屠杀 的激进雅各宾派马拉之时,荷尔德林又对此举叫好。尽管荷尔德林对雅各宾派好感有加,但在他看来,马拉的行动还是走得过远了。那个 无耻的暴君 遭到了人民的 尼弥西斯 的袭击,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这样写道。(MA II,501)
不过,对于日渐不安地关注着修道院里的政治活动的公爵来说,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差别几乎无足轻重。对他而言,两派的主张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令人心烦意乱、不可容忍的 民主主义 ,于是他要求修道院管理部门采取更有力的应对措施。1793年9月,在庄严的检阅考试中发生了一起轰动事件。卡尔·克里斯托夫·伦茨 近年来一直排名第一,本来有望在这场有公爵莅临的考试中再度夺魁。但伦茨拒绝参加,并在官方场合援引康德的义务伦理学来解释拒绝的理由,说是义务伦理禁止他采取某种举动,“就好像外在的微小好处注定可以让我更好地履行义务似的”。(MA III,793)这一道德上的严肃主义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是,此处也有对公爵的政治反抗。不过,伦茨的名声如日中天,所以也就没有对他采取不利行动。
在此,还是要提及一些对伦茨这个独特而又出众之人的评价,而除此之外,我们对此人所知甚少。如前所述,伦茨多年以来都是毫无异议的最优秀的学生,就连黑格尔、谢林与荷尔德林也无法企及。他们期待他干出一番大事业。在三位友人离开图宾根神学院之后的通信中,会定期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伦茨在做什么?“他把自己的才能隐藏起来,”黑格尔在1794年圣诞节致谢林的信中写道:“敦促或者鼓励他,让他将自己肯定是深入进行的、有关重要对象的研究汇集起来,那一定是值得我们付出这份辛劳的。”(Hegel, Briefe I ,12)“我们必须督促他,”不久以后黑格尔又给谢林写道,“他性格中似乎有不信任他人的一面,不喜欢分享,只喜欢单干,认为不值得费心为他人做点什么,或者觉得人性之恶太过无可救药。你跟他之间的友情可能超越他的个人,能要求他行动起来,跟现在焕发生机的神学论战吗?”(Ebd.,18)谢林回信说,伦茨已经陷入绝望,他深居简出,对很多事情听之任之,假如能让他敞开心扉的话,他就会获得重振精神的力量。
显然,伦茨被三位友人归入敢于革新精神生活的歃血友盟。伦茨也属于“看不见的教会”的一员,但他偏爱的是寻常意义上的不可见性。他先是在当地担任助理牧师,后来升至副主祭和牧师。图宾根大学曾经向他抛出教席的橄榄枝,但他拒绝了。不过,谢林没有忘记伦茨。1812年,那时候谢林早就忘掉了荷尔德林这位老友,却为伦茨受聘维尔茨堡某个教席的事宜奔前忙后。(Vgl.Tilliette, Schelling ,258)但即便如此,也无法让伦茨走出隐居状态。
作为后来名满天下的“三驾马车”的神秘附带人物,伦茨并未给后世留下只言片语。引人入胜的是,大家会想象一番,这位天资聪颖的人原本暗地里构思完成了什么作品,让后人可能最终发现它们并为之惊叹。伦茨一向都是最优秀的,没准多年以后又会成为一等一的呢?伦茨会成为卡斯帕·豪泽尔 ,或者甚至就是哲学的神秘国王吗?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长篇小说的主题,其后还会延伸下去。但愿如此。
伦茨、诺伊弗和马格瑙消失在他们的牧师生涯中,而已经自行做出背弃牧师职业这一决定的荷尔德林,现在要用不伤害母亲的方式告诉她,此时她的希望可能会破灭。同样对牧师一职有所顾忌的黑格尔已经在瑞士找到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差事,原本荷尔德林也想一同前去。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觉得 比起布道更能胜任家庭教师的工作 。(MA II,647)他可能有一线希望去瑞士生活。另外,荷尔德林还提起到耶拿继续学习哲学的愿望。他让母亲做好准备,因为接下来必须从自己的财富份额里支取一部分作为旅费,要么是去瑞士,要么是去耶拿。 不管是去耶拿还是瑞士,都无须畏惧战火之灾 ,假如战争真的邻近, 当然我就不会离开家人,而是选择留下来。 (MA II,505)母亲立刻利用了儿子的这一提议,请求他暂时留在尼尔廷根,荷尔德林对此做出答复,说他有多么不愿意留下来,原因是 那些人 可能会传出闲言碎语,说 他在母亲那里啃老,活在世上对她无甚助益。 (MA II,506)而且还有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如果他赋闲在家、无所事事的话,教会监理会可能会抓住他, 逼迫 他到牧师室中传经布道。(Ebd.)
荷尔德林对母亲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对牧师职业的抗拒,但是正如他惧怕自己的勇气一样,他再次畏首畏尾地做出了部分退让。在他提出计划担任家庭教师的同一封信中,他也提及了曾经成功做过的一次布道,那时他对自己说, 哪怕你只是唤起了更多博爱的一丝火花与诚挚的主动参与,那么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MA II,505)他再一次给了母亲希望,让她相信他还是可以迁就做一名牧师。 哦,假如我除此之外无法为这个世界广泛造福,那我就还有一条路可走,即本着弟兄之爱的善心来教化和劝诫教民。 (Ebd.)
同样,他也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表达了自己 教化和劝诫 民众的雄心壮志,但他扮演的角色不是牧师,而是作家和诗人: 我不再温情满满地对单个的人倾注感情。我所爱的是整个人类……我想要发挥普遍意义上的作用……即让全人类变得更好。 (MA II,507f.)
去瑞士的希望终成泡影。1793年夏末,施托伊特林给荷尔德林发来一个让他颇为动心的职位信息,因为不是别人,正是席勒在为夏洛特·封·卡尔布 [1] 的儿子在下弗兰肯地区的瓦尔特斯豪森寻找一位家庭教师。这是多么千载难逢的机遇!荷尔德林可以到那里去,结识席勒公认的知己兼女友夏洛特·封·卡尔布,在她那里接近席勒这位大师。另外,耶拿也离得不远。可能情况下,还可以将两个计划结合起来:其一是担任家庭教师,赚取一份薪资;其二是在耶拿赓续大学生涯,以学生甚至也可能以讲师的身份。荷尔德林开始浮想联翩。
其时夏洛特·封·卡尔布已经声名鹊起,人称诸位伟大作家的缪斯女神,从席勒到让·保尔 都曾被她激发出创作灵感。荷尔德林也深受她的吸引,至于夏洛特,正如她的书信所展示的,很快也对这位只比她小几岁的诗人萌生强烈好感。
夏洛特受过良好教育,醉心梦幻而无法自拔,是马沙尔克·封·奥斯特海姆 家族的男爵小姐。她自幼父母双亡,被亲戚轮流抚养长大,住在各式宫殿和庄园里面,相当孤独而又内敛,生性忧郁。在她的回忆录中,这位年事已高、那时已经失明的老太太讲起她祖母的一桩轶事——祖母在她出生时高声叫道:“你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句话决定了她的人生,她写道。她不得不忍受命运的一连串打击:她景仰和爱慕的兄长溘然长逝;一个姐姐原本爱上了一个出身市民家庭的男子,但不得不违心地嫁给一位贵族,婚后不久就郁郁而终;另一个姐姐也早早地撒手人寰,生前同样婚姻不幸。夏洛特本人也被安排与一名并非自选的男子联姻。她的夫君是海因里希·封·卡尔布,曾作为军官参与法国军队在北美的协作战争,在拉法叶侯爵 的率领下抗击英军。卡尔布家族在18世纪80年代曾短期居住于兰道和曼海姆,其时席勒也住在那里。夏洛特爱上了当时已经声名显赫的席勒,对他崇拜有加。她的第一个儿子降生时出现并发症,当时是席勒到场帮忙医治。自那以后,夏洛特就视席勒为自己儿子的救星,而此时儿子就要受教于荷尔德林这位家庭教师。
在此期间,夏洛特与席勒之间的关系破裂,还酿成了一桩丑闻。席勒成亲之时,夏洛特陷入精神崩溃;在魏玛的一起社交活动中,她给席勒新婚宴尔的妻子制造了一场糟糕的局面,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后她跟席勒断绝了往来,要求他归还她写的书信,并销毁了他寄来的信件。她央求席勒帮她儿子联系一位家庭教师,那已经是双方重归于好整整一年之后的事。数年以后,席勒忆及他与夏洛特在曼海姆共度的时光,尽力对两人之间的交往做出公正的判断,在给她的信中写道:“那时候您把我灵魂的命运记挂心间,尊重我那点尚未开发出来、仍在与素材进行不确定斗争的创作天分。”(Schiller, Briefe ,525)夏洛特那时已经从席勒的创作起步窥见了他日后成为大作家的端倪,此刻同样期待荷尔德林这位家庭教师功成名就。
在1793年夏末的施瓦本之旅中,席勒再次与施托伊特林建立了联系;其实两人很早就已结识,但身为年鉴出版人的席勒更多的是把施托伊特林视为竞争对手。两人谈及的话题也包括家庭教师一事。令人震惊的是,席勒根本就不关心此事,因为他有着全然不同的挂怀。他想在垂垂老矣的双亲过世之前再见上他们一面,并把自己的太太带给他们看看。但他究竟是否还能进入斯图加特的领地,这还要打上一个问号,其原因是:假如他要再次踏上曾经为了躲避公爵而逃离的公国,官方对他的通缉令就还有效。在流亡期间,是帝国自由城市海尔布隆 为他提供了庇护。
1793年8月底,席勒正式请求卡尔·欧根公爵允许他踏上维滕堡公国的领地。公爵没有回应,但从他的宫殿里传出风声,说是席勒可能受到了冷遇。9月8日,席勒冒险迁居路德维希斯堡。在那里,他接见了前来拜访的荷尔德林。
席勒对这位年轻而又英俊的先生并非完全陌生,当时荷尔德林就那样羞涩地立于室内,因为他不敢落座。此前,席勒已经在施托伊特林的《缪斯年鉴》上读过几首荷尔德林的诗。这个年轻的硕士“并非没有诗歌才华”,席勒在给夏洛特·封·卡尔布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您肯定很中意他的外在。另外他也循规蹈矩,彬彬有礼。他的礼节给人留下了良好印象;但他看上去还不是完全沉着稳重,不管是对其知识水平,还是对其行为举止,我都不会期待尽善尽美。”(MA III,578)
在首次会面时,荷尔德林表现得非常紧张。他对偶像怀有的敬意使自己拘束不安。同时,他也担心自己的颂歌带给席勒的感觉可能是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荷尔德林自身并没有详细描述过他跟席勒的首次会面,只是在谈话中提过一次,说是与这位 伟大人物 的近距离接触让自己感觉 非常庄重 。(转引自Borcherdt,113)
在席勒的首肯之下,夏洛特·封·卡尔布接受了年轻的荷尔德林,聘任他担任自己十岁儿子的家庭教师。对此荷尔德林颇为高兴,主要是因为可以近距离接触席勒,并期望从他那里获得提拔。首次会面时,荷尔德林还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的相关愿望。半年之后,他才敢说出来。荷尔德林曾给席勒写过一封长信,主要讲述了自己在担任家庭教师方面做出的努力,还附上了自己在瓦尔特斯豪森旅行期间所作的一首题为《命运》的诗歌,请求席勒审阅后发表在《新塔利亚》上面。席勒同意刊发这首诗,后来它在1794年末正式发表,而当时荷尔德林本人对该诗已经全无好感,甚至几乎感到羞惭。荷尔德林在诗中述及迈向新岸的启程,即从图宾根搬到瓦尔特斯豪森的经历,并将它描述成赫拉克勒斯 命运的映射,而这一艺术拔高那时已经让他倍感难堪:
在最神圣的风暴中
我的囹圄之墙坍塌,
迈着更加优美和自由的朝圣步伐
我的灵魂走进那片陌生的领地!
此地鹰隼的翼翅常会流血;
等待着的还有战斗和痛苦!
你不懈地搏斗吧,
这颗被胜利滋养的心。(MA I,148; 诗行 81—88)
在荷尔德林来访时,席勒并未预料要跟一个饱受精神折磨的人打交道。两人会面后不久,席勒在给友人克尔纳 的信中写道:“我身上的这样一种顽症,……肯定最终也会征服我心中更为强大的勇气。我使出全部的抽象禀赋,用我所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之对抗,但还是无法固守阵地。……愿上天保佑,让我不要失去耐心,让时常被真切的死亡隔断的生命在我这里还能保留些许价值。”(Schiller/Körner, Briefwechsel II,104—105)
荷尔德林没有让自己遭受的痛苦溢于言表,与席勒会面时也把痛苦藏了起来,给席勒的印象是一个决绝、注意力集中、身体也绝非孱弱的人。整整一年后,席勒在耶拿还经常见到荷尔德林并且熟识起来,对其感觉同样如此。不过,荷尔德林留给席勒的羞涩之感始终未变。在与席勒交往的过程中,荷尔德林从来就没法表现自如。
1793年11月,来自瓦尔特斯豪森的一纸允诺抵达荷尔德林之处。他松了一口气,但只要他没有找到职位,就得担心教会监理会的介入。他开启了告别之旅,作别在图宾根和斯图加特的亲戚、妹妹和友人,与施托伊特林、诺伊弗、伦茨、谢林以及当时的著名诗人马蒂松 道别。正如马格瑙所写,荷尔德林“坐在床前、不穿马甲和靴子”,为马蒂松朗诵《致勇气守护神》这首颂歌,随后马蒂松心中燃起“激赏的火花”,倒在荷尔德林的怀中。(KA I,577)
最后,荷尔德林还跟他在图宾根的恋人埃莉泽·莱布雷特道别。他们之间的恋爱不是什么重要故事。埃莉泽是图宾根大学总务长、神学教授莱布雷特的女儿,是众多大学生的梦中情人。荷尔德林在来到图宾根的第二年爱上了她。他思念了她半年之久,随后他们才走到一起。荷尔德林身边不乏竞争者,而埃莉泽让他感受到了这一点。当然他也为此深受折磨。在最后获取埃莉泽的芳心时,他就把喜悦之情写入了几首《致丽达》的系列诗歌,在诗中即刻把整个世界拥入怀中: 丽达,看吧!令人陶醉地缠绕/爱的宇宙牵住造化之手,/天地变换,忠实相连,/声响和灵魂联结着爱的纽带。 (MA I,102)这一情愫在其后的九节诗歌里绵延不绝。不过,两人之间的感情很快冷却。但是战胜其他竞争者这一因素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于是这段关系又延续了一段时间,即便处于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得知消息的母亲乐于见到这样一段关系,因为埃莉泽出身名门,是个理想的结婚对象。母亲为这事对儿子纠缠不休,但是到了荷尔德林跟女友的关系已经进入冷却期的1791年6月中旬,他给母亲写信说道: 趁此机会我不得不告诉您,很长时间以来我就打定了永不结婚的主意。 (MA II,473)在他跟露易丝·纳斯特分手的时候,给出的也是同样的理由:他情绪变化不定,立志在诗歌创作上扬名立万,要做一些没有进一步说明的 规划 ,尤其是根本就抗拒婚姻和家庭生活。
1793年12月,荷尔德林跟女友分道扬镳。这段恋爱故事对他几无后续影响,对埃莉泽显然也没有,因为她很快就在下一任男友身上找到了慰藉,并最终在1798年跟他终成眷属。趁此机会,埃莉泽通过荷尔德林的弟弟卡尔发出要求,让荷尔德林归还她写给他的书信。在对卡尔问询的回复中,荷尔德林相当详尽地描述了与埃莉泽之间的故事在这期间带给他的感受,尤其是这段经历给他个人性格发展带来的影响: 按照你接受的委托,我应当寄送给你那些信件,它们想必是保存在尼尔廷根。我在这里没有找到。我懂得自己的内心,知道事态肯定会按其轨迹发展。在我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心灰意懒地消磨掉了某些可亲的时日,因为我不得不忍受轻慢和蔑视,只要我不是唯一的一个求其芳心的人。后来我得到并给予殷勤美意,但不难觉察的是,我忍受的那份本不应当的痛苦中的首个深切的兴趣已经消失。在我来到图宾根的第三年里,关系就结束了。剩下的东西只是流于表面。 接下来,荷尔德林写了一句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评论: 我已经失去得够多了,在图宾根的最后两年里,我生活在这样一种毫无兴趣的兴趣之中。因为悄然潜入我性格中的轻佻,我已经失去甚多,唯有通过无法言表的痛苦体验,我才能再次从这份轻浮之中抽身而出。 (1798年2月12日;MA II,682)
荷尔德林的 轻浮 ?这肯定是一个让弟弟卡尔觉得全新而又惊奇的印象,因为兄长在他眼中从来都是一个非常乖顺,而且颇具教育意义的榜样,而他迄今尚未注意到兄长还有这样的一面。至于这一 轻浮 后面隐藏的意味深长,有人猜测荷尔德林是在影射他跟住在瓦尔特斯豪森的夏洛特女伴威廉明妮·基尔姆斯 之间的绯闻,据说她还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一点后文还将展开详述。
母亲给荷尔德林置办了很多行头。他于1793年12月中旬启程,先是步行到斯图加特,再于当月22日从那里乘坐邮车前往纽伦堡。在致诺伊弗和施托伊特林的信中,他说自己一路上紧闭双目, 让你们的身影以及其他我觉得可亲可爱的场景在眼前浮现。 (1793年12月30日;MA II,513)他在纽伦堡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在那里碰到了路德维希·舒巴特 ——他是著名的大舒巴特的儿子,时任公使馆秘书,还是一位与文学圈建立了友好关系的业余作家。因为荷尔德林与施托伊特林达成一致,要帮助继续推进暂时已被禁止、由大舒巴特负责的《编年史》的出版工作,于是就利用这个碰面机会,与小舒巴特商谈了这一计划,不过并没有产生具体结果。荷尔德林又一次从纽伦堡出发,经停埃尔朗根抵达班贝格。这段路险象丛生, 因为有盗窃团伙出没, 在附近胡作非为。一路上,一名骑兵为邮车保驾护航。政治动荡也引人注意,为了抗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法国的入侵,政府下令 在法兰克—普鲁士公国征召6万名将士入伍 。诏令引发了多场暴动。荷尔德林在科堡亲见了被激怒的市民如何殴打 民兵 ,而储备物资的仓库又如何被抢掠一空,随后付之一炬。他在写给母亲的旅行报告中没有谈及这些场景,但写信给友人时还是带着些许同情详细描述了以上情况,还描绘了城市新贵如何被人暗示自缢离世。(MA II,514)
12月28日晚,荷尔德林抵达瓦尔特斯豪森。卡尔布的庄园位于高坡之上,山脚下是一个小村庄。卡尔布一家还没做好迎接这位新任家庭教师的准备。夏洛特当时还在耶拿,错过了为荷尔德林接风洗尘。夏洛特的丈夫、那位少校友好地招呼荷尔德林,只是前任家庭教师尚还留驻府邸,这是唯一让荷尔德林不适的地方。 少校尽其所能地安慰我,让我不要把当时的紧张局势放在心上 (Ebd.),荷尔德林在给诺伊弗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一切都被描绘得何其美好:风景宜人,房屋华美,自己的房间被布置得舒适而又雅致,下弗兰肯的餐食意想不到地可口, 好喝的啤酒 让他忘了 内卡河畔的葡萄酒 ;附近有一间整饬美观的小教堂,里面有位温良的牧师给他布道,以免他忘却了相关知识;雇主家里有一位待人友好的少校,还有一名让人情不自禁地 心生喜欢 的学生。(MA II,515)荷尔德林在信中说,乡村的宁静让他觉得舒适。他每天的作息安排是: 早上7到8点有人把咖啡送到我的房间,直到9点的这段时间由我自己安排。9到11点是上课时间。12点后用午餐……午饭后到下午上课之前的安排跟晚间一样,可以去少校那儿也可以不去,可以跟小朋友外出也可以不去,工不工作都由我自行决定。下午3到5点我又要授课。其余的时间都是我自己的。 (1794年1月3日;MA II,515)
自从离开邓肯多夫以来,荷尔德林实际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充足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这成为他新的挑战,因为现在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这一自由开启新的征程。
[1] Charlotte von Kalb(1761—1843),娘家姓Marschalk von Ostheim,1784年在曼海姆结识席勒并与之相恋,但两人最终分手。与歌德、荷尔德林也有往来,1796年又与让·保尔结下友谊,后者在作品《泰坦》( Titan )中以她为人物原型塑造了琳达(Linda)的形象。夏洛蒂本人创作有《回忆录》( Memoiren ,后于1879年出版)和小说《科尔内利娅》( Cornelia ,后于185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