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图宾根神学院。学习的兴趣。荷尔德林研习康德和斯宾诺莎。理智，以及心的根基。爱的宗教。友盟和“神的王国”。黑格尔。谢林。神学院里的革命热情。“勇气守护神”。

1788年10月1日，荷尔德林搬进了图宾根神学院。他在那里度过了五年光景。在这段时期，针对母亲要求他必须成为牧师的愿景，他从未停止抱怨。在此期间他也打开了哲学的大门，从哲学出发来检验和修正自己的宗教信念；同时，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也影响了他。在与黑格尔和谢林这两位同窗结成的友盟中，荷尔德林对哲学、宗教和政治的热情受到进一步的鼓舞。当时他也有一段新的恋情浮出水面，不过并无明显余波。对他来说，第一要义还是——诗歌。

在神学院求学期间，荷尔德林推出了几首精神辽阔的颂歌，以及长篇小说《许珀里翁》的首部草稿。1791年，他的几首诗歌发表在施托伊特林的《缪斯年鉴》上。是否能专职从事诗歌创作，这一点是荷尔德林所怀疑的，但他对其诗人使命深信不疑。

图宾根神学院里聚集着地方神职人员家庭出身的精英学生，他们享受奖学金的资助，但如果自行决定以后不从事神学相关职业，就必须退还。学生承受着留在业内的巨大压力，这一点荷尔德林也有感触。

神学院处于图宾根大学和教会监理会的管束之下。此外，公爵本人还照管着修道院里的情况，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因为他日渐担心的是，神学院里的年轻学子可能会受到革命热潮的感染。

就跟在邓肯多夫和毛尔布隆一样，在图宾根神学院也有古老而严格的校规，它们约束着学生的朝夕共处。对茶、咖啡和烟草的享用是禁止的，或者实行限制；不允许骑马出行、溜冰和携带武器。服饰穿着也有相关规定。也不容许在酒馆逗留，或者翩翩起舞。当然，并非所有规则都严格遵守。神学院的主管、施努雷尔教授是位自由主义人士，给予“神学院学生”一定的自由空间，这引发了公爵的愤怒。在1790年的一份公爵诏书中，学生遭到如下谴责：“对神学玩世不恭，反感神父职业，向往轻佻和安乐的生活方式，放肆不羁，有着错误的自由思想，缺乏生活之道”。（转引自Böhm，21）公爵对这一挞伐还不满足，他踏入神学院视察，有时候还不提前告知。但这不能阻止学生的自由空间日益扩大，于是有些当地居民觉得这太过分了。“在图宾根的各家酒馆，”当时有报道声称，“会遇见成群结队的神学院学生，他们五六十人一伙，身着修会制服，一只手端着啤酒杯，另一只手拿着烟斗。有些打保龄球，有些玩塔罗牌，有些骂骂咧咧，有些扭打一团。”（转引自Böhm，22）见此情形，可能也无法想象这就是将来牧师的样子。相比之下，荷尔德林属于那个乖巧听话的群体，几乎从来不犯什么过错。

荷尔德林主要对神学院里的外部条件不满意。在给母亲的信中，他抱怨阴冷、狭窄和昏暗的房间，还有糟糕的伙食和发酸的葡萄酒。在给妹妹的信里，他对她讲述漫长的等待期之后终于迎来的搬家：他搬进了宽敞明亮、有供暖设备的房间，这对他来说不啻为天大的幸福。这里美好如斯，他写道，而且还能跟黑格尔和谢林同住一室。（MA II，462）

在神学院内，不光是对外在纪律采取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主义，此外还存在精神上的自由空间，尽管对学业有着管控和规定。对此负责的主要是帮助学生准备毕业考试的教师，亦即自己也刚刚完成学业、朝着教授职位奋进的年轻讲师。这个群体为神学院注入了时代精神。那些年轻教师，尤其是康茨和迪茨，引领荷尔德林进入哲学的殿堂，尤其帮助他了解康德、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还有古代及其诸神的世界。这些精神领域的发现给他带来幸福感。他给妹妹写信说道：听我说啊，里克！这是件奇妙的事！学习知识的心愿可以吞噬任何其他愿望！（MA II，462）

学习的愿望首先体现在哲学上面。按照官方的教学计划，大学的头两年就是专注于哲学知识的学习。现在已经不像原来那样，要求按照过时的形而上学的教科书讲授，因为康德哲学引发的“思考方式的革命”在图宾根也呈现出来。不仅年轻讲师们被它震撼，就连当地哲学家中的学科权威——弗拉特教授也把康德置于自己教学任务的中心，即便一开始不无批判性保留意见。

荷尔德林如此勤奋地研读康德作品，以至于同学和朋友们告诫他不要把抽象的理念“披上诗歌艺术的外衣”（ Hölderlin-Handbuch ，90）。荷尔德林在图宾根的毕业证书显示，他对于近代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一直都在刻苦攻读”（MA III，579）。荷尔德林满怀期待，半是好奇半是害怕地接近康德，他习以为常的信念大厦，尤其是宗教信仰方面的，可能会轰然坍塌。

事实的确如此：康德横空出世以后，不仅是对荷尔德林而言，整个德意志地区的精神生活都跟以前大不相同。康德划时代的抨击针对的是对上帝和世界毫无经验的推测。康德主要着眼于质疑思想的所谓“先验性”，即那些一贯为上帝、人类、世界秩序和灵魂不灭性等形而上学奠定基础的原则。尽管康德也找到了基本的确立点——空间、时间和因果性，但是据他所言，以上元素只是操控我们经验性的体验，而再也无法创立形而上学。正是这样的一记重击，让形而上学的大厦轰然坍塌。

这是一场巨大的祛魅。尽管如此，形而上学那里外在的秘密变得更加隐秘，因为我们此时再也无法知晓空间和时间“本身”到底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同样适用于因果性：它是我们知性的图式，借此我们组织所体验的材料。至于因果性“本身”是否存在，我们也不知道，而且也完全无从知晓。当然，康德否认的不是外部世界的独立存在，但其“本身”是什么，我们无法认识。他称之为“物自体”。

康德证明，不只是空间和时间，而且因果性也只是我们知性的一个原则，对现实“本身”无法做出答复；由此，几百年以来理性地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证链也就断裂了——而它们曾经如此严丝合缝，无一例外地从因果性的指导思想出发，把上帝假定为第一原因。康德摧毁了这样的形而上学，但借此还尚未对上帝本身的存在下什么定论，而只能确定其存在无法用理性的手段加以证明和理解。

研读了《纯粹理性批判》中理性地证明上帝存在宣告失败的相关章节之后，荷尔德林在1791年2月提笔给母亲写信，汇报自己的思想发展历程：我很快意识到，有关上帝存在以及长生不灭的理性证明是如此的不完备，以至于它们有可能被敏锐的反对者完全……推翻。（MA II，468）他对康德的论述到此为止，接下来又开始谈论斯宾诺莎；因为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的著作《论致摩西·门德尔松先生信札中的斯宾诺莎学说》，该哲学家被人从遗忘中再次发现，突然间又被众口相传。荷尔德林也研读过这本书，并且做了摘录。在上文引用过的致母亲的信中，他继续写道：在这段时间，我偶然得到了他人论述斯宾诺莎或是他自著的书籍 —— 他是来自上个世纪的一位伟大而高尚的人，按照严格的概念来说又确乎是一位上帝否定论者。在我看来，如果用理性、用那种被心灵摈弃的冰冷理性仔细考察，如果想解释一切，就必定会得出他的那些观点。（MA II，468）

荷尔德林把斯宾诺莎称为“上帝否定论者”，那也只是发生在从母亲的视角出发的情况下。他本人清楚地知道，斯宾诺莎这位出身于阿姆斯特丹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的后代并没有否定上帝，而是将其与自然等同起来。上帝是“一和万有”，并非游离于世界之外，而是身处其中。按照斯宾诺莎的称呼，上帝就是世界的“实体”。人类本身也属于这一实体，但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是认为自己属于整体中的单独部分。这一错觉必须借助严格的思考加以消除。在斯宾诺莎看来，仅是这一思考就会让我们沉入整体的崇高现实里，进入上帝与世界的一体当中。当然，这一切都跟基督教正统观念相去甚远，其实是跟所有的启示宗教远隔山海。这是一种严格而又理性的泛神论。荷尔德林被斯宾诺莎的个人性格及其严格意义上的理性思考的虔诚深深吸引，而这一虔诚在斯宾诺莎这位大师的笔下如是呈现：“在经验告诫我构成生活寻常内容的一切都空洞无意义之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对此展开研究——是否存在什么真实的事物，……借此我……可以恒久地享受稳定而又完满的喜悦。”财富、荣耀和感官享受都不能催生“真实的事物”，能够发挥这一作用的只有“将精神与自然万物连接起来的……一体性的认识”（Vorländer， Quellentexte IV，154）。

荷尔德林惊叹于斯宾诺莎的魄力，钦佩他可以坚持己见而与公众信念中的，以及宗教共同体中的立足点分道扬镳。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区视他为异教徒，对他实施迫害。他不得不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于是隐居起来，靠磨眼镜片维持生计。

有关“将精神与自然万物连接起来”的一体性的认识真能支撑生活，并给予生活宁静乃至幸福？斯宾诺莎就敢于做出这样的论断，因此荷尔德林也把他称作伟大而高尚的人。在斯宾诺莎看来，思考和认识确实是一种消解恐惧的力量。它们给了他潜在性的影响，年轻的荷尔德林也无法逃脱这一影响。不过，在基督教形而上学领域，一般而言，大行其道的是以下原则，即只有爱可以抗衡对世界的恐惧。对世界的信心建立在造物主之爱的基础上。正如上帝之爱从无之中创造了世界一样，被爱以及由此受到肯定的经验可以避免让人陷入空无。比之这样的信念，思考最后就居于次要位置。然而，斯宾诺莎完全依赖思考。

这一点正是荷尔德林与斯宾诺莎不同的地方。原因是荷尔德林不想放弃爱的支撑感，即便斯宾诺莎把自然视为精神和物质的合一、上帝和尘世的一体的思考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这样的愿景下，自然还保留了宗教的余温，而它又让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泛神论的风行成为可能，这一点在赫尔德、歌德和谢林身上也有明显体现。他们都曾受过斯宾诺莎的启发，但是都把充满创造力的生活归还给自然，而斯宾诺莎则从自然那里夺走了这一部分。在他看来，万物都已经成形，是业已圆满的存在，其排列颇有理性。但是，赫尔德、歌德和谢林的泛神论思想强调的是生成。在他们看来，存在就是不断地生成，而斯宾诺莎则把生成看作静止的存在，是一向聚集在实体之内的事物在时间上的发展变化。

荷尔德林接触了康德思想意义上的“思考方式的革命”，以及斯宾诺莎的泛神的理性主义，这对他来说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荷尔德林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在进行了这样的思考后，他的相关认识得以保留，认为在尝试着解释万事万物之时，心灵一如既往地冰冷而空虚；他继续写道：然而我信仰的是心灵，对永恒和上帝的期盼与这一信念毫不抵牾。我们怀疑得最多的，不正是自己期望的吗？……谁能帮助我们走出迷宫呢？ —— 是基督。他用奇迹来展现他就是自述的那个人，展示自己就是上帝。他如此清楚地向我们传授神的存在、爱、智慧以及神的万能。他必定知道存在一位神，以及何为上帝，因为他与神性非常紧密地连在一起。他就是上帝自身。（MA II，468f.）

与理智相比，心灵有着不同的根基。因为心灵的作用，荷尔德林尚还信奉耶稣基督，他承认，他信奉这个历史上曾出现的、起过作用的人的神性。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本有，它不属于以形而上学方式构建起来的，或者可以理性预计的存在的逻辑，因此对荷尔德林来说，它超出了康德认识论或者斯宾诺莎理性泛神论的范围。

在荷尔德林心中，耶稣基督的神性是通过什么来证明的呢？是通过基督已经创造出来的奇迹。

这一答案可能来自内心，但同时也体现了当时权威性的图宾根神学观，尤其是戈特洛布·克里斯蒂安·施托尔的观点——其人是《新约》全书研究权威，就连康德谈论他时也会致以崇高的敬意。正如荷尔德林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的，施托尔将耶稣传递下来的奇迹阐释为其神性的明证。不过，对这些本来就不是什么公认事实的奇迹，也只能相信。人要通过这些奇迹信奉耶稣基督，以便接下来认识以下事实：人必须事先信奉基督，然后才能相信其奇迹。如此一来，信奉基督岂不是更简单吗？原因不在于他创造了令人将信将疑的奇迹，而是因为他自身就是奇迹，亦即一个充满神性的人，他可能会用爱来感染和改变其他人。这一感染难道不是基督本人就是奇迹这一事实的证据吗？

荷尔德林把基督解释为爱的代表，借此谨小慎微地向母亲表露了自己的上述思路。在荷尔德林、谢林和黑格尔这个友人圈内，他们以一种更为开化的、与正统观念形成强烈对比的方式讨论问题，认为重要的不是据说基督已经创造出来的各种奇迹，而在于他自身就是奇迹——作为神性之爱的代表，由此也是和解的力量。

这些友人有一个暗号，叫作“神的王国”。从神学院毕业之后，他们仍在通信中用此暗号称呼彼此，目的是提醒对方忠于青年时代的梦想。这里指的不光是宗教上的梦想，也有政治上的，因为“神的王国”对朋友们来说不仅是未来的愿景。它在此刻就该具备当下性，成为那些被爱团结起来的世人的共同体，而这种爱可以通过基督跨越时间，在今天感化和改造世人，并在此过程中找到一种政治形式。

在黑格尔的早期札记中，可以找到这三位友人视为爱之宗教的印记。这种从基督所在的远处像磁体一样发挥引力作用的“爱”是什么意思呢，黑格尔这样设问并做出如下回答：它唤醒了我们的、再也不能被世俗权力束缚的自由，为我们开启了通向生命的当下丰裕的大门：“爱对生命之丰裕的获取，发生在所有思想以及灵魂各个方面的交换之中，其方式是寻找永无止境的区别、探寻无穷无尽的结合，求助于自然的整体多样性，以便从每一个生命体中啜饮爱的琼浆。”（Hegel I，248）

早在神学院求学时期，黑格尔就梦想写一本有关耶稣和爱之宗教的大部头著作。他跟荷尔德林和谢林一样，把信仰的概念贬斥为低级的知识，抑或对权威的屈服。对黑格尔来说，信仰是自由的精神，它与被信奉者活生生地相连。就像只有精神才能认识精神一样，只有信仰神性的人自身才会拥有神性：“在被他信奉者中间，他重又找到了自己的天性，即便他意识不到被找回的可能就是自己的天性。在每个人心中，那就是光，就是生活。他不会被光照亮，就像黑暗的物体只会承载外来的光亮一样；他自己的燃料燃烧起来，自成一团火焰。”（转引自Rosenkranz，58）基督信仰发挥的作用，就是让人心中的神性自我燃烧。

比起友人黑格尔，荷尔德林还没有如此清晰地谈及人心中的神性“燃料”，无论如何，他给母亲写信时都不会谈到这一点，避免与官方的宗教教义明显决裂。但是在哲学家的友盟内部，这一“火焰”已经燃烧起来。

1788年10月，黑格尔从斯图加特出发，跟荷尔德林一起进入神学院。在申请年级即“定位”的时候，黑格尔排在荷尔德林前面，这让荷尔德林颇为懊恼。不过他俩很快就结下友谊，一起远足，有一次还去了维尔姆林格礼拜堂，从那里可以将施瓦本地区的迷人风景尽收眼底。后来，黑格尔还津津乐道地回忆这一经历：低矮的山丘，伟大的共同梦想。

黑格尔出生于一个高级公务员家庭，就读于斯图加特文理中学期间，就经常是年级冠军。他尤其对历史和古代文学感兴趣，对这两个领域的知识也了然于胸。他几乎不关注当下的文学形势，对当时的政治事件倒是颇多注意，比方说地方特权等级代表与公爵之间的纷争。他会阅读一切可以读到的报纸。因为巨大的阅读欲望，他还落下了恶名。他所有的零花钱几乎都用来买书，一周多次去公共的公爵图书馆，在那里自行涉猎众多学科的知识，把详细的摘录写在不同的草稿本上，分门别类地保存起来。直到生命终结，他一直保留着这些逐渐扩充为一部巨幅百科全书的文件夹。早在文理中学以及后来的神学院求学期间，因为仔细、系统化而又不遗余力地积累知识，黑格尔就为自己赢得了至高声誉。

黑格尔给同窗们的印象，就是一个友好的、不那么自负、深思熟虑的人，沉稳内敛、从容不迫。荷尔德林对黑格尔的印象也是如此，对这位与狂躁不安的自己构成平衡的友人心怀敬意。很多时候你曾是我的导师，神学院求学时代结束几年以后，荷尔德林写道，每当我的情绪让我变成一个痴傻的男孩之时。（MA II，635）

黑格尔给人的感觉比他的实际年龄更为成熟。有个同学曾在学生留念册上给黑格尔画了一幅漫画像，画中是一个弯腰曲背、拄着拐杖的人，旁边写了一行字：“上帝襄助这位老人。”黑格尔不善言辞，会在相关场合主动让位给他人，而不会感觉自己受到冷落。他看重社交，就连低质量的也不例外。据说，有一次他醉醺醺地从酒馆回来，朋友们不得不将他藏起来以便逃过处罚，而这时候年龄最大的舍友朝他喊道：“哦，黑格尔，你肯定把自己全部的心智也喝了个精光。”（转引自Gulyga，17）这桩轶事不仅暗示黑格尔酗酒，而且表明大家一开始并不怎么看重黑格尔这个安静的家伙，更倾向于低估其智识水平。他在平常的交往中并没有多大动静，故而大多数人都对他这个昔日同窗后来能建功立业大感震惊。大家就是不相信他能取得如此建树，即便他在“定位”时确实一向跻身前列。对其行为的评价却从起初的“良好”等级降至“合格”，直到式微成“差”。这要归因于黑格尔经常光顾酒馆，因为除此以外他非常善于交际、乐于助人。早在那时，他对客观性的孜孜以求就颇为引人注目。他试着不受制于自己的情绪，让他人发挥各自的个性。

黑格尔安静得几近迟缓的性格让他跟友盟中的第三个人——谢林尤其形成鲜明对照。谢林1790年秋进入神学院，在这之前，正如上文所述，这个神童跳过了在邓肯多夫和毛尔布隆求学的经历，在特许下15岁就进入了大学。他很快就加入了荷尔德林和黑格尔的圈子，共同研读柏拉图和康德。起初哲学还没有在年轻的谢林心中激发兴趣的火花，更吸引他的是语文学、考古学和神话史。但他也翻开了雅可比讨论斯宾诺莎的那本书，这就是他后来成为哲学家的机缘。还在神学院求学之时，他就在1794年写过一篇甫一发表就引发轰动的论文，题为“论作为哲学原理的自我”，讲述了自己热切转向哲学的经历以及难以遏制的雄心壮志：“ 雅可比，我希望掌握柏拉图的语言，或者是其志趣相合者的，以期把绝对的、永恒的存在与每一有条件的、可改变的实存区别开。但是我发现，如果这些人想谈论不可改变、超感觉的东西，他们自身也要同自己的语言作斗争。于是我认为，我们心中的那些绝对者不会被人类语言的只言片语束缚，只有我们心中自行获得的智性直观才对我们的语言断片有所助益。”（Schelling I，106）

至于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没有什么是比“绝对者”更微不足道的了，年轻的谢林就是这么毫不谦虚。跟黑格尔与荷尔德林一样，谢林也相信爱的和解力量，相信“神的王国”，友盟内部的惯用语就是这么说的；跟黑格尔一样，谢林也打算写一本有关耶稣生活的著作。谢林也是一个很早就对哲学倾注极大信任的人，他相信哲学可以驾驭一切，当然前提是人真的自主展开思考。这被他称为“我们心中自行获得的智性直观”。这里指的不是建构、推导和演绎，更多是指本能、沉入冥想和默观。这些是谢林偏爱的精神活动，借此他想靠近“存在”的秘密；而这些行为跟友人们想要建立的“神的王国”也相当合拍。

还要对这个充满恶兆的惯用表达多说几句。这三位友人使用这一表达，当然不是从希望获得未来救赎和补偿的正统信仰的角度出发，而是关注当下的更新这一层面。“神的王国”应该在人发现以及发展其最优潜能的那一刻开启，不管那是爱的潜能，还是正如年轻的谢林所认为的，是“智性直观”的潜能。这是可能具有多种意义的绝对者的一场共同经历。无论如何，自由属于其列，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当然也不例外。当时也没有其他办法，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在神学院里亦可窥见——革命引发了强权代表者的忧虑和恐惧，却给诸多其他人士带来了兴奋和希望。在这个政治激荡的时刻，对几位友人而言，“神的王国”也就有了政治意义。他们也称之为“看不见的教会”。“理智和自由一直是我们的口号，”黑格尔写信对谢林说，“而我们的纽带一直是看不见的教会”。（1795年1月；Hegel， Briefe I ，18）

在神学院里，以荷尔德林、黑格尔和谢林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俱乐部”，成员们在那里翻阅法国报纸、阅读政治著作，并展开讨论。圈子里年龄最小的谢林成了首领，他曾将《马赛曲》译成德语的经历也遭到了质疑。被敲响了警钟的公爵曾视察神学院，要求与谢林面谈，据说当时谢林颇为圆滑地答道：“殿下，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都有过失。”（Tilliette，Schelling，19）黑格尔、荷尔德林和谢林在内卡河河谷栽种了一棵五月树，尽管相关报道层出不穷，但也许这只是一个精巧地臆造出来的故事。业已证实的是，神学院学生与在毗邻的罗腾堡宿营的贵族移民打架，并把革命军队里的一名战败的士兵藏匿起来。

图宾根神学院的学生阅读每一份可以弄到的报纸，以便了解在法国发生的各种大事，毕竟他们意识到彼处正有大事发生，其世界历史意义毋庸置疑。那是早在发生的一瞬间就散发出神圣光辉的事件，被解读为一个新时代诞生的原初景象。事件还未发生，四处就传得沸沸扬扬——在风景如画的图宾根也是如此，它们被视为世界大戏，值得预订观看：第三等级的代表组建了国民议会，在6月20日举行网球厅宣誓；7月14日首次攻占巴士底；私刑肆虐；首批贵族被吊死在路灯上；国民军组建起来；7月17日，法国国王首次投降，在国民军面前鞠躬并摘下徽章；随后革命风暴席卷了全国，致使国家权力处处分崩离析；“大恐惧”随之而来，举国紧张不安；作为古老法兰西帝国“门面人物”的贵族纷纷出逃；最后国王也流亡在外，随后又被囚禁起来，直到被送上断头台。公众和市民的普遍权利以庄严肃穆的方式出台，昭告天下。

随着这场大革命的发生，差不多就在一夜之间，在法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产生了新的政治理念。此前政治一向被视为宫廷特权，现在却已成为众人可以念兹在兹的一项活动：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此前由宗教、必要时还由哲学负责解释的人生意义问题，现在交由政治解决；对世俗化进程的推动把所谓的“最后问题”转变成了社会政治问题：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政治口号，其宗教来源几乎无法否认，因此罗伯斯庇尔也差人上演了一场政治理性的礼拜仪式。三位友人对其同盟的称谓——“看不见的教会”用在这里也颇为合适。

1789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改变了众人对历史进程的认知。从事件中突然生发出了历史，它以一种咄咄逼人或是撒播希望的方式临近，对荷尔德林来说当是后者。不过，在写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中，他对那些事件更多地表达了一种受其威胁的感受，只是小心翼翼地暗示了自己对革命的赞同。

1792年春，公爵下令在校规上进一步强化对神学院的严格管控，以遏制支持革命的浪潮的传播，这时候荷尔德林写信给妹妹说：如果相关校规就这样确立下来，导致没有哪个理性的人可以在不放弃自己尊严的情况下遵守它们，那我将会感到遗憾。（1792年2/3月；MA II，479）据他所言，他像其他学生一样下定决心，要在情况不利时离开神学院，在别处满头大汗地挣钱度日。他第一次在信里用充满激情的话语暗示了自己的反叛思想：我们必须给父国和世界树立一个榜样，证明我们来到世间不是为了被人随心所欲地对待。（MA II，480）荷尔德林知道这封信也会被母亲看到，于是又补充了一句：“美好的事物可能总会希望得到神性的庇佑。”（Ebd.）不过，神学院校规对纪律约束的强化差不多一年之后方才成形，其时荷尔德林在那里的求学本来也接近尾声了。

1792年4月20日，在奥地利的领导下，抗击处于革命进程中的法国的首次反法同盟战争拉开帷幕。包括维滕堡在内的、与法国毗邻的各个诸侯国不得不做出卷入战事的打算。在这一形势下，荷尔德林又写信给妹妹：相信我……如果奥地利取胜的话，我们的日子就不会好过。诸侯会滥用暴力，那将会是可怕的行为。相信我说的这一点！为法国人 —— 人类权利的捍卫者祈祷吧。（1792年6月19—20日；MA II，489）此处，荷尔德林支持法国的清晰立场可见一斑。几年后，当法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呈现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苗头时，他仍然保持着对昔日革命先驱之国的信任。

甚至是面对母亲，荷尔德林都表露了自己对法国的信服态度，即便表达得更加小心谨慎。他在信中让母亲不要担心：变化在我们身上也会发生，这是真的，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但是谢天谢地！我们不在那些人之列，那些被剥夺了越界权利的人，那些因为暴力和压迫行径可能遭受惩罚的人。（1792年11月；MA II，493）也就是说：没有犯下过错的人，也就没什么好畏惧的。他写下这番话是为了宽慰母亲，但接下来又怒气冲天地笔锋一转，而且好像忘了作为收信人的母亲更偏向奥地利一方，他完全是在为法国人的英雄气概高唱颂歌：如果必须的话，向父国献祭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也是一桩甜蜜而又伟大的事，如果我是其中一位英雄的父亲的话，……对于我想为他抛洒的每一滴眼泪，我都会义愤填膺。（MA II，493f.）

荷尔德林在书信中为革命英雄高唱颂歌之时，还有一首诗横空出世，题为《致勇气守护神》。这首颂歌分为三节，每节三组。第一节颂扬了大无畏的英雄行为：一如此时置身青春的战场/英雄伟力与自然较量！/啊！就像精神被美妙的胜利/迷醉，而忘却了可怜的终有一殁！（MA I，151；诗行17—20）

不过，为了更好地展示英雄之举，第二组同样述及了英雄之言。这些话语可以证明其英勇无畏：

我常听到你的武器轰鸣作响，

你这勇气守护神！我还祈望

倾听你英雄人民的神奇事功，

这常会让我厌世的心变得坚强；

但你在沉静的守护神周围越发友好地勾留，

那里，一个艺术家的世界大胆苏醒，

那里，围绕那看不见的尊神

高贵的诗魂编织面纱。

（同上；诗行 25—32）

宏大事件发生，为此必须以辽阔的思想作诗，荷尔德林这样想。对他来说，颂歌时代已经来临。